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7日 星期六

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不失人心者,必見信。



    歷史上的長平之役,皆認為是秦與六國相持下決定勝負的關鍵一役;但此役坑殺了趙卒四十萬人,其功掩不住秦的兇殘暴虐,因此秦雖統一全國,實施高壓統治,卻被蜂擁而起的人民所推翻,可見人民是如何痛恨這樣殘暴的政權了。賈誼在《過秦論》便下了這樣的結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湯武革命是歷史上極受爭議的兩次革命行動,漢景帝時,轅固及黃生兩人就曾在景帝面前爭論湯武革命的功過是非,黃生說:帽子雖舊但總是戴在頭上的,鞋子再新也只能穿在腳上,這便是上下有別的道理。而桀、紂雖失道,但畢竟是君王,湯、武再怎麼賢能,也只是臣下。君失行,臣不正言匡過,卻行誅殺,取而代之,這不是弒君是什麼呢?雖然黃生以封建思想來解讀這段歷史,但在當時,卻也是部分衛道人士的見解,但重要的是湯、武沒有失掉人心;所以有罪不失人心。後來孟子說:“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就是站在不失人心的立場上,肯定了湯武革命的正當性。
    蔡英文在面對宇昌案時,說“為了發展台灣的生技產業”“自家投入的資金是天使基金”“我是台灣生技業的媽祖”,種種功勞卻被人當了驢肝肺;其原因就是不被人民信任,為什麼否定了當初的南華生技案?為什麼自己都質疑是否違反了旋轉門條款,竟然現在都推得一乾二淨。蔡的迴避與指控馬的迫害都不如嘴巴上說的仁義道德那樣冠冕堂皇。
    馬英九在1997年5月8日因白曉燕命案,面對抗議的群眾,以“不知為何而戰?不知為誰而戰?”辭卸政務委員職務。當時他所代表的國民黨政府以權謀私爭功諉過,因此他以辭職來向人民謝罪;但卻因此建立其自己的聲望,得到多數人民的信任。在每年二二八紀念會上一再代表政府向受難者家屬致歉,甚至遭到家屬唾面,都顯示他勇於承擔過去政府錯誤的勇氣。

2011年12月16日 星期五

量過



    楊惲曾說:士大夫在言行上力求符合仁義,惟恐不能教化他人,這是士大夫的標準;而一般百姓則力求財利,惟恐有所遺漏,這是平民百姓的標準;以士大夫的標準去要求平民百姓,那是錯誤的評比。反之亦然。所以孔子說: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意思就是說,人所犯的過失都要以其身分而定。這樣衡量過失,才是宅心仁厚的執政者所應有的氣度。
    而如果一個身居大位者仍以平民百姓的標準行事,等東窗事發後,卻以法律沒有嚴格禁止作為藉口,難道這符合人民的期待嗎?更遑論精心為自己設計防火牆,或變更法令來逃避法律規範的惡質行為了。孔子也曾以此例批判過管仲,說:管仲之器小哉!豈不以周道衰,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意思是:管仲既然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才幹,則不應只輔佐齊桓公成為霸主,而應更進一步讓桓公輔佐周天子統一天下。就是拿更高的標準去衡量管仲。
    宇昌案的種種跡象皆顯示蔡英文及其所謂生技團隊的成員都為了某一種目的而不擇手段或便宜行事的越過了分際,才使得他們口中所稱的神聖職責蒙上陰影;而如果那個目的是真如他們所說的神聖偉大,又何必恐怕特偵組介入調查?甚至推給競選對手政治謀殺呢?其心在勝選而非真正想証明自己的光明磊落罷了!

