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節

    唐太宗問杜如晦：隋煬帝喜歡誇耀自己，不聽勸諫，所以使博學多才的虞世基也難直言相諫；然而微子啟卻因無法面對紂王的暴虐無道，裝瘋求去以保全自己；我認為這兩人都無法使他們所扶佐的國君改過向善，而孔子卻仍稱許微子啟“仁”，這是什麼緣故？
    杜如晦說：天子若有敢直言進諫的大臣效命，雖質庸才劣，仍不致失去天下；當年史魚為了規勸衛靈公進賢去佞，竟死後仍以“屍諫”的方式勸諫靈公，所以孔子讚揚史魚的正直如一，道理就是為臣者一定要正直；像虞世基這樣的臣子雖博學多才，卻縱容他的妻、子嬌淫，鬻官賣獄，自己本身就是個不正直的人；而隋煬帝被推翻後，他竟還有臉責怪煬帝昏庸無道不聽勸諫，以推卸自己的責任。
    但微子啟是已經窮盡勸諫紂王的一切手段仍無法改變紂王的暴虐無道，所以他只好求去，至於他所使用裝瘋的手段，也只能說那是為求去而不得不採取的吧；孔子盛讚此人，是因為他保持了儒者的氣節，不因高官厚祿而犧牲自己的正直。
    高風亮節的人因為與執政者的理念不一致而求去，就是維護儒者氣節的一種方法；像晉惠帝時皇后賈南風要廢太子，司空張華不能盡力勸諫，反而阿諛奉承，茍免己禍；後來被趙王司馬倫拘捕，竟說他也曾勸諫，而惠帝沒有採納。趙王說：你位至三公竟不能勸阻廢太子，那就應該去職，怎還有臉尸位素餐。
    但現在的政治人物多厚顏無恥，為了爭取職位不惜針鋒相對的互揭瘡疤，甚至一選再選，不管退出政治還是退出政壇，話都由他們說也由他們瞎掰；民進黨當年被人民唾棄的理由是明知陳水扁貪瀆卻視若無睹，甚至還有人到兄弟飯店開房間交付評審委員名單配合，把國際洗錢組織資料交給涉嫌的陳水扁以表忠心的調查局長，不但不知勸諫，反而配合遮掩，他們不但沒有氣節，甚至為保官位違法失職；這樣的政治人物還想藉特赦阿扁來消除自己的業障，人民會同意嗎？

