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6日 星期六

傳承



    有人說堯的聖明不及舜,堯在位時,沒有為國家設置九官,並誅除共工、三苗、鯀及丹朱四大罪人,是由舜去完成的。有人聽了不服說:舜的這些成就,正是堯的聖明所致,只是由舜去完成這些大業,更為合宜罷了。
    難道堯在位時,不能完成像用九官、誅四罪的大業嗎?其實堯故意將這些偉業交由舜去完成,讓他得到人民的信服,成為一代聖君。堯接受四岳部落首領的推舉,得到舜這位繼承他志業的人,準備讓位給他,可是先要讓他得到人民的擁護,所以他把人民對領袖最信服的德業交給舜完成;這項德業就是用賢誅惡;其實用賢誅惡是堯所洞見的,只是假舜之手完成罷了。
    堯的偉大不只是選出賢能的人,還促成國家下一代領導人能順利的得到人民的信任。他並非獨厚舜,而是讓國家的執政權平順的從他手裡過渡到下一代領導人手上。所以堯不是不能用九官、誅四罪,堯更偉大的成就他人,為了他所摯愛的人民。
    現在看看我們民主社會的領導人是如何傳承他們的政權的,不是丟下一堆債務的爛攤子;就是把機密公文偷出去,讓你執政困難;更有的把為了貪污搞出來的專案,讓接任者硬吞下去;再不然,就是下野以後威脅當政者要再出馬攪局。

習以為常



    曾鞏在論習一文中說:國家治亂與否的根本關鍵,是執政者對人、事的判斷,而這種判斷能力是由他長年學習經驗所累積而成的。少年時所習符合正道者,長大後執政就賢明;反之則無法使國家進步發展。不幸真是如此,那只有再磨練他,或者由正直之士來輔佐他了。輔佐他的人整日和他朝夕相處,對他產生砥礪的效果,就能徹底的改變他,讓他擁有判斷的能力。但自古以來,真正改變惡習而成為治國以正的領導人,如鳳毛麟角,原因無他,就是找不到正直之士來與他朝夕相處,事事在旁輔導他,告訴他正道的方向,讓他整天跟太監及宮婦在一塊,這些人多半拍馬逢迎,怎能傳授他正道呢?
    現代民主政治,國家領導人由選舉產生,一當政就要完成他對選民的承諾,實沒有機會再去教導他正道的方向;但他一路從政的經歷卻可看出他是否擁有對是非善惡判斷的能力,而不光是從她競選時冠冕堂皇的語言裡瞭解。如果一個長年與貪腐相伴,或是總以不實的政見騙取選票的團隊裡成長的,妄想她能明辨是非與貪腐切割,確實是不切實際。

2011年11月25日 星期五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王安石對於史記所載“齊伐魯,孔子交待子貢去說齊伐吳,央吳救魯,及說越、晉,使五國交兵,最後救了魯國。”的這段歷史存疑;他舉了三項理由:其一,子貢的行徑與張儀、蘇秦等人無異,與孔子所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精神有違;竟為了保全即將滅亡的魯國,而擾亂齊國與吳國,難道對這兩國的人民沒有仁心嗎?其二,孔子與子貢當時都是一介平民,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竟連獨樂陋巷的顏回都不如,所以這是讓人起疑的第二點。其三,即使孔子及子貢仍對魯國有憂患之志,想盡一國民之義,但也不致以變詐恫嚇的語言去亡人之國而求自存?所以王安石認為司馬遷所載有誤。
    說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王安石特別解釋說: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說堯的時候,天下就受水患之苦,堯信任的接班人舜先找來鯀,為世人治水,結果無功,等了許多年才找到禹,禹以九年的時間,三過家門而不入,才把水患治好。像禹這樣的有能力治水的人,看到百姓受水患之苦,看到堯及舜為水患擔憂,卻仍要等鯀治水失敗後,堯及舜向他請益委他治水時,他才肯盡力,為什麼呢?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沒有得到人民及君王的信賴時,是不得擅政的。
    這好像與現在人的想法有出入,現在人認為政府要受到監督,政黨要相互制衡,人民才能有保障。這是對施政的結果而言的,在政策的制定與推行時,其他政黨及人民應給予空間,不可在政策未執行前就作無謂的批評。譬如陳水扁所推行的金改案,其目的是使國內體質較弱的金融機構得到茁壯的機會,可與國外的金融機構一較長短。所以在政策推行之前,政黨不該無的放矢的批評;但在公營行庫被併後,公股也支持了民股的股東,交出了經營權,竟然這些原本的家族企業依舊把持經營權,不思體質健全,甚至利用公營行庫的特許權,繼續壟斷利益,這就可受公評了;尤其以此作為向財團募集政治獻金的工具,更值得檢討。