施政教者宜厚之



    梁有一樁疑案,朝廷裡半數官員認為當事者有罪,但另一半的人則認為無罪,連梁王也無法判斷。梁王忽然想到一人,那就是幫助越王勾踐復國的范蠡,但他這時已是個商人,且改名為陶朱公,穿梭各國間,梁王認為他能靠著一介平民的身分致富,必有超人的智慧,因此請他來,幫忙斷此疑案。陶朱公瞭解了該案後,說: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百姓,哪能斷案?不過,我有一個故事可說給諸位聽聽,也許對此案有些幫助。我家裡有兩塊白玉,其色澤相同,大小也一樣,但其中一塊值一千金,另一塊只值五百金。梁王插嘴問道:為什麼呢?陶朱公說:原來它們厚薄有差別,那塊較值錢的比較厚,薄的較不值錢。梁王忽然頓悟道:原來如此。自此以後,若有疑案則梁王一律審慎定案,避免冤獄;若有爭議的賞賜,則一律從寬認定。這就是施政宜厚的政治智慧。
    這裡所謂的“厚”是寬待人民的意思,也就是孔子所說“寬以待人,嚴以律己”的意思。但現代政治往往是與此相反的,別人犯錯要嚴格檢驗,自己犯錯則以各種藉口卸責,甚至指控政治迫害。最近維基解密說到蔡英文向楊甦棣透露,她不滿馬英九不介入司法,馬英九應該免除對綠營政治人物的司法追訴以換取認同。這種以司法代價作為政治妥協的籌碼是否更形傷害了社會的基本價值,所以蔡英文要求馬英九所施之“厚”,其實才是對人民最大的凌虐。蔡只顧自己政治上的利益,而罔顧大眾利益的心態也令人震驚。

2011年12月15日 星期四

妄自尊大



   維基解密報導有關蔡英文與楊甦棣2007年7月6日會晤的談話,透露蔡當年支持謝長廷的立場;並對陳水扁在任期末發動入聯公投與美反目的始末;且不諒解蘇貞昌在黨內初選失敗後即遞出辭呈的心態。並對自己被提名出席APEC後,經澳洲以其曾提出“兩國論”的質疑而被拒的理由,感到被誤解的陳述。  
    由以上的四件事即可看出蔡英文在政治上的搖擺及野心;她認為謝長廷比蘇貞昌在黨內所擁有的實力豐厚,所以具有整合的能力,唯一可能掣肘的游錫堃雖掌握黨機器,但畢竟才智不足,難成大器。當時蔡是蘇內閣的成員,卻傾向支持謝,是其政治搖擺性格之一。
    對蘇貞昌突然請辭並獲准,是蘇不願為謝作嫁或來自陳水扁的壓力,不得而知,;但這也是她對蘇有芥蒂之心的由來,甚至對扁也充滿不諒解,理由都是蘇去職,為何要迫使她也離職,由此可知,蔡是自私只顧個人利益的。
    在入聯公投的議題上,蔡認為台美雙方溝通上出現障礙,陳水扁為大選不得不以入聯公投作為競選主軸,而美方為與中共交流卻公開批扁,在黨內沒有人敢公開反對的情況下,公投綁大選是必走的道路。蔡在這段談話中把自己定位成是美方與扁之間的溝通管道,且主張以秘密外交的方式進行為宜,就充分曝露了她自我膨脹的權力欲。
    為自己無法代表台灣出席雪梨APEC高峰會,歸咎外界誤以為她是1990年李登輝“兩國論”的起草人而被拒;她的解釋是兩國論只不過是她早期的研究之一,其實她還有其他深化台灣主權的論述。這種說法昧於國際現實,因為真正抵制她出席的是中共;且有為其個人政治前途而變更政治主張的可能;如此在外人面前赤裸裸的坦承,怪不得楊甦棣要說:“這次會談是我與蔡英文交往近十年以來最誠懇的一次。”

2011年12月14日 星期三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魏文帝曹丕有一次問王朗:從前鄭子產治理鄭國時,臣子不忍蒙蔽他;後來到了宓子賤治理單父時,屬下不能蒙蔽他;而西門豹治理鄴城時,屬臣不敢蒙蔽他。他們三人的才幹哪一個較好?王朗說:作為執政者是靠道德修養來治理的,屬下自然不忍蒙蔽他;執政者如果以察察為明者,屬下無法蒙蔽他;而如果執政者是以嚴刑峻法來治理的,屬下不敢蒙蔽他。其中以道德修養來治理國家的執政者,他以德感化了屬臣,屬臣們受到精神感召,真心誠意的為執政者效力,所以自然不會蒙蔽他;而善於察察及以嚴刑峻法來管束屬下的,都無法獲得屬臣由衷的感佩,所以表面上的不蒙蔽是因為畏懼所造成的,等畏懼稍減時就會使蒙蔽之心復起;所以真誠效忠與畏覺畏罪兩者間是有極大差距的。孔子在為政篇裡的這段話可作為本文的註腳:“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然而在現代政治體制中有如此的區別嗎?其實執政的好壞與公務人員的心態有很大的關係,執政者從執政理念感化越多屬下公務人員者越能得到公務人員的認同,而齊心協力的去完成執政者所要達到的目標,政績自然是輝煌的;相反的執政者若只是依照法律及考核制度來規範公務人員,則不能喚起公務人員與執政者有同舟共濟的決心,所以呈現出來的政績也是無法滿足人民需要的。
    民進黨在野期間拼命拿18%與老農及勞工的退休福利比擬,嚴重損傷了大部分公務人員的自尊,而一旦執政,則只能以法令及考核制度來規範公務人員,所以行政效率低落,即使好的政策也會被扭曲成苛政,而真正受害的是人民;這樣的結果難道是人民所樂見的嗎?