千里長城

    李勣本來是隋將李密的手下，李密被王世充打敗後，就率軍投靠了李淵，而李勣當時仍掌握李密曾統治的十個郡，李淵便下令教李勣交出手中的這十個郡，李勣接到李淵的命令後，找來手下郭孝恪說：魏公﹝指李密﹞歸降大唐，這裡的土地、人民若由我們呈上降表交給大唐，是趁魏公失敗之際把他所擁有的東西拿來邀功行賞，求取自己的功名富貴，這是我認為可恥是事；我們應該把這裡所有的一切都詳盡的記錄下來，交給魏公，任由魏公處置才是；如果他決定獻給大唐，也是魏公的功勞，這才適宜！於是李勣派使者把記錄好的資料拿去交給李密，並陳述這件事。李淵聽說有李勣的使者來到長安，卻沒有如預期的帶來降表，很是訝異，再經瞭解，始知李勣這段安排，便對李勣這個人的忠良很是讚賞，所以任命他為黎州總管，並賜姓李﹝原名徐世勣﹞。
    李密叛唐後被殺，李勣卻不避諱的要求朝廷准他以君臣之禮穿喪服收斂其遺體並加以埋葬。李淵皆如其所願，使當時朝野上下都以李勣此舉為義舉。從此李勣對大唐竭智盡忠，率兵征討以往同屬瓦崗軍的王世充及竇建德的叛亂；也曾至并州戍衛邊境，令行禁止，使突厥不敢犯邊。太宗即位後，盛贊李勣一人即勝過千里長城，而隋煬帝竟不知有此賢臣良將。甚至在李勣病重時，親手剪下自己的鬍子燒成灰給他配葯，一時傳為佳話。
    李勣的忠良是現代人少有的品德，也沒有領導者像李淵、李世民一樣懂得使屬下盡其忠誠的雅量；譬如民進黨上下對特赦陳水扁這件事充滿各式各樣的意見，有些支持者雖被政客煽動已是非不分，但其竭盡所能的想使阿扁離開監獄的意志卻是堅定不移，其情可憫；他們真的不在乎“特赦”所內涵的意義為何，只想儘速讓他們心目中的“台灣之子”重獲自由；但凡事算計的政客不同，他們精算自己的選票得失，然後以各種理由搪塞支持者，想盡辦法兩面討好，從最近的各式口號如“無罪釋放”、“重審”、“特赦”、“保外就醫”、“倒馬赦扁”，就可看出政客在這此問題上的閃躲迴避及煽動利用的斧鑿痕跡。
    李勣固然對李密忠誠也是植基於李淵的諒解上；能為大唐戍邊，也是李世民的信任不疑；而今民進黨的政客們面對群眾釋扁的要求，如何自圓其以往“司法迫害”“政治追殺”的煽情指控？如果以過場作秀如“聯署”“團進團出”“保外就醫”等無關痛癢的政治語彙來唬弄支持者，情何以堪？李勣能忠於李密始能忠於大唐；綠營支持者能正確判斷是非始能成為台灣的中堅力量而擁護民進黨執政。李淵、李世民能不計前嫌的信任李勣始能有“千里長城”之功；民進黨要能誠實面對過去始能開創未來！

台灣人看薄案

    最近大陸發生的“薄熙來事件”引起兩岸三地的華人關注，其心情是完全不同的；大陸老百姓關注此案的發展，尤其內容情節撲朔迷離，牽涉層面愈來愈廣，比現在電視台所播放的連續劇還高潮迭起，成為大街小巷議論的話題；不過在老百姓眼裡似乎只是一齣戲，事不關己，也無所謂國家顏面的問題，是較令人匪夷所思之處。
    香港人看這問題從明報上發表的意見看來，似乎以此案暗批中共未適時進行體制改革，以“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教訓意味很重；似乎也透露香港人從這次特首選舉的不滿中還未恢復過來，對掌控香港政權卻又充滿腐敗及權力鬥爭的“中央”，只好以此僭越的態度抒發情緒。
    台灣人對此事件的關注是從最近谷開來涉及濫權及捲入毒殺英國商人事件，觸動了陳水扁家族貪污濫權的記憶神經後開始的，影響最近吵的沸沸揚揚的特赦陳水扁活動；至於中共應如何處置，則顯得事不關己。
    以一個台灣人的立場來看此事，所應具備的認知是：如果薄因政治傾向不同而遭“處置”，則黨應站出來說明立場，便不需採“潑髒水”的方式；畢竟開大門走大路，光明磊落。若薄確實利用職權貪贓枉法，目無法紀，則由司法進行追訴即可，不要在司法範圍外另以政治、道德的標準論述，因為那會失焦，也給人“欲置之死地而後已”的感覺。
    就像台灣人至少有一半人不同意阿扁的政治立場﹝其實阿扁搖擺也沒什麼真正的立場，只不過權謀投機﹞，但沒他辦法，任他糟蹋國家，踐踏司法；可是他自己誤觸法網，竟管哀爸叫母，說是政治迫害，但現在就連他以前的同志也不敢侈言特赦，為什麼呢？因為大部分的台灣人還是理性的，貪污要受法律制裁，那跟他什麼政治立場沒有關係；當年紅衫軍圍城是想以政治抗爭手段逼阿扁辭職，結果只是熱鬧一場；法律的問題畢竟還是要以法律的手段解決。也許有些人是不滿意的，但這也許這就是今天我們看薄案的一點感觸。政治與法律問題牽涉在一起，模糊了問題的焦點；反過來想，是誰造成薄如此目無法紀，又是誰讓他呼風喚雨，不就是政治嗎？而今卻要以法律拉他下來，他能服氣嗎？法律難道是服務政治的工具？怪不得沒人相信它的公正性。

