勿隨政客的腳步起舞

    作為領導人的人最大的過錯就是結合曾被自己棄置的人來共同防範被自己任用的人；使曾被自己棄置不用的人與被任用的人相互仇恨。領導人以為這樣可製造出一種“恐怖平衡”，使已被自己授權任用的人不致運用權力來反噬自己，也令曾被自己棄置的人仍存有再受重用的幻想，而甘心被利用作為工具；其實往往領導人這種拙劣的構想是會被看破的，反而因此被“工具”要脅利用。
    領導人如果不依法制來約束臣下，那麼就容易形成兩派人馬各立山頭，相互憎恨的分裂形勢，這不利國家與社會的發展。同黨之間相互恭維吹捧，隱惡揚善，設立派系間的潛規則，如此作的目的就是拉幫結派壯大自己派系的聲勢；違法亂紀，專斷獨行，都是為了使“同志”獲得利益，使“政敵”遭到打擊；而在領導者面前竭盡所能的假裝忠誠老實，好獲得青睞授予更大的權力。這便是為臣子之人劫奪政權的三種作法，所以作為領導者就更要遵守法制，不能憑好惡專斷任使，這叫作明法。
    今天已是民主時代，古時候的領導人變成了今日手中握有選票的選民，如果我們的中心思想是動搖的，那就會使不肖的政客有機可乘另立山頭攫取政治利益，他們就如上述所說的，黨同伐異，違法亂紀，巧言佞色；使我們的社會分裂，價值觀混淆，阻礙進步。
    近來的社會現象正說明了這種情形，譬如油電雙漲，分明是國際油價的持續高漲影響了國內的能源價格，卻非要把欠缺效率的國營事業揪出來作為“凍漲”的理由，而根本不顧原料上漲的成本因素，使“凍漲”的負面影響由全民買單；人民實際要認清的就是欠缺效率的國營事業難道是人民交付監督的結果嗎？在平時以各種理由向國營事業“勒索”，而到了檢討的時候，都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還佯裝清高痛批其中的浪費；如果我們隨著這些政客痛責國營事業員工的高福利時，也該有人請問那些負責監督的民意代表，他們難道這時才發覺國營事業的員工福利不符社會觀感嗎？這些究竟是“尸位素餐”，還是“同流合污”不都該一併檢討嗎？所以人民要明辨是非，不要隨著政客起舞。

鍋的比喻

    韓非子主張減少建設，因為建設會使人民更增勞苦，而掌握權勢的臣子就因而更加作大；他們一旦從建設中嘗到了增加權勢的甜頭，就會反復的要求建設，而且愈來愈增加建設的項目，則擁有權勢者也就更加富裕了。以勞苦人民來富裕有權勢之人，讓有權勢的人找到膨脹自己的理由，當然不是天下長久的利益。減少建設使人民安定，而臣下也就失去了權勢集中的機會，則德行才能成為真正治理的依據。就像水是克制火的，但如果把水放在鍋裡，用火加熱，水反而會被蒸發掉，這難道是火反過來克制了水嗎？而是鍋子在其中發揮了它阻隔而逆勢的功能，如果臣子有了權勢，就如同水火之間隔了鍋子一般，逆轉就因此而發生了。人主藉以禁止奸邪的法治只能呆在鍋子裡等著被火蒸發，而失去了禁止奸邪的功能。
    韓非子這樣的說法似乎反對建設，而一旦國家的建設落後了，將造成百業不興，人民生活無法提升的窘境，這難道是有利於人民的嗎？所以現代國家莫不重視國家建設，振興實業以創造更多就業，使人民富足；其中不讓社會進步繁榮的利益被少數人壟斷，靠的就是平衡利益的法治，政府也就是以維護多數人的利益而存在的，如果反過來成為了財團利益的捍衛者，那就是韓非子所比喻的“鍋”，顛倒是非了。
    最近在立法院執政的國民黨籍立委竟然擋掉自家行政院所提證所稅版本，無疑地就是顛倒是非，變成了捍衛財團利益的“鍋”，而馬英九若不正視此問題，扭轉乾坤，將這些不肖立委加以懲處，如何面對期待改革的民眾呢？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