善不可以偽來,惡不可以辭去。



    意思是:善是偽裝不來的,而惡也無法憑言語解釋就能卸除的。
    最近的宇昌案,經建會主委劉憶如在立院委員會中被要求將宇昌投資案解密,結果經行政院院長批示解密後,卻因為誤植了宇昌股東之一的台懋公司在2007年成立時的募股說明,使在野黨認為劉憶如有意誣指蔡在卸任前就已積極參與台懋的籌組,証實了自己圖利自己的事實;所以召開記者會並向法院申告。
    其實蔡英文即使在卸任後才參與台懋的籌組,但自己曾在國發基金召集人任內批准此案的記憶為何不能使其警戒到可能觸及旋轉門條款?而只是向行政院副秘書長陳美伶口頭洽詢;陳如果早知蔡曾批示該案,自然不會以國發基金的主管單位為經建會,所以蔡轉任宇昌不違反旋轉門條款的理由回應,且陳不是解釋旋轉門的主管單位,蔡的詢問只是諮詢性質,並不能作為脫卸責任的理由。
    我曾在“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一文中說:“即使蔡違反這些規定,如果她是存心為台灣生技業發展而誤觸這些規定,也是可以原諒的。”但她竟在卸任後仍要求何美玥批准8.25億的款項給台懋,就令人匪夷所思了,當時宇昌已通過核准,並運作中,顯然蔡說募資困難的理由不成立,蔡請求國發基金撥款,完全是自肥;而何美玥竟能內神通外鬼在未經投審及經營兩次委員會的審核下就逕行核准撥付;慶幸的是政黨輪替後,國發基金內部人員深知此核准案有瑕疵,才拖延未撥付;全案看起來蔡都不是無心,與何美玥上下其手也至為明顯。
    蔡英文的偽善從18%被揭露後的氣急敗壞說以後公益就無法作了;到水果嘸採工文宣道歉事件時說的索羅門王二婦爭子寓言;以及在說明宇昌案時把馬英九先罵三分鐘再以“無庸置疑”、“經得起檢驗”的概略式回答;都為已讓她充分顯露。所以不是三言兩語可去除她邪惡本質的。正應了本文的主題“善不可以偽來,惡不可以辭去。”

2011年12月13日 星期二

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對於學問的理解,也代表了儒家對學問的看法,子夏說:向賢德的人學習,要著重內在的本質,而不要注重外在的表象,侍奉父母要窮盡自己所能,事君要貢獻出自身所有的才能,甚至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交朋友言而有信,這樣的人雖說沒有顯赫的學歷,我也認定他是有學問的人。
    向賢德的人學習要着重本質而不要着重外在,就是學習其基本精神,領略其義,是義的表現;事父母竭其力,是孝的表現;事君致其身,是忠的表現;交朋友講信用,是信的表現;義、孝、忠、信四者皆備,就是對學問有了深刻了解的人。
    最近宇昌案的解密,發現許多以前形象清新的人,且都具有知識界閃亮光環的大師級科學家竟然也涉入此案,甚至事後都口徑一致的說自己是為了台灣生技業的發展;但事實是這項引進產業的工作是失敗的,又不願坦承失敗;其是否全心為了國家著想或想佔國家的便宜?亦或是藉蔡英文的人頭一用?頂著生醫界教父光環的大師竟作起了國際掮客的勾當,用一句台灣俚語“讀書是讀到肩胛上去了嗎?”顯然這些讀了大半輩子書的大師們是不符子夏對讀書人所訂的標準。

無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無取于國者,取國者也;無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



