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態度

  課堂上老師問：一艘船裝滿了牛，另一艘船裝滿了羊，同時從美國航向中國，哪一艘船會率先抵達？其實這個問題是有意被安排在巴黎與上海的小學三年級班上測驗孩子的，卻得到令人料想不到的結果；巴黎的孩子絕大多數都聳聳肩不知如何回答，上海的孩子卻踴躍發言，但答案莫衷一是，只有少部分的人不作答。
  我們都知道這是一道沒有邏輯的考題，根本沒有答案，但為什麼兩地的學生會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應呢？其實這跟他們的智能一點關係也沒有，而是適應社會被教導的方式不同，巴黎的孩子被教導要對任何事物持一種懷疑的態度，而上海的孩子被教導要勇於表現，即使錯誤也比不作答要好。孰是孰非始終未有定論，這與他們要面對社會求取生存的態度有關。
  我們沒有類似的測驗，所以不知道我們的孩子是如何被教導適應這個社會的；但如果我問所有已成年的朋友：北、高兩直轄市長競選總統，一個擁有該市人均年所得30000美元，一個擁有全國最低痛苦指數〈通貨膨脹百分比 + 失業率百分比〉的執政成績，你會選擇哪一位呢？同樣兩個無從比較的問題，我們卻可能跟上海孩子一樣踴躍表達自己的看法，結果都與30000美元年所得及痛苦指數無關，而都由背後的政黨意識所左右。
  對於孩子的教育問題，有三位史上最著名的哲學家點出了問題的方向；笛卡爾說：懷疑就是方法。法拉第說：不盲從大師，重事而不重人，真理才是目的。愛因斯坦說：科學發現的過程就是由好奇、疑慮開始的。所以孩子不能只相信老師，包括他教授的知識及提出的問題；懷疑並沒有什麼不好，沒完沒了的懷疑才是問題；總之不要盲從。三位哲學家的回答是否也能解決咱們成年人的問題呢？不要盲從某一個人或某一種理念，因為他們都不是真理；對任何政治人物都該採懷疑的態度，但不要沒完沒了的懷疑，寧願不表態也不要後悔〈投錯票〉。

集體偏見

  研究黑猩猩的知名動物學家珍‧古德女士觀察黑猩猩多年，舉了這樣一件例子：
  危害人類多年的小兒痲痺病毒竟突變成能感染黑猩猩的病毒株，不幸侵入坦桑尼亞貢貝溪國家公園的黑猩猩保護區，瞬間就造成了許多黑猩猩死亡，護理人員一時之間無法判別這是什麼病症；其中一隻黑猩猩卻意外復原，只是留下了後肢癱瘓的後遺症，但當護理人員將牠放歸時，沒有同伴願與牠接近，因為對牠那癱瘓的行動感到疑懼；經過一陣子的僵持，忽然一隻曾與牠競爭地盤的黑猩猩對牠發起了攻擊，接著所有的黑猩猩都一擁而上，將其活活打死。
  這件事震驚了珍‧古德，經她研究後發現，這與人類〈集體偏見〉的社會心理面類似，就是一群動物在莫衷一是的情況下會盲目跟隨某一突出者的行動，像在文革時大家對某一鬥爭對象所作出的不理性行為。這種集體意識不但限制個人意識，而且會共同消滅其它意識的存在，所謂「不容異己」，倒不一定是「己」，是一種荒謬的集體意識，譬如納粹在執行屠殺猶太人或日軍南京大屠殺時的行動；因為這種荒謬在當時是無法察覺的，或是被禁止反對的，所以稱為偏見。
  由此可見這種偏見的可怕，甚至可以說它比獨裁專制者所形成的偏見更可怕，例如在前述兩次人類浩劫後最倡導人權的美國，也會發生像麥卡錫主義肆虐的情形，當時將有左傾思想的文化界人士都予以拘捕監禁，連被稱為戰後最偉大領袖的雷根總統都是麥卡錫主義的走狗，更遑論那時美國人的集體偏見有多嚴重了。
  如今的社會也充滿各種集體偏見的事例，譬如說大家對服貿協議的態度，對馬總統丟鞋的抗議行為，或是參拜靖國神社事件等，可說這些參與的人有許多都是不理性的，他們是受到某種突出者的行動鼓勵。一個理性的社會是要避免這些集體不理性事件的發生，而這種理性的修養不是依靠社會而是需要個人對是非的判斷。
  最近香港出現要求港督直選的聲音，皆以為港督直選後會以港民的意見為依歸，從此擺脫中共政權的控制，其實這是極不理智的想法，就像台灣總統直選後的結果，沒有讓民意更成為執政的重心，反而更顯墮落與缺乏效率，其他民選領導人的國家亦復如此，因此我們要說領導人直選其實有利於奪權不利於治理，可惜的是我們人民的不理性助長了這種偏見的存在。

