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8日 星期五

能說服人的蠢話



    專制時代的村長可以召大家到他家田裡幹活兒,酬勞是中午一個飯盒;陳午氣力大幹的活兒也特別多,一晌午能翻別人三倍的地,但還是一個飯盒,向村長爭取的結果是:你是人,人就有尊嚴,尊嚴幹嘛用呢?就是吃的跟別人一樣多,活兒卻幹得比別人好。陳午領回村長送他的話,想了兩天,還是想不透這尊嚴是個啥玩意兒,又找村長:
   “這尊嚴能換飯吃嗎?”
   “能換衣裳穿嗎?”
   “ 我能不能不領尊嚴換口飯吃呢?”
    問得村長很煩:那到底是你幹活兒還是我的飯盒在幹活呢?
    陳午想了一晚上村長帶有豐富哲理的話,天亮終於想通了;到了田裡,他一鋤頭都沒動,等中午放飯,他就在樹下眼巴巴的瞅著飯盒;村長見他不幹活兒,過來責備他:怎吃了我的飯還不幹活兒呢?陳午好像又陷入五里霧中一般:怎這飯盒一動也不動,它能幹活兒嗎?
    這故事裡村長口中的“尊嚴”是唬弄村民的玩意兒;飯盒自然就是陳午回敬村長的比喻。而今有比“尊嚴”更扯的話,那叫“共體時艱”;也有比飯盒更可笑的比擬,那叫“滷蛋”。

2012年9月27日 星期四

養家活口的救命錢不能跟景氣栓一起


 
    主人吩咐長工李義牽馬到鄰村太太娘家去接少爺回來,並叮囑他:這馬太瘦了,駝不動你們兩個人,所以回來時你讓少爺騎,自己就別騎了。李義心想:這老爺也太不把人當人看了,少爺是人,我就不是人嗎?到了傍晚,李義揹著少爺騎在馬上回來了,主人看了很生氣,責備李義說:我不是再三跟你說了,你怎麼還騎著馬回來呢?李義回答:我去的時候老爺要我騎去,回來時是我替馬揹著少爺回來的,所以馬還是駝著一個人,怎就不行呢?
    大家看了,一是覺得這主人很不照顧僕人,二是覺得這僕人也太會狡辯了;但這兩者之中卻有一因果關係,那就是主人的苛刻在先,僕人的狡猾於後。我們不排除既使主人不苛刻僕人仍狡詐,或者即使主人苛刻僕人仍舊不狡詐的情形;因為那是小說裡的崇禎皇帝與岳飛,畢竟少之又少。我們該把主人的苛刻與僕人的狡詐看成是一體的兩面,並互為因果才是。
    如果是如此,那最近基本工資上漲所引發的問題就有解了,工資是老闆對員工辛苦勞動的酬謝,它應由老闆的獲利中以一定比例的方式發放給員工,老闆可能還要有論功行賞的考慮,但它絕不是老闆規避風險的考量。2008年金融海嘯時期,政府同意企業實施無薪假,是員工與老闆共體時艱,當景氣復甦時,作老闆的並沒有把多餘的獲利回饋給員工;政府救市的寬鬆貨幣政策推高了物價,刺激出口的匯率操作使員工吸收高物價之苦,政府以政策救企業卻沒有監督企業照顧他們的員工,這是勞委會主委再也幹不下去的根本原因。
    以後的景氣是否會更差,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相信一定還有老闆要員工與他共體時艱的時候,一定還有政府恐怕經濟就此一蹶不振而實施犧牲勞工權益的作為;到那時,還有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要大家共體時艱呢?真的!勞工朋友絕不像有些政客拿政務官減薪的方式平抑民怨獲取利益,勞工朋友希望大家都加薪過上好日子,只是一點不好意思說出口的苦請政府及大老闆們也能看見!

