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8日 星期五

現實的政客總以理想誘人



    蘇軾在〈賈誼論〉開宗明義就說: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意思是:不是才能難得,是把才能施展出來困難。賈誼的才能除了文章寫得好以外,就是對政治有過人的看法,他最重要的三篇政論型文章《過秦論》、《論積貯疏》、《治安策》都展現了他特殊的政治智慧;《過秦論》中,“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可謂點出了以儒家思想治國的理念;在《論積貯疏》中說:“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主張強本抑末的經濟政策,發展農業生產;在《治安策》中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對於分散當時諸侯力量,以鞏固天子權威的政策目標,提出了有別於秦郡縣制,可安諸侯,又可漸削其權的漸進式改革。
    但賈誼卻不被當時漢文帝重用,將他遠調為長沙太傅,終其一生都沒有實現自己的才能。蘇軾給他的評語是“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認為賈誼不容絳侯周勃及灌嬰,﹝此二人都有平定呂后之禍的功勞﹞,所以使得文帝不得不在他與周、灌等人間作出選擇;其次是說他雖有才,但“器識”不足,就是政策的提出是不合宜的,尤其像治安策中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竟不分同姓或異姓,彷彿與天下諸侯為敵,這是其政策無法受到文帝採納的主要原因。
    賈誼三十三歲即逝世,一生可謂沒有實際的政績,缺乏驗證自己政見的機會,所以最多只能說是思想家,不是政治家。而今民主政治充滿理想色彩的政策未必得以實行,但庸俗的現實主義卻又使社會缺乏溫暖與感動。於是奸猾的政客就利用人民對現實的不滿,發動激情的選戰策略,一旦取得政權,就以理性現實來逼迫人民接受他的謊言。如賈誼在治安策中削弱諸侯的目的是文帝所需要的,但眾建諸侯的辦法卻是文帝所作不到的;因此政客可以在選前提出選民所需要的目的,卻在選後食言。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這裡的“小道”是指旁門左道,不是光明正道。對於君子所想要完成的志業是有損無益的,即使一時之間可掠人耳目。
    近來選舉進入白熱化,在野黨的火力集中在馬英九一人身上,不管是老農津貼或文建會夢想家音樂劇,駐外人員被拘禁案,無薪假等都要把矛頭指向馬英九,意指其無法約束其團隊人員“苦民所苦”。甚至最近某雜誌披露的與組頭密會事件,其黨內發言人更加碼說有不當政治獻金的暗盤交易情形。其實這些無謂的指控都代表了反對黨已無法提出更令人民滿意的政策,只好用抹黑毀謗的方式進行詆毀,以使選民唾棄對手,而使自己獲利的選戰策略。正是子夏所說的“小道”,確實一時之間,吸引了選民的注意。
    但為什麼“致遠恐泥”呢?因為這些選戰的方式一再重複使用的結果,是令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而且壞處是把厭惡政治惡鬥的選民更加驅離選局,使自己本有的正當性也被置諸不理,選戰變得更不理性,好的人才及好的公共政策都沒有辦法在理性探討中獲得應有的注意;以至於政治變得膚淺,沉淪於意識型態的糾葛中。老農津貼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這是涉及政府財政與社會公平性的問題,但卻在激情的漫罵中,囫圇吞棗式的定案。

2011年11月17日 星期四

下愚



    魯隱公是魯惠公的庶長子,按周朝的禮法,不能繼承爵位;但惠公死時,世子允仍年幼,遂由隱公先代其執政,等世子允長大了,再歸政,其實這是攝政,不能算是君,所以諡其號為“隱”,就是含有“假;不正式”的隱喻。
    隱公同母弟公子翬卻想把世子允殺了,讓魯國的傳承由他們庶出的這一支接手,隱公反對說:允年紀尚幼,所以由我代行執政,等他長大了,就歸政於他。我已在菟裘營建我退位後要住的房子。公子翬見計不成,恐隱公把他的陰謀揭穿,反而去向允告狀,說隱公將殺他奪取君位。世子允不辨真偽,竟許公子翬謀刺隱公。所以蘇軾說:“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主張隱公聽到公子翬欲弒允,就應將其正法,並退位歸政於允。一方面成就周公的春秋大義,一方面安身立命;然徒留此孽以害己,實不智也。
    另外又說到李斯,胡亥當時想殺太子扶蘇以爭其位,但礙於李斯,所以勾結趙高;李斯很忌憚蒙恬會在扶蘇繼位後奪其位,所以在始皇病故出巡途中,答應與趙高假傳詔書,賜死太子扶蘇及蒙恬。李斯如此作,完全為了自己的利益;但沒想到事成後,自己成了胡亥及趙高的眼中釘,竟被腰斬於市。蘇軾說:“非下愚而何!”認為李斯當時應召百官及六師,把趙高及胡亥的罪狀公諸於世,然後殺之示眾,擁立扶蘇為二世,這樣作是在扶蘇面前立了首功;竟捨此不為,為趙高作嫁,此便是蘇軾以為其不智之處了。
    政治智慧是決定政治人物前途的關鍵;例如最近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名單出爐,其中有許多代表弱勢團體的社運人士名列其中,使原本對國民黨的既有印象為之一新;相較於民進黨的不分區名單充斥妥協分贓的情形,將扭轉選民對兩黨既有的認知,而對本屆選舉產生影響。民進黨會在一路順遂的道路上產生如此重大的失誤,是犯了魯隱公的“不敏於智”,對於社會弱勢團體的忽視所致;另外犯了像李斯一樣戀棧的錯誤;總以為馬英九的執政表現不佳,就能穩操勝券的取得政權,所以盡量安撫派系,以免橫生肘腋。