2011年11月24日 星期四

慎擇賢能,並授之以德



    逢蒙向后羿學射箭,學得了技巧後,心想天下只有后羿是超越自己的,於是幫寒浞殺了后羿。孟子認為這件事雖逢蒙應承擔大部分的罪過;但后羿也有過錯。后羿到底錯在識人不明,還是未授之以德,所以才使逢蒙作出這樣大逆不道的事?
    在戰國時期還有一個傳授陰陽五行之術的鬼谷子,他有兩位弟子龐涓與孫臏,龐涓在魏國得惠王寵,後來孫臏來投奔他,同效力於惠王;龐涓恐孫臏奪其寵,便起殺機,砍斷他下肢,並黥面置於囹圄;孫臏為脫身裝瘋賣傻,才使龐涓鬆懈注意,而逃離魏國投效齊國。最後在馬陵一役,設計困住龐涓,舉火引矢,終報殘身毀譽之仇。
    而能預知未來的鬼谷子,就在龐涓下山後,另傳授孫臏兵法,使其雖身殘仍能復仇。其實鬼谷子若真能預知,何不授之以德,甚至根本不該納之為徒,使他不能危害他人,也免馬陵之役兵死將亡。鬼谷子是否也犯了后羿一樣的錯誤,識人不明及未授之以德呢?用鬼谷子的陰陽論解釋,這是宿命,人不可逆。
    如今台灣政壇吵嚷不休,選舉時更以詆毀他人為手段,而不以政策爭取人民的信賴,何以至此?窮本溯源,就是我們人民沒把老師這個職務作好,應該像孟子責備后羿的那樣,“慎擇賢能,並授之以德”;曾在其位也不謀其政,可與貪瀆茍且的政客,人民何必再給她機會;立場反覆,唯權位是圖的政客,何必再浪費人民的選票。

2011年11月23日 星期三

治世之器


       聖君治國的方法分成經、權、機三種;而將人依親疏遠近關係分成腹心之臣、群臣及人民三個層次。所謂經者,天下之民皆可知也;所謂權者,群臣可知,而民不可知也;所謂機者,腹心之臣可知,而群臣及民不可知也。若沒有權,那麼所有國事都辦不成,譬如政府對貧窮線的設定,這是政府據以補助的標準,可能許多老百姓都無從知道是如何訂定的,政府是依基本生活需求及政府財政能力而權衡訂定的標準,這就是政府的權,用以作為全體適用的通則,但人民未必清楚其中的原委。沒有機,那麼國家就無法維護生存的條件,而曝露在各種危險侵害中;譬如國防,政府依危害的程度建構防衛的能力,但也是在財政及人民可承受的範圍內;所以各國軍事都是秘密不可告人的,也要由執政者委由腹心之臣來擔任該職,才能確保國家安全,人民福祉。
       這種治國的理論與方法卻只能由具有仁義之心的執政者來掌握,否則就會變成宰制人民以逞私欲的工具;譬如東漢末年曹氏及司馬氏就是懷篡逆之謀,濟之以賈充為腹心之臣,因而造就了魏、晉之朝。
       現在雖為民主時代,機謀與腹心之臣依然是政治上不可或缺的,但也極容易成為野心政客謀奪權利的工具,例如陳水扁當政時,各部會首長都如跑馬燈式的更替,他用這種“洗官位”的方式讓支持他的人能在其短暫執政期間獲得高職位,然後利用國家退輔機制,使其等獲利;利用與小國家的建交藉口,把秘密外交預算挪為私用。種種藉“機”以掩飾其圖謀的作法,以國家公器裹脅心腹為己所用的惡劣行徑,都是治國理論與方法遭誤用的例証。