    韓非子在《備內》文中特別指出：人主之患在於信人。這裡的“信”不作信任解，而應作任意解；此文中說臣子對於君主是不講骨肉親情的，完全是因為形勢的約束而不得不侍奉君主；因此他們無時無刻不私下窺伺君主的心思。而如果作為君主的人仍無視這些窺伺，只傲慢的養尊處優，則劫弒之事就會發生了。作君主的人如果放任自己的兒子，那麼那些窺伺者就會從他兒子身上下手，而使陰謀得逞，譬如說當年的李兌他就從趙武靈王的兒子趙惠文王身上下功夫，取得政權後，把趙武靈王活活餓死；另一個例子發生在晉獻公時，獻公疼愛驪姬，任其所為，被一個叫優施的人發覺，他就在驪姬身上下功夫，慫恿她廢嫡立庶，結果竟然害死了太子申生。連親近的兒子及妻子都不得任其所行，更何況其他人呢？
    備內顧名思義就是防備內部，人主在掌握政權的同時要能時時約束屬下，使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切不可任其恣意妄為，而成為整個執政團隊的破口。近來馬政府的立院黨團竟爆發將行政院版證所稅案擱置的事件，使外界質疑馬的改革決心；其中身為黨團副召集人的吳育昇委員還被冠以馬系立委的封號，竟也在此案中陣前倒戈，使外界更對馬要實現的租稅正義，有兩手策略的譏諷。所以這就是馬對於所領導的團隊成員是否“任其所行”？而讓反對人士可藉此瓦解其團隊貫徹政策的決心。
    馬英九應以此事為戒，並對吳姓委員加以懲處，否則如何挽回人民期待改革的信心。
    此段文字是我於今﹝2012﹞年5月9日所發表的，不料事隔不到一個半月，就爆發林益世事件，林益世是否窺伺馬意，而目中無人至此地步，不得而知；惟馬之信人至此任意的地步，也令人有不寒而慄之感；馬的身旁是否仍有類似小人，為何不作一次徹底的清查？以正視聽。

三劫弒

    韓非子說：臣子對君主透過三種方式來達到劫弒的目的；一種是明目張膽的劫弒，在宮廷以外操縱國家機要，網羅控制群臣，使朝廷上下所有事都非要透過他才能解決；如此則群臣就不再以君主為唯一效忠的對象，國家就處在了即將滅亡的地步。另一種是以通過政治運作來劫弒，這一類的臣子是依仗著君主的寵信而擅自專權，並勾結國外勢力威脅國內，危言聳聽，炫染禍福得失的情形；使群臣及人民相信只有他能拯救國家，漸漸地，群臣及人民就不再依賴君主，而以他馬首是瞻，則國家還能完好存在嗎？第三種是以通過刑罰來劫弒，對於掌握司法工具的人，他們用以控制部分臣子與人民，使其相信自己的禍福生死是掌控在這些人手中的，因而開始動搖對君主的忠誠，則國家也將毀於一旦。
    如今第一種人變身為藉民主政治之名，操弄少部分選民遂行其一己之私，他們即是以往軍閥的翻版，拉幫結派，自立山頭。另如財閥游走藍綠，無論誰當政都奉若神祇，佔盡國家便宜，而卻不願盡社會義務，一旦成為改革對象，就以撤資要脅社會大眾。這兩種人即是想方設法操縱國家機器，網羅政府官員為其一己之私而謀利的人。
    第二種以政治運作來進行劫弒者，就像歷史上靠著多年與外人打交道的經驗，而威脅執政者，如清末的李鴻章、南宋的秦檜；而今不只“挾洋以自重”，還“挾中以自重”，這都是造成國家根本動搖的原因。
    第三種人之一的就是民意代表，他們在國會殿堂的任務是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監督行政機關；但是不肖的民意代表是拿著人民所付予的權力，逕自向行政機關勒索，如最近吵得沸沸湯湯的台電案，其中許多名為“敦親睦鄰基金者”被挪為資助政治人物的政治獻金，用作民意代表名為“出國考察”的旅遊補助，不就是鮮活的例證嗎？
    最不幸的竟是這三種人都在今日我們所處的社會上橫行，該是人民自己站出來向這些不肖者說不的時候了。

改革需要新思維

    秦之所以併六國統一天下，除了秦歷代的執政者都有旺盛的企圖心以外，秦能自六國的人才庫中選用適用的人才，應是最關鍵的因素了；而這其中除了秦孝公延攬衛鞅進行政治改革之外，就要屬秦昭王時自魏逃亡至秦的范睢所提“遠交近攻”的策略最受用了。
    范睢是個聰明的說客，他與秦昭王見面時，把自己先放在昭王的心裡稱重，並且把阻礙改革的兩大勢力也都放到昭王心裡去掂掂份量，是確定了自己的份量也測試了秦昭王對改革的決心，才授以機謀的。
    其中阻礙改革的兩大勢力，一是魏冉，魏冉曾擁立秦昭王，且舉薦白起，對昭王及國家都有汗馬功勞；但在對外戰略上，他主張越過韓、魏去進攻齊國，而與范睢所主張的遠交近攻恰恰相反；這是頭一個要被改革的對象。其次則是太后，她又剛巧是魏冉同母異父的姊姊，兩人都是讓秦昭王能即位的重要推手，甚至這位號稱“羋八子”的太后“臨朝稱制”四十一年，簡直完全掌控了國家，以致使王權衰弱；所以范睢認為太后就是應被改革的第二個對象。只有使秦昭王擺脫掉此二人的干擾，國家戰略計畫才能以最有利的角度訂定。
    這則故事告訴我們要為國家設計最佳的發展策略，首先就是要擺脫既有的包袱；不能被固有的意識形態所束縛，更不能自滿於過往的成功經驗。譬如說台灣過去依靠對外貿易的大幅成長奠定經濟基礎，而今與對岸中國在產業分工上互補，雖仍享有巨額的貿易順差，但因分工的關係，我方仍掌握上游原物料及關鍵零組件等生產的技術優勢，但下游加工已轉由中國製造出口，故也削減了大量的勞動需求，造成結構性失業的狀況；政府在面對這樣的問題時，就要有新思維，而不能以固有的經驗繼續圍著問題打轉；首先就是要培養國人的專業技能，使其能適應經濟環境的變化，將中國內地的市場視同是自己的市場，培養具有團隊競爭實力的企業跨海作戰，打破自我封閉的格局，把台灣引以自傲健保制度、教育系統、人文素質等向全世界徵求能為我創造就業機會的企業及個人享用。如果台灣必須向外開拓世界，那就從把自己向世界開放作起。

