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2日 星期六

政爭非義戰



    蔡哀侯與息侯同娶陳國一對姊妹花,息侯與妻息媯恩愛有加,而蔡哀侯卻吃著碗裡看著碗外,對息媯也有意思,於是想方設法地想把息媯弄到手;趁息媯回陳國娘家路經蔡國的機會非禮了她,息媯回到息國後向息侯哭訴,氣得息侯與楚文王合謀滅蔡,果然楚滅蔡後還俘虜了蔡哀侯,哀侯這才搞清楚是息侯搞的鬼,為報此仇,他就在楚文王面前大贊息媯的美貌,想讓楚文王出兵滅息搶得美人歸,果然文王輕而易舉的就把息國滅了,將息媯納入後宮,佔為己有。
    蔡侯與息侯為了一個女人都喪送了自己的國家,而讓楚文王坐收漁利;這也是孟子說“春秋無義戰”最佳的例証,蔡侯與息侯所想要的一場戰爭都只是報一己之私仇罷了,但卻喪失了自己的國家,除了代價過高之外,也缺乏正當性;什麼才是戰爭的正當性呢?儒家的孔子曾說過“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意思是只有天子才有制禮作樂與征戰殺伐的權力,諸侯是不能作這些事的,逾越了就不符合“義”的標準,所以孟子才會說“春秋無義戰”。
    這個道理在現代政治中也有非比尋常的啟示;譬如說現代實施民主政治的國家中政黨林立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政黨的目的自然是以取得執政為人民服務,所以人民是政黨的主宰,政黨間的競爭也是以如何更有利於人民者為主;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政黨間經常是壁壘分明黨同伐異,甚至堅壁清野作無謂的鬥爭;例如最近提出的倒閣案,名義上是對政府振興經濟的作為不滿,但卻又無法提出更有利的方案說服人民,但卻選擇對社會衝擊最大的倒閣方式因應,這就是不計後果的莽撞行為,與蔡侯及息侯相互報復的心態實無二致,後果就是所有的人民都跟著陪葬;但倒閣不成還不知反省,更揚言明年520發動罷免總統,這種玉石俱焚的心理豈是為人民幸福著想?

2012年9月21日 星期五

救經濟原是一民粹用語



    經濟恐怕不光是政府的事;如果只是政府的事,那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是希望把經濟搞壞的呢?而世界經濟卻總是起起伏伏,單一國家的經濟卻總是在世界經濟潮流中隨波逐流;有人反駁說現在的中國及印度、印尼都還有7至8%的經濟成長,而我們竟在保1%,那是基期的不同;所以GDP的成長率也只是作參考,真正的經濟成長應包括購買力、消費者信心、產業配置、就業、社會安全體系等多方面綜合判斷較有說服力。
    那政府究竟能做什麼?政府有調節社會資源的能力,譬如說匯率、利率、稅率、費率,政策及公共建設,所以政府唯一的功能就是看清楚未來的方向然後把資源調節到最有利的地方去使用,如果期待政府能扭轉乾坤,那是癡人說夢,而誤導大家說我們的工資十餘年不漲是政府的錯或簽了ECFA使台灣經濟被掏空,這些都是政治語言,與真正敦促政府振興經濟是背道而馳的。
    用經濟榮枯評定一個政府的好壞是否公平;如果你只看有數字的東西,還以遙控器的效率看結果的話,可能將大失所望;當然馬英九也不能免俗的說些政府萬能等的吹噓之詞;其實我的意思是政府並不能對經濟循環作些什麼,別看星港韓,他們的日子也不好過,星港都很小,只有服務業;韓國也只有三星這樣的企業還有成長,其他都苦哈哈,台灣若不是觀光及與觀光有關的投資在成長,可能早就是負數了;若馬政府不開放陸客現在不是更慘,全世界只剩台灣的觀光在成長,也可能是過去基期低;但一個國家總不能只靠一種產業獨撐大局,也不會有眾人皆爛我獨好的事,政府只是政客吹捧及咒罵的對象而已,你是政客嗎?