重作馮婦



    齊國又發生饑荒。有弟子問孟子:國人皆以為夫子將再一次向齊王請求開倉濟民,夫子該不會再這樣作了吧!孟子說:難道還叫我再作一回馮婦嗎?馮婦是晉國人,善於打虎,後來作了善士,不再打虎。有一次到了野外,看到大家都在追逐一隻老虎,那老虎跑到山上背靠著山向眾人露出兇惡的樣子,沒人敢靠近牠。大家這時候看到馮婦過來,就去迎接請求他打老虎。馮婦見大家仍恭維他,就捲起袖子走下車來,準備與虎一搏,眾人見了都直呼好,可是讀書人聽了這則故事都譏笑他。
    馮婦為什麼重操舊業去打虎呢?為什麼讀書人要譏笑他重操舊業?孟子為什麼舉馮婦的例子說明自己向齊王建言一事,也會遭知識份子的譏笑呢?
    馮婦之所以重操舊業,是因為以前打虎為了生計,而現在是為了向眾人展現他仍有勇力。讀書人譏笑他不能守志的原因,竟是要不斷以性命去維護自己已有的聲譽。孟子舉馮婦的例子,就是說明知識份子向執政者建言,不只表象的得到執政者認同即可,還要把建言背後的思考模式也灌輸給執政者,使他一通百通的用這樣的理念去處理政事,這才符合知識份子輔君的目的;而不是重複表象的事務。
    最近有平面媒體報導說馬英九很怕與宋楚瑜面會,因為宋一見面就要求職位,令馬不勝其擾。這則報導是循維機解密“宋以不參選2008年總統的條件交換台北市長職務”而進一步發展的新聞。宋楚瑜如果一再以解民於倒懸的口號參選本屆總統,似乎使人有重作馮婦的聯想,儘管其在省府任內有膾炙人口的政績,但為什麼經驗不能傳承?曾擁有四十餘席的立委卻可運作一個不起訴他興票案的檢察總長陳聰明過關;為了享受總統特使身分赴大陸見胡錦濤,可拋棄理念與陳水扁會面,竟被唾面而不悔;豈馮婦可譏?

2011年11月22日 星期二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詒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詒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孟子說:知識份子在不該說話的時候說話,就是想用自己的話去使他人對不義的事相信;應該說話的時候不說話,也是想用自己的沉默去默許不正義的事發生;這些都鑽洞爬牆的小偷行為。
    什麼是可以言?什麼又是不可以言?完全以正義為標準,符合事實與有益於公義者即是。孔子說“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就是沒有根據的話,不經求証就把它傳給其他人聽,是失德的,也是不符正義的。不言的部分:“子不語怪、力、亂、神。”“不在其位,不言其政”“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都是講一個知識份子不講自己不明瞭的事,屬消極一面;而積極者如“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意思是該說而不說是為不正義的事隱匿。
    近來某雜誌報導馬英九於今年九月密會組頭事,被民進黨咬住不放,並加碼說馬英九向該組頭索取三億元政治獻金,及操縱總統大選的賭盤。馬英九在該周刊報導後,就主動透過發言人說明在08年與09年兩度確曾與該人士在公開場合會晤,並對其支持表達感謝之意;並無密會情事。然民進黨發言人及親綠媒體卻不顧總統的澄清,更加碼說有三億元募款及操縱賭盤的事,卻拿不出證據;總統府三次警告這是不實傳聞,請其更正。但民進黨見獵心喜不但不停止傳播,甚至蔡英文主席也在媒體上批評馬英九“不該見不該見的人”,“應向大眾說明清楚”“提告不是辦法”。明知這是不正確的事卻為了選舉刻意抹黑對方,未可言而言,就是想擾亂選民,以獲取利益;明知媒體及發言人為不實報導,卻不加制止,甚至以曖昧的言詞影射,是可以言而不言。就是想利用模糊打擊對方,以增加自己勝選的機會,正如孟子所言“穿窬之類也”。

