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5日 星期六

治國

春秋時期鄭國的執政者子產將他的政敵鄧析殺了,理由是他妨害了國家的治理,以今天民主法治社會的標準,這是集權專制的作法,但子產是春秋時期唯一治理國家使人民安居樂業的政治家,受到孔子的推崇,難道他的作法是錯的嗎?以下就是這件案情的分析:
鄭國有許多人在交通要道人群聚集的地方張貼文字對抗新法令,子產下令禁止到處張貼,鄧析就改用投遞匿名書信的方式進行。子產下令不准隨便投遞,鄧析又附在其它物品中到處投遞。子產的法令不斷地變化,鄧析應付的方法也就沒完沒了。這樣,什麼事能做,什麼事不能做就無法區分了。既然可不可以做都無法區分,在這種情況下施行賞罰,其結果自然是罰得越多越重,社會就越混亂,這是治理國家所不能允許的。所以不符合事理的辨別就是奸巧,有知識才華不用在正道上就是欺騙。奸巧欺詐之人都是先王所要殺掉的。
事理,就是判別是非的根本。洧水漲水,鄭國一個富人被淹死了,有人得到了他的屍體。富人的家人請求買回這具屍體,得到屍體的那個人要了個高價。富人家裡把這件事告訴鄧析,要他出主意,鄧析說:“放心吧,那個人找不到其他有買這具屍體的人。”得到屍體的那個人害怕了,也去問鄧析,鄧析又回答說:“安心吧。他們在其他人那裡買不到這具屍體。”那些毀傷忠臣的人跟這就很相似。如果那些忠臣沒有功勞得不到老百姓的擁護,那些毀傷忠臣的人就會以他們沒有功勞得不到老百姓擁護去詆毀忠臣;如果忠臣建立了功業得到了老百姓的擁護,那些毀傷忠臣的人又會以他們建立功業得到老百姓的擁護、威脅到君主的威望與地位甚至中傷他們威脅其執政的地位。
那些沒有是非准則的君主們不知道這個道理,這不是很可悲嗎?比干、萇弘就是這樣被陷害致死的;箕子、商容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才走投無路的;周公、召公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招致懷疑的;範蠡、伍胥還是因為這樣才被迫漂流世間的。生死、存亡、安危的結果都是從這裡產生的。子產治理鄭國,鄧析想方設法為難他。他和那些有官司在身的老百姓商定,幫他們打官司,大的案件要用一件上衣作報酬,小的要用一件短衣作報酬,因此有無數的老百姓獻上各式衣服來跟著他學習怎樣打官司。這樣就導致了把錯誤的當成了正確的、正確的當成錯誤的,是與非之間都沒有了標准,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的標准一日數變,打官司想要他勝他就勝,想要他受刑罰就讓他受刑罰,鄭國因此非常混亂,老百姓議論紛紛,不知所措。
子產對此很是擔憂,於是殺掉了鄧析,並施以戮屍的刑罰。這樣民心才順服,是非才確定,法律也才可以施行。今天社會上的人,很多人都治理自己的國家,但卻沒有殺掉像鄧析這樣的人,因此造成了想治理好卻反而越治理越亂的結果。

2015年12月1日 星期二

國家認同


我是生長在台灣的外省第二代,娶本省籍老婆,生本外省兒,娶客家媳,弄本外客籍孫;中國改革開放後,我遍遊中國各地,到過幾個有象徵意義的地區及城市,例如上海、北京、天津、重慶、廣州、深圳、新疆、西藏、東北、內蒙及其他內陸省分,更遑論香港、澳門;依我對這些地區所接觸的各階層人士觀察,對「中國」這樣一個籠統概念的理解是迥異的。像內地一些發展較落後的地區如貴州、甘肅、河南地區的人把國家視為予取予求的政府,從縣級到地級乃至省級一直到中央國務院都是國家的化身,有困難找政府在這些地區是極普遍的現象,至於這個國家姓資姓社就完全不重要了,有奶便是娘應該說是這些地區的共識。
但像上海、深圳、廣州這些較發達的地區對政府乃至國家的概念與前述地區是完全不同的,他們許多人認為自己是負擔國家重要財政及經濟的支柱,嫌惡那些拖累發展的地區及人們,崇尚資本自由或民主制度,但對統治者以民族的大帽子叩在自己頭上是很不以為然的。
另外要說說新疆、西藏這些地方人對國家的概念,基本上他們的認同感是最低的,尤其對自己民族及宗教的認同感凌駕在國家意識之上令人咋舌,但卻不像台獨意識,台獨尋求中國以外的認同及同情至今都很失敗,而新疆與西藏卻有外部勢力的影響。
最後說一說北京人對國家的概念應該說是最純正的,但本京人也是將國家與政府分別得最清楚的,咱們台灣人說政黨輪替,北京人認為政府換屆就是輪替,畢竟改朝換代及新皇帝登基對北京人而言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所以北京人比我們台灣人對政府有較健康的看法,那就是別指望。
為什麼現在不說港、澳、台人士對國家的看法呢?港澳同胞十個有八個持外國護照,台灣護照雖與內地在顏色及封面標示上不同,但還是有人想換個樣,所以國家政府簡直兩碼事,都說不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