2012年9月26日 星期三

閣員性格與體制之認識



    過分強調性別平等對施政是否合宜?馬政府的內閣人事中很注重性別平等,所以也是有史以來女性閣員比例最高的內閣;但自2008年後有日五位女性閣員的去職是受社會矚目的,第一位是前法務部長王清峰,她的去職是拒絕執行死刑;第二位是財政部長劉憶如,她是因為証所稅的開徵而去職;第三位是NCC主委蘇蘅,原因是任期屆滿;第四位是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去職原因是調WTO大使,一般認為她無法準確的貫徹馬英九的意志;第五位是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因基本工資調漲案去職。
    這五位女閣員不管去職原因為何,然其任內與閣揆的互動都不好是事實;而且特立獨行。這使我們不僅要問,難道女閣員都是如此嗎?當然不是,但女閣員一旦入閣的使命感好像比男閣員要高,可能是社會給予的關注較多所致。
    那麼回到問題的核心─究竟閣員的真正性格應如此才是適當的呢?這與總統制及內閣制的體制有所不同,總統制的內閣﹝嚴格說不應稱內閣,應稱總長。﹞應是總統意志的執行長,而行政院長應是總執行長。這樣的體制下,內閣閣員的最主要任務是貫徹總統的政策,因此便不該有太多的個人意見,如果有原則性的主張也該在政策未形成前或就任前提出,避免爾後的扞格。內閣制政體,各閣員可能是聯合執政的妥協產物,所以可較堅持各自政黨的主張,但也不宜與整個執政團隊對立,造成執政的困難。

2012年9月25日 星期二

李代桃僵



   當蘭陽溪河床上的西瓜結實壘壘時,偷瓜賊就露出貪婪的眼色,騎著機車穿梭在一旁的台7線,覬覦田裡的瓜;這裡一片空曠的河床地上大小卵石羅布,夾雜著大小不一的瓜,顯得瓜石錯落;到了夜裡各瓜農都請了看守西瓜的童子睡在臨時搭的瓜棚裡,配有震耳欲聾的擴音喇叭,給偷兒一點顧忌。
    可這樣的防盜措施還是抵擋不住風災過後飆漲的瓜價誘惑,還是有人的瓜田遭盜,大半仍趁夜裡視線不及的便利,唯一能防盜的看瓜童子耳目有時也無法抵擋睡魔的召喚;所以盜瓜事件層出不窮,成了附近果市裡的晨間頭條。
    阿欒小個頭不符看瓜童子的體檢標準,但想趁暑假掙點學費的阿欒是不停地在日裡晒得滾燙的卵石河床上穿梭,他總是把腰桿挺得老直,怕瓜農嫌他個兒小;也許阿欒的積極性說服了瓜農,以為他能徹夜不眠的守護瓜田而暫時忽略他的短小身裁。
    當阿欒第一天上工的夜裡,遠處不時傳來的狗吠聲讓他心驚膽顫,硬撐著的疲倦眼皮終於還是在漸白的晨曦中合上,當從瓜農老闆的叫罵聲中驚醒過來時,才知隔不多遠的瓜地裡昨晚又遭了小偷,根據貨車的車輪印上可看出這小偷光顧了不止一次,氣得瓜農各個咬牙切齒。
    淘氣的阿欒日裡從學校回來揀了一個倒在田梗上的稻草人,不過衣服破得露出稻草,帽子也沒了,只有支架跟稀疏的一撮稻草;阿欒拾了一些稻草,找了一件阿爸不穿的舊衣裳及一頂斗笠給稻草人重新打扮起來,瓜農老闆沒好趣的說:咱叫你看瓜誰叫你趕鳥來著?阿欒沒停下手裡的活兒,嘴卻嘟得老高;不過老闆不再囉嗦,因為夜裡能找件事做總比睡死了好。第二天,阿欒的稻草人樹立在瓜地裡,顯得特別突兀,大夥兒經過都笑著說:這玩意兒能防賊嗎?阿欒點點頭說:能。
    夜裡,瓜棚裡點著一盞小燈,阿欒瞅著自己紮的稻草人樹立在田裡的樣子還真像雄糾糾的自己─未來的自己。偷瓜賊可沒閒著,日裡早相中了阿欒的瓜田,只是那稻草人的模樣不弄清楚夜裡能嚇人一大跳,可不就是一個稻草人嗎?那樣子還真有點傻,正好給賊當標記似的聳立在田裡。賊往瓜棚裡瞧,一個男孩兒早抵擋不住睡魔的呼喚去見了周公,身體捲曲的像一團稻草,可身上一件汗衫正是阿欒平日的穿著,在瘦小的身軀上顯得寬大。
    當偷兒把西瓜搬滿一貨車正準備走人時,擴音喇叭忽然大作起來,驚動了附近的瓜農,大家自四面八方圍將過來,一擁而上逮住了兩名小偷;小偷不明白的是分明阿欒睡死在瓜棚裡,是誰去觸動了擴音喇叭的呢?手電筒照耀下的田裡依舊瓜石錯落,唯一不見的是支架上的稻草人。
    今日政壇上誰是阿欒?誰是稻草人?誰又是賊?從釣魚台事件中不難看出,想利用釣魚台收歸國有來整合日本國內民族主義以激勵自己選情的日本政客當然是賊,可這賊還應包括想拿釣魚台事件痛批政府無能的在野黨;誰是稻草人呢?當然非那個說要出動一千艘漁船保釣的中國莫屬;誰是阿欒呢?就是不顧戲謔李代桃僵的頭城漁民與海巡官兵。