領袖特質

    唐太宗有一次見到鮮卑族拓跋部派來的使者，便問他：拓跋部現在仍有多少兵馬？使者不願表露出拓跋部已衰弱，卻又不敢在太宗面前撒謊，便回答說：現今有四千餘人，不過我們曾擁有四萬餘人呢！
    太宗微笑並轉向群臣說：我聽說西域的商人特別喜愛珍珠，如果讓他擁有了一顆好的珍珠，他會把自己身體剖開藏那顆珍珠。群臣聽了都跟著笑起來，有人說：為了貪得寶物卻不惜犧牲生命，這不是太可笑了嗎？
太宗嚴肅地說：不要笑別人，現在有的官員也為了貪圖不法之財而不顧性命，死了，還讓子孫受辱，這與西域商人有何分別？
    說完，向拓跋部使者微微點頭說：作為帝王的也是一樣，如一味的放縱自己的情欲，荒廢國家大事，也有滅亡的一天！隋煬帝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嗎？弄得身敗名裂國破家亡。拓跋部使者聽了，知道自己剛才的回答仍不脫窮兵黷武的思想，被太宗這一番話訓示後，面有慚色的低頭不語。
    魏徵見狀說：過去魯哀公對孔子說：有一個很會忘事的人，居然搬家後把自己老婆都忘了。孔子說：我知道有比這人更會忘事的人，像夏桀與商紂，殘暴的把自己是君王這件事都忘了。眾臣聽了都哄堂大笑起來，算是解了剛才使者的尷尬。
    太宗說：我跟你們一樣都知道這是荒謬可笑的事，現在我們就應該互相匡正指導，免後世人再拿我們當笑柄！
    這則故事說明唐太宗是一個不被現實所屈服的人，也不自滿於現狀，能確立信念引領群眾的人；這就是一個領導人的特質。近來政府調整油電價格及復徵証所稅，引起許多人的抱怨，在野黨也不斷在此議題上興風作浪，想累積人民對執政當局的不滿，已獲取政治利益；但竟管連執政黨籍的立委都受到選民的壓力而對官員嗆聲，但似乎正如名嘴說的“馬英九是吃了秤砣鐵了心”非改不可，這就是領導人的風範，不能以討好選民的角度使國家陷入財政困境，更不能使社會不公的現象持續發生卻坐視不管。
    民進黨最近要選黨主席，參選人馬中蘇貞昌特別提出要正視中國蹶起的問題，不能再以不變應萬變。這句話是中肯的，比起其他候選人繞著圈子的說不排斥與中國互動等不痛不癢的話，更顯得積極正面。這也是能在一片反中聲浪中能不媚俗的觀點，同樣有領導人的特質。