2011年11月21日 星期一

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


       孟子說:饑餓的人吃到任何食物都覺得是美味的,乾渴的人喝到任何飲料都覺得是可口的。他們無法真正嚐出食物或飲料的真正味道,是因為饑餓及乾渴所造成的妨害。但不只口腹會干擾對食物飲料的判斷,人的心靈也有同樣的問題,人的心靈要作到不受像饑渴一樣妨害判斷的話,也就不會有己不如人的擔憂了。
     台灣政壇上常有許多外國民主制度所沒有的問題,譬如族群問題,台灣歷史上確實受到外來政權如日本、荷蘭人等的統治,台灣人受到政治上的迫害,一直沒有當家作主的機會,所以成就一種獨立的思想;當解嚴以後,人民已可自由的參與政治,從地方首長至總統,或者立法機構,都已由人民選舉產生,其實就已當家作主;但某些野心政客就是故意挑起這種歷史情仇,把外來政權的帽子扣在別人頭上,甚至把與對岸的談判也污名化說成是親中賣台。這就是以往對自由的渴求及對被迫害的心態仍左右著我們現在對政治的判斷,才會被這些野心政客所操弄。
     所以我們應秉持中道思想,去辨別政治人物的真正意圖,避免他們利用我們曾經被迫害心靈上的傷痕,模糊了對事實的判斷。過去民進黨執政的八年就是一再挑起人民的仇恨,使社會動盪,而陳水扁卻躲在我們對反對運動的同情背後,肆無忌憚的往他們的金庫搬錢,踐蹋人民的尊嚴。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說:楊朱主張一切為己,即使拔一毛利天下都不為。墨翟主張兼愛,即使從頭到腳弄到磨傷,也只作對天下有利的事。子莫則主張中道,但中道也要懂得權變,否則就會犯執著於一點的錯誤。因為執著於一點會損及真正的道,而廢棄了其他。
    楊朱及墨翟在面對社會問題上是有所偏頗的;相反地,子莫所主張的中道就比較合乎社會的實際狀況及需求;但是這種中道思想是一種平衡作用,目的還是要使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切不可本末倒置,為力守中道原則而傷害了實際解決問題的初衷;堅持中道原則卻無法解決眾多的社會問題,豈不也是一種偏執?
    最近台灣政壇上吵嚷的老農津貼問題,就是一種存在已久的社會問題,相對於老榮,由於過去就已建立了保險機制,所以有部分落差存在,因此政府應建立機制予以解決,而不是變成選舉時彼此攻防的工具;譬如依物價調整的機制及排富條款,都是在兼顧政府財源及先解決部分貧困無依老農問題為主要目標;若依民進黨統一加碼不排富的原則,就是符合了表象上的公平,卻不顧其他弱勢者的福利,甚至不顧政府財政惡化的問題,正是孟子所說“舉一廢百”的賊道了。

2011年11月20日 星期日

本末論



    王安石在其《周秦本末論》一文中說:
    周朝因為實施分封制,結果地方強大而中央衰弱,以致滅亡;秦統一天下後實施郡縣制,造成中央強大地方衰弱,還是滅亡了。究其原因就是中央及地方並沒有平衡的權力關係,以致其結果都造成了國家的滅亡。
    周擁有天下時,把全國分成了一千八百個國家,設置方伯,連帥這一類統領諸侯的官職。若諸侯不進貢祭品的義務,就率普天下的老百姓責備他們;有不盡諸侯責任者,就率兵討伐他們;本以為這樣就是盡善盡美的制度了。但等制度凋敝時,勢力強大的諸侯併吞勢弱的諸侯,而天子卻無力阻止,所以國家才因而滅亡的。這就是強末弱本制度所造成的結果呀!
   秦有鑒於周的衰亡,所以實施郡縣制,而不分封,把以前諸侯國的城池都拆除,把諸侯軍隊的兵器都聚之於咸陽,讓有非分之想的奸人沒有可乘之機,本以為這是全天下最完美的制度了。可是等到制度凋敝時,像陳勝、吳廣這樣的販夫走卒也能拿著鋤頭鐮刀起來造反,宰制天下,部分想為秦盡忠者卻沒有城牆可作屏障抵擋,手上也沒有武器可抵禦敵人,只好屈膝下拜稱臣投降。像他們那樣驅使全天下的百姓去對付小小一城的咸陽,滅秦還不容易嗎?這是強本弱末的制度所造成的結果。
    現在各朝都將秦強本弱末的制度略加改良,實施郡縣不分封的制度,似乎已成為潮流。就是周公再復活過來,恐怕也不能有所改變。銷其兵,削其城,完全與秦的作法一樣,萬一再遭到像秦一樣的變亂時,該如何因應呢?
    王安石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係上提出了要彼此平衡的看法,並拿周與秦的滅亡作為兩極化現象的說明,是論文類的經典之作。對於現代政治制度也有所影響,譬如中央與地方都是由民意所產生的政府,但在執行政策上卻有各地異情的現象;近來中央立法單位允許各地設置性工作專區,此令一出,卻不見地方政府響應,但實際上各地都有不法的色情行業存在,地方政府不願名正言順的設置專區是受到居民的抵制;因此同是選民在中央與地方卻有不同的意見表達;地方設置博弈專區亦有類似情形。因此像這一類因地而異的案件性質,應由地方提出,中央核准的方式為宜。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