2012年9月19日 星期三

寧酷而勿貪



    大家一講到“酷吏”就會在腦海裡浮出兩種印象:一是不顧人民疾苦仍堅持收繳的稅官;一是不顧情理仍堅持執法的判官。我敢說這是自有官制以來最難作的兩種官,一者要從人家兜裡摳出錢來,一者是非要在一片渾沌模糊中作出一個公斷來,都非易事,但到了他們這個層面,好像一切都得決斷,非有個結果不可;因此就有人使盡力氣的進行干預,包括人情包圍,銀彈攻勢等,所以稅官與判官也是世上最難以維持清廉美譽的官。那麼酷吏這個在任何公職中都不見得有正面意義的名詞,卻反而在稅官與判官中變得難能可貴了。
    在中國文字中發明酷吏這個名詞的是司馬遷,憤世嫉俗的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開宗明義的引用孔子及老子的話駁斥依法行政的觀點,而說:“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意思是說法令只是統治的工具,卻無法真正達到分別是非善惡的目的。這就是孔子、老子乃至司馬遷都不能成為統治者的原因,更何況是像漢武帝這樣功業彪炳的曠世主宰了。
    司馬遷認為當初幫叛降的李陵辯護是根據“矢盡道窮,救兵不至”的情理;而武帝的考量當然是寧可戰死沙場也不可叛降;如果還有人敢為其說情動搖軍心,那必然要嚴加懲治。但武帝後來仍續用司馬遷,直至再牽涉戾太子巫蠱之禍,才被武帝處死;相較司馬遷卻在《史記》及《報任安書中》批評武帝甚至對任安未在李陵事件伸出援手都多有抱怨;一來一往就知器識深淺了。
    司馬遷在酷吏列傳中舉郅都、甯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尹齊、楊僕、減宣、杜周十人為例,其實都直指幕後的漢武帝,說他“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禁暴不止。”。其實作為一個統治者必要以法令來作為統治的規範,依現代民主政治的原理也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互相約定的契約,怎可以“非制治清濁之源”的觀點來斷定呢?
    然而事實上對於稅官與判官所掌職責而言確實難令人心服,原因就是出在執法的公平性與操守的廉潔度;如果執法是真正的公平,就沒有寬嚴不一的批評,操守廉潔就不致令人有不當聯想;例如武帝對叛逃的李陵處誅族之刑,對擾亂軍心的司馬遷處腐刑,對答應戾太子叛變而坐觀成敗的任安,認為他懷有詐心而處腰斬之刑;也許都過於嚴苛,但卻沒有寬嚴不一的問題,所以他能維繫政權而不致動搖。
    反觀現在的稅官與判官,法令多如牛毛,然仍多空隙,甚至還自嘆“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就是現在的稅官與判官的心態根本不是以務求公平為原則,而是為不法尋找縫隙,儘量以各種理由為案件找出差異,然後處以天差地別的待遇,作為向當事人索取賄賂的要脅。對於這種現象,我相信大多數百姓的想法是“寧酷而勿貪”。

2012年9月18日 星期二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漢文帝是呂雉為亂後,由陳平、周勃及其他宗室從太祖﹝劉邦﹞子嗣中找到年紀最長而擁立的新黃帝。文帝個性寬厚,沒有過度的找呂氏外戚算帳,掀起一場血腥風暴,可能也是他即位的理由;不過文帝並不想就此滿足,想真正為國家作點事,所以他選用的官員不在於有顯赫的學經歷,而以勤懇務實者為先,其中張釋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張釋之最初被地方賢達舉薦給朝廷的理由是家境富裕,因為家境富裕所以比較廉潔的邏輯在那個時代是被多數人認可的。張釋之最初的官職是騎郎,也就是皇帝的侍衛,幹了很多年都沒有升遷的機會,正想辭職不幹,才意外地被上司發覺還有這一號人物,因為上司的歉疚而升任謁者的張釋之終於有了與文帝接觸的機會。
    可是他與一般人一樣一有機會就不願放棄,好不容易能在文帝面前發言,他竟當成了美國總統的就職演說,冠冕堂皇,天南地北的毫無重點,惹得文帝十分不耐,甚至說:卑之!無甚高論。意思是很一般沒什麼特別之處。但張釋之這個人並不因此氣餒,後來再有機會時,他就把握住了文帝關注的問題,什麼問題呢?文帝關注的是他如何做才不會成為秦二世;所以張釋之就探討起秦亡漢興的原因,這個主題很讓文帝聽得進,於是把他升為謁者僕射,就是謁者的長官。
    張釋之懂得利用歷史事件去說明國家正在發生的各種現象及問題,這讓文帝對他更為刮目相看,再升他為公車令,管各方給皇帝的上書。
    到此張釋之的所有官職都僅止於意見的表達,換句話說都是狗掀門帘全憑一張嘴;他真正的作為在接下來的三件事,第一件是彈劾太子及梁王,你以為是什麼了不起的彈劾案嗎?其實就只不過是太子與梁王乘車到了司馬門沒按規定下車而已,這個彈劾表面上是針對太子及梁王,但張釋之似乎意指文帝與太后的管教不嚴,果然文帝下詔對自己管教不嚴作了一番檢討,並拜張釋之為中大夫。
  第二件事是文帝出巡,有行人不遵循交通管制而驚擾了文帝的車駕,張釋之依違反交通規則罰款結案,這件事文帝認為罰得太輕了,張釋之上奏解釋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意思是法律是天子頒行天下讓大家都要遵行的東西,言下之意:你身為天子怎能有別於眾人呢?文帝沒奈何只有依他。
  第三件事是有一個人偷了高祖廟中的玉環,張釋之判他棄市﹝死刑的一種﹞,文帝仍嫌太輕,認為應該判誅九族的重罪。釋之解釋說:如果判他誅九族,那以後盜高祖陵墓的又要怎麼判呢?
    從這三件事可看出張釋之利用職務上的行為向文帝表達大是大非的觀念,因而得到文帝的青睞不次拔擢,最後升任廷尉掌管全國司法。相較於現在的公務人員不是阿諛奉承就是敷衍塞責,甚至政治人物也專會討好選民不能撥亂反正,實令人汗顏!