    這句話是周文王召見太公姜尚時,問他說;商紂如此濫殺無辜,我實不忍見天下蒼生受其凌虐,怎麼辦呢?太公說:你應該克己修身,禮賢下士,愛民如子,以觀天道。等待上天降下的訊息,當天災人禍並起,那便是上天要你取而代之的時候了。你要記取的是:不向人民索求者,將得到人民的支持;不向其他諸侯索求者,將得到諸侯的給力;不向天下萬民索求者,亦將得到天下萬民的擁戴。有了人民的支持,就有了人民的助力;同樣的也有了諸侯及天下萬民的助力;則無甲兵而勝。作有利於天下人的事,天下就為你張開大門;否則就閉鎖大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取天下就像在曠野裡打獵,得到了要公平的分享眾人。
    姜尚的這段話是把周文王伐紂的時機,取得天下的方法及分利於天下的三個階段中重要的思想,作了闡述;這也是文王將取商紂以代之的革命理論。
    現在選舉其實就是一種政權更替的時機,任何想要獲取政權的人都要有取天下的正當理由,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矣。而今挑戰大位的兩位主要競選團隊其挑戰的理由是什麼呢?馬政府無能,不能苦民所苦,浪費國家資源,治國無方,這些批評不管真實與否,但不見批評者的相應政策,所以批評無論對錯都只是口水漫罵,畢竟上天所給予的訊息尚未到來。
    如何取天下?在現今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勝選,但勝選的承諾是什麼呢?讓人民犧牲ECFA的利益嗎?還是陷兩岸於再一次的危機中呢?畢竟靠對方的錯誤沒有辦法成就自己。

2011年12月12日 星期一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孔子說:懷有仁義之心的人可分辯真正的善惡,所以能以善惡標準來取用或摒除他人;這就是“善善惡惡”一語的來由。但孔子又說:“茍志于仁矣,無惡也。”,意思是有志於仁者即使遇到惡者,也會盡己之力去說服他改過向善,且以寬容的心原諒他的過錯。兩句話乍聽之下相互違背,其實卻是一體的兩面,上面一句的意思着重在分辨善惡的能力與取捨善惡的原則,作為有仁義之心的人是客觀不受外在環境影響的。下面一句則說明求仁之人是含有“恕”德的,對於惡人不只是遠離躲避,而是要使其改過向善。所以仁在實際的作用上,有消極與積極兩面性,分辨善惡的能力與取捨善惡的原則是消極的,而使人改過向善的用心則是積極的。
    最近台灣政壇的話題都圍繞在蔡英文當年在行政院副院長任內所核定的宇昌案,由於處於選舉期間雙方陣營的衝突中,所以部分問題是有被放大的質疑,但如果蔡當年是秉持為國家引進新興產業的用心,則今天所有被質疑的問題也瑕不掩瑜,終會還蔡公道。但也或許蔡說自己並“未積極爭取”的含意是遭到這批國際掮客的蒙蔽,而誤入圈套;即使如此,蔡的用心仍應給予肯定,也無損其爾後成為國家領袖;惟應注意藉端攫取國家利益者是不分藍綠的,他們才是使今日台灣混淆黑白的始作俑者。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孔子說:有道德修養的人處理政事,並不堅持一定的方式,也不否定其他的途徑,甚至使別人都誤以為是循私謀利,也在所不惜;唯以福國利民為是。“適”作“往”解;“莫”作“毋”解;“義”作“所由之路”解;“比”作“小人的私心”解。
    這樣的註解比錢穆、李澤厚及日本物茂卿的註解,更近於儒家的“恕”道。這裡有一個道理就是說,為了一定的目標,其實可以不計較手段的合義﹝暫時的道德標準﹞與否;他意有所指的就是周公。周公輔佐成王,甚至把他驅逐,自己坐在天子位上處理政事;把私下議論他後來又與紂王子武庚一起叛亂的兄弟管叔及蔡叔都殺了,以穩定自己的攝政;後來迎回成王歸政,過程可說是不計毀譽的,但目標就是為周建立可長可久的制度,以傳後世。
    最近選舉的話題沸沸湯湯,把“無能敗家”的帽子扣在馬英九頭上,好像連許多藍營支持他的人都面對這樣的指責啞口無言;郝柏村甚至轉個彎的說:馬英九是無能,對貪贓枉法無能。其實馬英九上台後很重要的一項政績就是ECFA,但是真正展現政治家風範的是使兩岸以“九二共識”回到談判桌上“擱置爭議,共創未來”。
   “九二共識”在當年是由蘇起在香港會談後,以兩岸兩會往來的文件中,對“一中”所下的定義,當時對岸是不贊成的,認為一中就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來是為了繼續談判的權宜之計,暫時擱置爭議,對各自所堅持的國號不予否定;中共當時對“九二共識”這樣的名稱確實未經確認。而今,不只我們甚至中共也口口聲聲“九二共識”,就是對共識兩字的意義有了新的認知,對於不否定對方的必要也有了完全不同以往的想法;在國共近六十年的互鬥中,從來沒有這樣堅定的“共識”使雙方可冰釋前嫌,馬英九在此過程中所展現對國家的維護與政治說服,都是歷任中華民國總統所沒有的,且更顯其他政治人物自毀長城的不智,馬英九正如本文的主題“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非所謂“無能敗家”也,大家應該尊他一聲“總統”。