改革之路

    晁錯是漢景帝的老師，也是漢初很少有的儒學家，他主張削藩，還對景帝上了一個“削藩策”，說吳王劉濞“削之反，不削亦反”，景帝聽從了這位老師的話，結果不只劉濞反，楚王及其他五國都反。景帝這下才緊張起來，因為根本沒有足夠的力量應付諸王的聯合叛變，這是晁錯的第一個錯誤，在沒有萬全的軍事及政治作後盾的情況下，為什麼冒然提出這樣的主張呢？
   在萬分急迫的狀況下，他自己又給自己下了一味毒藥，那就是奏請景帝殺袁盎，因為袁盎曾是吳王劉濞的相，數次召他回京述職，他都說劉濞沒有造反的意圖，所以殺他警告劉濞，這真是致命的餿主意。袁盎求見景帝，故意避開晁錯，對景帝說：現在七國都說要“清君側”，指的就是要除去晁錯，聖上要向諸王証明自己不主張“削藩”的唯一方法就是殺晁錯。景帝急著平息七國之怒，便只有犧牲晁錯一途了。因此故意差人去請他入宮，等他經過東市，就把他推至大馬路中間腰斬了。
    晁錯削藩的意見是否就完全錯誤呢？其實賈誼在治安策中也主張削藩，他的政敵袁盎雖袒護吳王劉濞，其實也是阻止吳王與朝廷反目。朝廷中大部分的官員都知道諸侯勢力作大，已成尾大不掉之勢。但只有晁錯“瞎子不怕槍”公然主張削藩，他還因此看不起那些不敢說真話的大臣，袁盎便是其中之一。總之，晁錯是在朝廷沒有萬全準備的情況之下，強行推行削藩政策；他個人更是在朝中無人支持犯眾怒的情況下，還遷怒袁盎，結果為自己惹下殺身之禍。
    馬政府最近對國營事業的改革是否會走上晁錯的老路呢？上述晁錯的第一個錯誤是不自量力，支持他的人只有景帝，也在重大壓力下屈服於現實；馬對國營事業開刀，是否也是孤掌難鳴呢？晁錯還犯了另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派人暗殺袁盎，認為他是唯一反對削藩而且可能威脅他改革的人，但袁盎卻利用強大的形勢逼迫景帝殺晁錯，而為自己報了被刺之仇；馬英九對國營事業的改革是否也在撼動一個堅實龐大的利益集團，而忽略了自己的唯一支持力量正因油電雙漲而逐漸潰散的人民呢？
    晁錯的立論沒有錯，其手段及背後支持他的景帝才是失敗的原因；馬英九也應檢討改革的手段與支持他的力量是否夠堅實。

三守

    韓非子說：領導人必須要堅守三項統御的原則；首先是聽聞之道，無論是聽到屬下議論自己的過失，或者自己在任用時偏私，都不與自己親近的臣子討論或評斷；以免正直的人被疏遠，而無法再聽到忠誠的言論了。其次是愛憎之道，絕不以左右近臣的好惡作為決斷的依據，而要適切向外透露自己的態度及原則；這樣才能親自掌握賞罰大權，不讓近臣掠奪了自己的威勢。第三是治理之道，凡治理政事不怕麻煩、勞累，絕不假手他人，而使大權旁落。
    這三項原則其實就是防範領導人周邊的人趁機干預，狐假虎威，以致擾亂了人民對自己施政意志的動搖及政令的無法推行。
    近來馬政府在處理電價上漲案時，就沒有掌握韓非子的這三項原則；譬如事先就被媒體披露的漲幅、實施日期等，因而引起外界過多的揣測及評論，這是領導人沒有掌握聽聞之道的原則所致，無法使老百姓真正了解領導人的意向，只是經由一些媒體人或政治人物的肆意解讀之故。而對於改革台電的經營效率或卸除其過往不必承擔的責任，似乎領導人也無法讓百姓第一時間就獲得改革決心的訊息，以致讓許多在野黨的政治人物可從中挑撥，使民情沸騰。又如台電如此龐雜的國營事業，其改革都不該是政府的口號而已，應實際介入，徹底了解，而不只是更換董事長即可挽回人民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