2011年11月16日 星期三

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



    范增是秦末著名的政治家,在陳勝吳廣相繼起義後,他也投入項梁的反秦陣營,他的戰略思想是立楚王的後裔熊心為楚懷王,以此來號召天下反秦。這一點就比當時許多起義軍要具備更多的“正當性”,猶如管仲要齊桓公標舉“尊王攘夷”的政治號召,來號令其他諸侯。初期,他的主張是受到項梁及項羽的支持,所以以楚懷王為中心的反秦陣營勢力日漸壯大 ;懷王也因而倚重范增。
    當時兵分兩路進攻咸陽,一路是由懷王所指定的宋義與項羽率主力自趙西進函谷關;一路則是由劉邦率一軍自蜀入關中。項羽在鉅鹿與秦主力軍遭遇,初戰失利,但項羽卻率軍渡過漳河,破釜沈舟以勵士氣,結果大敗秦軍四十餘萬。其實這個結果對劉邦很有幫助,讓他勢入無人之境,很快的便攻入關中,進據咸陽。秦朝在子嬰出降後,項羽大軍才進入函谷關,范增也技巧的把楚懷王升格為義帝。原依義帝與劉邦及項羽的約定,誰先入關中,便封為漢王;所以劉邦先入關中,自然應受封為漢王;但項羽不服氣,項羽認為鉅鹿一役是整個反秦戰爭的關鍵,所以他應先劉邦封王;因此埋下了日後弒義帝,與劉邦反目的導火線。
    項羽先將義帝遷至郴縣,並分封了天下十八諸侯王,自立為西楚霸王,劉邦為漢王。把關中分為三,後為三秦,讓劉邦遷至巴蜀,主要是讓三秦監控劉邦。至此為止,項羽的作為都沒有逾越范增的戰略規劃,范增主張殺掉劉邦以絕後患﹝鴻門宴﹞或利用義帝來號召天下,本就是想把項羽推往天下共主的地位;只不過項羽與劉邦對峙於滎陽時,所曝露出的有勇無謀﹝殺宋義﹞,甚至遭到陳平的離間﹝以為增與漢通謀﹞,是最讓這位亞父所不能忍的,因此大怒說:“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然死於歸途中。
    范增作為一個謀士,需要得到執政者的信任與諒解,但項羽卻是一個心胸狹窄剛愎自用的人,根本不值得為其謀;相反地,劉邦就較有容人的雅量與識才而用的智慧。這次國民黨提出的不分區立委名單,給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其中確實有許多社會賢達是早就對現在政治環境厭惡的,而且對向來惡名的國民黨是失望的,但卻能在國家面臨艱困的時刻,不顧清譽的下來淌這趟渾水,絕不是為了拯救國民黨的選情,是真正想為人民貢獻一己之力。所以人民慶幸有這樣賢能之士願盡其力;而國民黨若真有勵精圖治之心,亦該為其營造道路,不可圖其名營自黨之私也。

2011年11月15日 星期二

致亂之道與嚴刑峻法



  秦朝竟被趙高、李斯兩人顛覆是後世許多人所不解的,依秦始皇如此強大的軍事力量及嚴刑竣法,卻在自己死後的兩年內,煙消雲散,這是任誰都覺得不可思議的事。
    蘇軾用兩個觀點來解說秦的滅亡,首先他認為是趙高這個閹豎壞了大事,所謂“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趙高就是他所指的致亂之道;他說用閹人作臣子有如毒藥猛獸,沒有不裂肝碎膽的。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只有東漢的呂強及後唐的張承業兩人稱得上善良,其他的宦官都要給國家招來災禍。
    另一個原因是嚴刑峻法,而且追溯到商鞅變法時就樹立的法律威信;以徙木作為重賞,令棄灰者嚴懲,甚至對與王室有親屬關係甚至有師生之誼者,都受法律的刑罰。所以這樣的氛圍下讓擁有二十萬大軍的蒙恬及扶蘇,可不進一步請示始皇所下達的賜死令,就雙雙自殺,輕意讓
趙高、李斯的假詔奏效。此事不獨有偶,到了漢武帝時,其太子劉據也因為與武帝的意見不合,彼此溝通不暢而讓江充、蘇文這些人蒙蔽,而起兵造反的。
    如今已是民主時代,沒有了形式上的宦官,但“致亂之道”卻沒有因而消失,現在有些政治人物是靠譁眾取寵、黑金綁樁取得官職,他們一旦得勢,除了繼續以偏激的言論及撕裂人民的方式鞏固其基本盤外;就是不斷斂財,耍金權互易的手段,來穩固其在政治上的地位。
   至於嚴刑竣法在現代法治社會,也沒有存在的可能;但是使人民失去信心的司法及隱藏在司法系統中不肖分子所塑造的“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氛圍,已動搖了維持民主制度的基本架構;政客們也不斷破壞司法的尊嚴,所以政治人物受到法律的追訴,就可高舉被銬的雙手大喊司法迫害;而私下卻逼迫司法人員堙滅自己違法的罪証。