2011年12月11日 星期日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孔子說這句話的對象是士大夫,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政治人物,說他們不要擔心自己在政壇上是否能容身,而是要時時反省自己對社會有無價值;不要擔心自己的知名度或支持度不高,而是應追求使人民所企盼的道德操守與治國能力。
    現在的民主制度與發達的媒體,對人民來說更是可清楚的了解候選人的道德操守及治國能力;某些職務人民會以道德操守為重,某些職務會以治國能力為先;在歷次的選舉結果可看出這樣的趨勢來,這也是人民藉選舉所表現的智慧,至於某些人擔心人會被負面的選舉所影響,或詭計多端的謀略所左右,都是不必要的擔憂。
    或許某些人可掩飾自己於一時,卻始終無法欺騙社會大眾於一世。就拿2004年的319槍擊案來說,陳水扁最後以些微差距贏得大選,但連任後的種種作為,都令國人不恥,雖然安全下莊,卻在卸任後被司法追訴,現在還在監獄中服刑;如果知道是如此後果,連綠營支持者恐怕都情願失去政權也不願忍受被藍營長年不斷的譏諷。
    國民黨立委李慶安長年隱藏自己雙重國籍的身分,雖在職時形象良好,甚至一度想出馬挑戰台北市長,但一旦被証實其說謊時,撻伐蜂擁而至,人格破滅,無地自容。
    另如2000年的興票案,把聲勢如日中天的宋楚瑜弄得馬前失蹄,栽一大跟頭,雖然興票案牽涉的是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但2004年連宋合體,也同樣敗下陣來,宋如此熱烈期盼“為民服務”,但卻始終不能獲得人民的青睞,是其道德操守有問題還是治國能力有問題,或許其中有一,或許兩者兼有。
  上面三個例子都証明了人民最後智慧的選擇;回到本題“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正是所有想參與政治者的座右銘。

讒臣



    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意思是智慧足以掩飾自己的過錯,口才便給足以煽動他人,卻離間自己同胞的感情,並對他人施政說三道四,務以危亂者,是所謂的讒臣。
    民進黨在正副總統的辯論會上面對國民黨指責陳水扁的貪污亂政,都一致反駁說現在要競選的是蔡英文蘇嘉全,而非阿扁;卻在面對是否特赦阿扁的議題上又閃爍其詞;這種掩飾過去八年執政錯誤的言行,非巧智所能為。
    對於當初反對ECFA的民進黨,現在改口說要使政策延續,卻又不承認九二共識,其實是一面想騙取從ECFA得利的群眾選票,一面又想鞏固其反中群眾的支持;兩面討好的技倆,非巧言佞色者可竟其功。
    在老農津貼的政策上,不作理性探討,卻以老榮退撫金作例,以“獨厚老榮,不顧老農”撕裂族群的方式,進行社會鬥爭;強烈批評公務人員退休金領18%,而一般勞工卻被忽視等挑起族群仇恨的方式攫取選票;都是為求政黨及個人勝選的利益,不顧社會和諧的代價,作無止境的破壞。但卻在柿價風波時,出面以所羅門王兩婦爭子的寓言,比喻自己不捨傷害柿農的心境,實非厚顏無恥者能為。
    對於國家所舉辦的國際性活動,如花博、世大運、殘障奧運都以看衰、抵制、說風涼話的態度對待,這就是心中除了政權以外,沒有其他價值;把我國運動員在國際比賽中所遇的不公平待遇,轉嫁到政治攻防的議題上肆無忌憚的批評;面對外交上的挫折,就歸咎執政的錯誤;這種為反對而反對的對立態度,實是分化的結果;也就是本文先前所定義的讒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