怠惰與嫉妒

    韓愈在《原毀》一文中，比較“古之君子”與“今之君子”的差別，其實這裡所謂的“君子”並不是指有道德修養的人，而是指執政者；他說：古代的執政者總是要求自己嚴格全面，要求別人寬容大度；自我要求嚴格全面所以不怠慢，待人寬容大度則使人樂以為善。但現今的執政者正好相反，要求別人全面且嚴格，自我要求寬鬆茍且；結果當然無法使人自發的做有益社會的事，而執政者本身也無法精進獲益，受傷害的是全體社會。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因為現在的執政者怠惰嫉妒使然；怠惰的人不求進步，嫉妒更恐怕別人比自己進步，一來自己不求進步又不願見到別人比自己進步，則只好使社會停滯倒退，人民便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韓愈更針對現代人的人性舉例說：這個社會的不辨是非與隨聲附和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譬如有人稱讚某某人是好人，附和的人一定是他的朋友，反駁的人一定是他不親近的人；原因很簡單，他的朋友是不辨是非的擁護他，與他不親近的人則嫉妒他吝嗇的不願給予掌聲；如果他不作任何事說任何話則已，若作了說了，與他親近的人將之比若上帝，與他不親近的人則視若敝屣，甚至誹謗四起；黨同伐異至如此地步的原因就是人性的怠惰與嫉妒。
    而今的社會正是如此，分明帶動此波油電價格的上漲主因是國際能源價格的飆升，任誰執政不都是採取相同的作為嗎？但在野黨非要把政府的缺乏效率加注在已經受上漲之苦的人民感受上，這不就是傷口上撒鹽，使人民加深對政府的不滿嗎？而捍衛政府立場的人卻不願理性的面對長期國內能源合理分配使用的問題；這不就是立場決定是非嗎？在野選擇最廉價方便的方法攻擊政府是怠惰得不配稱為在野黨，執政的政府又恐漲價的負面效果掩蓋為社會主張公義的責任，只想草草了事的把問題拖過去，都是理性公民所不屑的。

族群意識的禍害

    孫中山領導革命首先組織的興中會誓詞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後來與華興會、光復會合併為同盟會，其誓詞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由其誓詞可知當時革命的對象就是滿清一族所建立的政權，而當時會一躍而起的原因也是民間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使然；果然引起了眾多“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的響應，創造了十次革命的輝煌歷史。所以總結革命之初是仗著民族主義的旗幟來號召的，也可用現在的話說，是以“種族”這塊神主牌來興起海內外革命浪潮的。
    但辛亥革命成功了以後，孫中山為了儘速完成國家的統一，把大總統一職讓給北洋軍政府的首領袁世凱；袁某不但反對民主，還想恢復帝制，弄得民不聊生；這使得已下野的孫中山發覺，原來中國革命不是推翻滿清異族統治就可一蹴可及的，是民主制度無法落實民心，人民經濟生活未得到改善，所以提出三民主義作為革命的依據。中山先生若能親眼目睹今天台灣的情形，也許他還要提出其他口號來，使革命繼續努力，才能達到他世界大同的目標。
    其實中山先生最該檢討的應該是他為了“順應世界潮流”而高舉的神主牌─“種族革命”，這在當時民情激憤的年代裡，是一帖好用的藥方，把一切罪過都推給異族滿清是再簡單不過的事；譬如中國的積弱不振，是滿清閉關自守的結果；列強的侵略，是滿清“寧贈朋友，不與家奴”的心態；但實際上閉關政策自明神宗以來就奉行不諱，列強是以船堅砲利打開與中國通商門戶的。種族壓迫不只現在民進黨愛用，當年革命一樣喊得震天價響。
    如果種族革命只是洗腳布用過即丟，也算不上什麼大惡，可是後續影響就嚴重了，民國自建國以來的紛紛擾擾，大半皆因此而起；譬如北洋政府為什麼不能與南方的革命政府合作建立一統一民主的國家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洋政府是“滿清遺毒”，是曾經服務過異族的“漢奸”，這使得革命黨人不見容這批“割稻仔尾”的政客，甚至像曾經主張君主立憲制的梁啟超也不見諒革命黨人的作法；非但如此，新興的革命小將要革老革命的命，種族革命可無限衍生成奪權的理由，這就是1949年以前國民黨的狀況；現在有許多人要問毛澤東為什麼要換招牌？稱新中國，其實就是想與舊中國作一了斷；這就是種族革命所帶給中國的厄運。
    無獨有偶在台灣也上演這齣好戲，激進的台獨份子為了與中國作嚴格區分，甚至說自己是漢人與荷蘭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日本人、原住民的混血，語言上分明是閩南語卻要說這是有別於北京話的台灣話，把閩南古字說成是台灣特有的文字，醜化中國；目的就是奪權。種族意識是最廉價而容易操作的兩面刃，所有訴諸種族意識的政客其實背後包藏禍心。