2011年11月14日 星期一

為政不取



    在吳越相爭中,有三位名垂青史的重臣分別在各自陣營裡影響著主政者的意志,成敗各異;其各自下場亦有不同。三人分別是在吳國陣營裡的伍員;及越國陣營裡的范蠡及文種。
    伍員滅越的主張沒有被吳王夫差採納,悲憤就義後,還囑吳王將他的頭懸在南門上,他要親眼看越軍攻入姑蘇城。後人說他三諫而不去,是自取其辱;其實稍微瞭解歷史的人都知道,伍子胥與吳王闔閭﹝夫差父親﹞彼此榮辱以共,子胥已是吳國顧命大臣,與吳國共存亡,怎能棄之不顧?
    范蠡則是越王勾踐的上大夫,夫椒一役敗北後,就勸勾踐“屈身以事吳王,徐圖轉機”;後來還陪勾踐赴吳國為俘虜三年,以“忍以持志,因而礪堅,君後勿悲,臣與共勉!”勉勵勾踐堅此百忍;等回到越國後,又策劃“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復國滅吳大業,最後終於取得勝利。但范蠡卻在此時,向勾踐辭去上將軍的職位,隱於齊國海濱,結蘆而居。他離職後,並向他過去的同僚文種寄了一封信,信中“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除了勸文種見好就收以外,還透露了他離職的原因是“句踐為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范蠡用捨進退是所有立過汗馬功勞的臣子應該效法的,正如魯仲連拒絕趙平原君的賜封時說的“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不為富貴而屈於人下,寧貧賤而輕世肆志。
    文種雖接獲范蠡的書信,卻未及時離去,後竟被人誣陷有謀反意圖,而遭勾踐賜死。他生前曾為勾踐制定了“伐吳七術”結果只用了三術就伐吳成功,勾踐賜死他時,令人傳話說:“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意思是:你還有四術未用,就請去陰曹地府與我先王一起研究吧!”
    他們都忠於其君,且力挽狂瀾的拯救國家於危難之際,卻各有不同下場;與其苛責為政者應酬其功,不如為臣者應有魯仲連為政不取的心胸,才能釋懷。
    最近前副總統連戰代表我國出席APEC領袖會議,與中共國家主席會晤,提到連胡五項共識中的和平願景,卻被在野黨批評是代表馬英九與胡錦濤密會協商和平協議;面對這些批評,連戰都能坦然以對,這就是魯仲連為政不取的心胸,使其釋然,所以浸潤之讖,膚受之訴都不能亂其志。

2011年11月13日 星期日

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



    秦始皇併天下後,採納李斯的建議,“廢封建,置郡縣”,理由是像周武王滅商後封子弟為王,後代彼此疏遠,最終竟為了利益相互攻擊,像沒有血緣關係的仇人一樣;變更為郡縣制,所有皇親貴族及有功於國家的大臣都可享受國家從賦稅所得中分賜的俸祿,這不是最公平的一種作法嗎?國家也因此得到安寧,這是封建制所達不到的。
    到了漢高祖劉邦統一天下後,先有酈食其建議他恢復戰國末年的六國諸侯,可是張良勸阻他,他說:“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意思是:若用酈食其的辦法,那陛下的天下就會分崩離析。劉邦聽此言,飯吃一半都吐了出來,大罵說:豎儒!幾敗而公事。意思是:你這無知的書呆子!差一點壞了我的好事。
    張良及劉邦都不贊成封建,但還是封了韓信、彭越、英布、盧綰四人為異姓王,這是形勢使然,逼得劉邦不得不採封建。後來至文帝釀成的七國之亂,都是在撤藩或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兩難間擺盪,諸侯不願被削弱,只好趁有實力前,為之一搏。唐朝的柳宗元就說: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
    所以改革是需要時勢配合的,例如上述同樣是廢封建,李斯與張良都有一致的主張,但一者成一者敗,原因無它,時勢使然。蘇軾說: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即是此意。現在待改革的制度仍很多,所謂有為的政府就是能掌握時勢的政策推手,而不是隨意粗糙的在老農年金上加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