  子貢問孔子:如何才能算得上是一個稱職的公務人員?孔子說:一個人凡認為可恥的事就不去作,受君命至他國去辦理交涉,都克盡職責,戮力以赴,完成使命,這樣的人就可算是=稱職的公務人員了。子貢問:那麼次一等級的人呢?孔子說:同宗族的人都稱讚他孝順,同鄉里的人都稱讚他友愛兄弟的人。子貢再問:請問再次一級的人呢?孔子說:說到作到,不論是非固執己見地去完成任務的人,這也是最次級的公務人員了。子貢問:那如今在檯面上的這些人呢?孔子說:這些器量狹窄、目光如鼠的人,怎能算得上是夠格的公務人員呢?
    孔子對“從政”的公務人員訂有這三種標準;所謂從政,是相對於執政而言,就是跟隨著執政者從事政務工作者,也就是現在從事公務的人員,在古時候所稱的“士大夫”﹝可簡稱為士﹞。從政最重要的是完成執政的使命,高道德標準是要符合程序正義的完成使命,所以即便被派往他國去交涉,也要不卑不亢的完成任務;次一等的道德要求,就是在國內普遍受到其宗族或鄰里的稱讚;最次一級的道德標準,就是言行一致,堅定的完成工作任務。而孔子顯然對當時在諸國中的絕大多數公務人員是不以為然的,所以形容他們是器量狹小,眼光短淺的人,不配作公務員。
    拿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來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也要言行一致,說到作到,符合小信小義原則,堅定不移的完成使命。但公務員最容易流於敷衍塞責,言行不僅不一致,甚至說一套作一套,競選時亂開空頭支票,選後就拿令人民無感的數據搪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肅貪,任何政府都以肅貪整飭政風為施政目標,但在任內卻不但沒有任何法制上的建設作為,甚至自己團隊都捲入各種貪瀆案中,這種連孔子對公務員最低的道德標準都達不到的政治人物,現在還敢聲言三次政黨輪替的取回政權,根本不把人民看在眼裡。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說:如果執政者自身是正直的,則上行下效,何需過多涉入才能治理好國家呢?若自身不正直,如何要求他人正直?則耗盡心力也無法治理好國家。
    孔子認為執政的人一定要正直,否則耗盡心力也治理不好國家;什麼是正直?不偏不倚的中道原則,無過與不及之名。執政之仁,就是在實踐中道的原則,避免過與不及的偏頗影響了國家的正常走向。尤其不要以“矯枉過正”的心態去挑撥社會的不公,而製造新的不正義。
    我們常聽到政治人物喜歡以“彌補”來博取部分選民的認同,以獲得政治利益,卻損害真正的公義。例如民進黨最近在老農津貼上著力甚深,有一百個要“彌補”老農的感性訴求,卻沒有一個合乎真正公義的理性論述;補助老農是要平衡老農與老榮的差距如果成理,那比老農更需要照顧的弱勢怎麼辦?政府有限的社福預算是否對其他弱勢造成排擠效應?而拿花博與文建會夢想家的預算執行與可憐老農的福利被忽視,是否能相提並論?原來都是選舉考量,老農比弱勢族群的票多,預算數字可簡易的拿來作不當比較。
    這種選風如果持續下去,許多對社會有益的政策就沒有理性探討的空間,民主政治成為民粹主義的口號。難道退伍榮民一定要與老農拿出來比較一下,誰才應該受到國家的保障嗎?國家宣傳工作是否也要等過多的香蕉被收購完後才可以作呢?不理性就有這些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