政客傳承

  一位天國使者要將自己的職務傳承給另一位使者，於是他帶著新人去視察他的管區，；首先他們喬裝成商旅到一個富人家裡寄宿，富人只讓僕人接待他們，並讓他們睡在地窖裡；晚上，新使者看見老使者用手指頭將牆上的一個洞填補起來，於是不解地問道：何必還幫為富不仁的他們補牆上的洞呢？老使者淺笑說：事情也許不像你想的那樣。
  第二天他們特地挑了一家窮牧人的家裡借宿，夫妻兩人熱誠接待他們，將自己唯一的一張床借給了他們；夜裡新使者見老使者出帳後又進帳來，神情異常冷漠，他知道這是使者在執行一樁死亡任務，不便詳問便睡了；次日，他被女主人的哭泣聲驚醒，出帳一看是他們唯一的乳牛夜裡死了，新使者很是不解，把話留到後來的路上向老使者質問，老使者說：事情不像你想像的那樣。
  回到天際後，新使者很快就接任了老使者的工作，他還特意去翻找了命運簿端詳這兩件事，原來封上富人地窖裡的牆洞是懲罰他為富不仁，因為那洞裡蘊藏著更多的財富；讓窮牧人家唯一的乳牛死去是頂替女主人的死亡召喚，而他卻因屢次違反天命要降世為奴。事情真的不像想像的那樣，這也是老使者要傳承給新使者最重要的使命。
  我們都期盼當官的像這故事裡的使者一樣有悲天憫人的胸懷，也像老使者那樣有傳承的精神；可是實際上都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更貪婪、虛偽、唯利是圖，不分黨派。

東方之珠

  香港是因為鴉片戰爭後由中國割讓給英國的，也是一切不平等條約的開端，所以香港自始就成為中國人的一項恥辱，當然它也不被多數的中國人所祝福；這項悲慘的命運從1841年到1941年都沒有改變過，統治香港的港英政府也只知從這塊殖民地上掠取利益，根本不知建設；1941年聖誕節前夕日本轟炸了珍珠港，全面發動太平洋戰爭，因此從中國戰場調來駐軍，花數小時的時間就佔據了這塊殖民地。
  直到1945年才因日本戰敗歸還給英國，從這一刻起到1997年7月1日是香港快速發展的年代，人口從50萬不到增加至550萬，人均收入更不只翻漲了十倍，由戰前的20美元到九七前的19000美元。
  黃金的五十年香港並不平靜，因為鄰近的中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動盪，從1949年中共建政到60年代文革，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特派人員及支持者都在此上演全武行，可是港英政府卻能捍衛包括民主、人權、自由、法治和社會公義等的核心價值，推動包括建設、教育、經濟、法制、社會的各項工作，使它成為南中國海上最閃耀的一顆明星，有一首歌叫〈東方之珠〉，就是它最好的寫照。
  如果殖民是一項恥辱的象徵，中國人花了上百年的時間都沒有洗刷它，而揹負這樣侵略惡名的港英政府卻能不顧辱罵的從廢墟上建立一個奇蹟，其分別已不言可喻，那就是過多的對立與政治操作實無益於這個社會及人民，不管它是有什麼崇高的理想及光明正大的理由。

手足之別

  一個美國慣竊來到中國作案，結果被逮，找來懂中文的美國律師為他辯護，法庭上法官問道：你是一時失足還是一時失手？律師趁翻譯時偷偷用腳踩竊賊的腳示意，所以竊賊回答庭上是一時失足，法官說：念你一時失足，判你五年徒刑﹝本刑五年至十年﹞。
  竊賊入獄坐了兩年牢，按理可提出假釋申請，於是又請來律師作他的顧問，律師說：對假釋委員一定要誠實，錯過了還要等一年。到了面會假釋委員時，仍問他：當初你犯此案到底是一時失足還是一時失手？竊賊心想這不能再像上次在法庭上說假話了，於是回答是一時失手。假釋委員以其與法庭上所述有出入為由，駁回了他的申請。
  第二年又遇到同樣的問題時，他回答是一時失足，假釋委員以其証詞反覆為由又駁回了他的申請。
  第三年遇到同樣問題時，他說：不就是「手」「足」的差別嗎？你們中國人都說兄弟之情如同手足，怎到了這時候就天壤之別了呢？假釋委員互看了一眼說：誰說有差別的？面試只是為了駁回你申請找個理由而已。
  的確我們社會有許多時候都在為一個不知所措的狀況找理由，譬如說台北市長尚在兩黨內部初選階段，就已充斥各種揣測之詞，連勝文民意高是因為他嗆馬，所以他如果決意參選就要家大嗆馬的力度；柯文哲民意高是因為他不入民進黨，所以柯如要參選就必須堅持不入黨的原則。都是唯恐天下不亂的說法，竟沒有人想想他們真有益於台北市民嗎？如果一個仍能為自己的疏忽強辯不認錯的人當了市長，或一個私下搭父親關係建立大陸人脈還透過政商關係收取利益的人當了市長，你覺得他們會帶給台北什麼利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