2012年9月23日 星期日

民國以來的政治傳承



    從清末到民初的政治體制改革至少有三派意見,一派是君主立憲,一派是共和,一派是開明專制;這三派意見陸續蛻變至今仍形成揮之不去的陰霾主宰著中國:主張君主立憲者蛻變成了強人政治派,拒絕法制化;主張共和者蛻變成了國家主義者,非獨即統;主張開明專制者蛻變成了黨國論者,以列寧式政黨組織駕馭國家機器。
    其實當初有如此三派意見者背後的政治集團都打著如意算盤,例如主張君主立憲的清廷改革派,是在群情激憤下不得已的妥協作法,其實骨子裡是要盡力維護君主體制而以立憲作幌子罷了。
    共合者更是以建立一個新國家而不細究國家內容與人民福祉,所以可以讓位給袁世凱,可以拼湊臨時約法,可以允許軍閥割據,要的只是共立一新國家卻非和平理性。
    主張開明專制者就是利用在各組織中寄生,再進行分化組織的內鬥,最後達到佔據主宰地位的奪權派,所以主張在國家內部要有壁壘分明的政黨相互競爭始能確保人民的利益,在政黨內部要有各種派系容納各種意見並均分利益,因此其目的是以專制來攫取政治利益,開明是其容身的藉口罷了。
    表面上三派意見對立,然而卻是政客一貫之技倆,至今仍深埋在所有人政治意識的底層揮之不去,其結果自然是對立及表裡不一甚至充滿權謀的各式政治運作,人民只是他們擺佈的棋子。

奴役是強力復甦的代價



    我在〈救經濟原是一民粹用語〉文中,開宗明義的就說:“經濟恐怕不光是政府的事。”許多人特別是在台灣的反對派人士都認為我說這話是在為執政黨開脫,所以我應該把話說得更清楚些,讓大家再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弗里德里希‧海耶克是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但使他真正成為理論大師的是早在1944年所出版的《到奴役之路》這本書。1944年是二次世界大戰近末了的一年,當時盟軍已從挨打逐漸恢復生氣,並準備從諾曼地登陸,希特勒憑藉民族主義既反資又反共的集體主義還在作頑強抵抗;而俄共由史達林掌政已近23年,他在農業集體化政策上嚴重失敗卻在計畫經濟的大規模工業化上展露頭角;這時誰也不知哪個主義是真正可引領人類到達富強繁榮境地的康莊大道,而海耶克的這本書卻告訴人們“無論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還是史達林的共產主義,都無可避免地會邁向專制極權。”
    他解釋說:實施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必須有一統治階層來決定資源和產品的分配及發放,但由於沒有市場機制和價格機能,這個統治階層所組織的小團體就無法根據正確的資訊來作分配及發放,而因此所產生的挫敗卻會被歸咎於這項分配權力的不足,於是連受此政策之害最深的人民也會要求增加政府的權力甚至產生一“強人”來主導整個政策的執行。此也正是專制極權的發軔。
    今天我們面臨到世界經濟及國內經濟的一蹶不振,便認為是政府沒有善盡職責,但卻沒有清楚辨識什麼是政府該做的,什是不該做的,一味地隨反對黨指責政府,這就成了創造一個強人政治的藉口,難道我們想回到以往的專制獨裁嗎?尤其無論藍綠都在罵執政者“無能”時,期望政府以油電凍漲紓解物價上漲的壓力,強制調整基本工資迫使人民收入增加,操縱匯率刺激出口,若使政府更有“能”的處理這些事的背後,人民將要付出的代價將是像希臘一樣,不是由人民所選出的政府宰制一切就是由所有歐盟國家決定命運。你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