2012年9月17日 星期一

符合時代需要



    王昌齡〈出塞〉詩:“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此龍城指的是衛青,而飛將指的就是李廣;因李廣長年駐防上谷、上郡、隴西、雁門、代郡、雲中等地,都對匈奴構成威脅,而且神出鬼沒,所以被匈奴封為“飛將軍”。李廣武藝高強,特別善射,也建有戰功,但卻無緣封侯;最後還因為率部隊在沙漠中迷失方向,誤了與衛青的大軍會合,自覺慚愧,又不願被刀筆吏羞辱,所以自刎而死。
    李廣出身名門世家,他是秦朝大將李信的後代。漢文帝時就從軍,曾經在狩獵時射石虎而得名。但文帝主張休養生息,不願輕啟戰端,所以李廣可謂生不逢時。但到了景帝時,有了發揮的空間,當時吳楚叛國,李廣在服役的梁王軍隊中擔任都尉的軍職,卻與梁王並肩作戰,擊潰了西進的吳楚叛軍。梁王破例授他將軍印,可是這卻使得後來與梁王反目的景帝很不是味兒;竟撤銷了他將軍職及封賞。李廣從此成了一名奔波各邊防崗位上的守將。
    到了武帝時,本可有所施展,卻因為武帝見他老邁,把他調回京,成了未央宮中禁衛軍統領。一直等到武帝準備大舉征伐匈奴時,才將他正式升為將軍,讓他參與征戰,但只把他用為側翼,不讓他與匈奴單于對敵。終於在他負氣出走又迷路的情況下錯過了與衛青的大軍會合,以致自刎而死。
    王維〈老將行〉中有“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這麼一句詩;意指李廣屢戰無功是命運不濟的結果。其實從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他的描述就可看出,李廣這個人急於成就功名以致於忽略了外在環境的需求,譬如在文帝時代偃武修文,自然對武將的需求是不大的,而李廣卻不能精研戰術以待來時,竟自顧自的逞射石虎之能事;在景帝時,雖立有平叛之功,卻犯擅封大忌;到了武帝時,不顧老邁逕自爭功;這些看起來雖屬政治上的時務,但成就偉大功業就要以符合時代需要為前提。
    最近有所謂“搶救35歲”的論點,意思是戰後第二輪嬰兒潮出現在現在35歲這個年齡層,自此以後人口逐年下滑,因此在此之前的人都能享受人口紅利,自此以後的人就要受人口漸減的痛苦,如失業、老化等社會現象。所以現在年輕人要能認識現實環境的改變,並且調整自己的觀念,例如學習的方向是否符合社會的需要,個人價值與社會變遷的方向是否吻合。而不要受部分社會偏激言論的誤導,像最近一直把台灣年輕人出國打工說成是苦勞,其目的就是抨擊政府卻故意拿年輕人遊學打工作扭曲報導就是其中一例,殊不知現在年輕人能憑個人能力出外增廣見聞是多麼值得驕傲的事,卻成了腐敗成見與爭權奪利的犧牲品,真是我們社會病態的現象呀!

2012年9月16日 星期日

其情無可憫,其罪無可逭



    清咸豐年間,柏葰以翰林院掌院學士身分奉旨為軍機大臣,也就是清官制中的宰相,有一次主考順天府的鄉試;其中一名考生羅鴻繹藉兵部侍郎李鶴齡關係認識了考官浦安,而浦安又結識柏葰的家僕靳祥,央求柏葰為他調換試卷,讓羅中舉。後來被御史孟傳金查報此事,並經咸豐派多人會審,始查清所有事實真象,按例當斬;咸豐有意維護,便對會審官員說:“罪無可逭,情有可原。”當時肅順在一旁就對咸豐說:“雖屬情有可原,究竟罪無可逭。”因此判處了柏葰死罪。
    中國文字前後兩句話互為因果,前後倒置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但也充分展現了說話人的意志。最近陳水扁又因排尿不順緊急送署桃就醫,結果應家屬要求又作了許多檢驗,甚至挺扁人士認為阿扁的口吃是中風引起的,所以呼籲馬英九放過扁;前後兩天,綠營政治人物都現身署桃,吳淑珍甚至高分貝對馬喊話“誰能還我丈夫來?”,其政治操弄已無所不用其極。
    然而其背後就是掌握了一部分人的邏輯,那邏輯便是“罪無可逭,情有可原”,綠營支持者現在絕大多數都放棄“特赦”的理由是不能認罪,因為“罪無可逭”;但卻要法務部念在前總統的身分上放寬規定准其保外就醫,這是博取同情的作法,也就是“情有可原”。然而有罪不認卻要求法外施恩的作法是否符合人民的感受呢?綠營政治人物藉阿扁戒護就醫,大肆在媒體上晒悲情,甚至有罪在身的吳淑珍還向執法機關嗆聲,其結論不成了“其情無可憫,其罪無可逭”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