利人利己的謀略
    戰國時韓國地處楚國進入中原的要道，尤其雍氏這個地方，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楚國兵圍雍氏城數月不退，韓國見狀緊急，就派使臣去西周國向周天子請求人員及物資的援助，周天子一來不敢拒絕，二來對於自己日益下滑的威望十分感嘆，正躊躇間，客卿蘇代卻挺身而出說：大王何必煩惱呢？臣下願為大王效犬馬之勞，去排解這個難題，或許還能有額外收穫呢？周天子正愁沒人為自己排憂解難，見蘇代如此信心滿滿，就說：若賢卿能為寡人解難，寡人今後當委國於卿。
    蘇代於是起身赴韓，拜見相國公仲侈，說：相國難道沒聽說這次楚國出兵攻打雍氏的原由嗎？是楚將昭應對楚王說：韓國連年爭戰，兵疲馬困，國庫空虛，已經沒有力量固守雍氏了，不如趁其空虛之際，率兵拿下雍氏，估計至多一個月就能見真章。公仲侈仍狐疑蘇代的企圖。蘇代繼續說：如今楚國已圍雍氏近五個月了，仍未拿下，顯然當初昭應對楚王所分析的韓國情勢有所出入，楚王或許短期內就會解圍而去，但此時若貴國向西周調兵借糧，不就証實了昭應所言，楚王怎肯輕意退兵呢？
    公仲侈這時才恍然大悟，說：不過我已派使者去西周國了。蘇代接著說：不如改令使者去把貴國的高都獻給周天子。公仲侈又是一臉狐疑地說：我取消向西周徵兵借糧已是寬宏大量了，憑什麼再送給他們土地呢？蘇代說：相國若能致贈西周高都之地，就証明兩國邦誼甚篤，秦國知道了肯定不悅，就會與西周斷交；這麼一來，韓國不就可完全掌控西周了嗎？以一高都之地換取整個西周，豈不划算？公仲侈一聽讚嘆說：先生的確高明。
    接著公仲侈把高都送給了周天子，楚國也因無功而返。蘇代這次出使韓國，為周天子解除了韓國徵兵借糧的危機，也為周天子向韓國索取了高都之地，不但未付出反而有所得，當然在心中樹立了他以為賢能的形象。其實蘇代對楚國進兵圍困雍氏的情況瞭若指掌，比周天子及公仲侈都能掌控局勢，所以可在他們面前展露頭角。這與台灣處在中共與美國兩強間的關係類似，因為我與中共改善關係，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簽定了ECFA，使得美國也開始注意台美關係，所以不斷釋出軍購及免簽的善意企圖重啟台美交流；而中美關係也從以往戰略伙伴進一步提升為伙伴關係，最近在北韓問題上的一致性，已促使此地區將進入安全穩定的狀態；所以國際關係看似複雜，但從堅持對峙到和平對話也不過一線之隔而已；此一線就是兩岸所達成的九二共識，只不過睽違了近二十年。

昏君任佞臣

    東周國的國君周文君自己就是一個奢侈淫穢的人，對於當時受到民眾歡迎的相國工師籍，總覺芒刺在背，甚至恐怕哪天工師籍將取而代之；於是與呂倉合起來整肅工師籍，等工師籍下了台，文君自然把相國一職交給呂倉；呂倉這個人喜歡用人刺探其政敵的隱私，加以運用後，滿足自己的私欲，行徑為大臣們所不恥。所以相國沒幹多久，就樹敵一片，每天上書彈劾呂倉的奏報及官員，多不勝數，惹得周文君大怒，想罷黜呂倉。
    可是有一位幫呂倉講話的官員對周文君說：國家頒布一項命令，總有贊成及反對的兩派人，這是極正常的！但臣子卻只能分忠奸，忠臣把誹謗都攬在自己身上，把贊美留給國君；奸臣卻把罪過都推給國君，自己享受贊美。譬如說宋子罕為了承擔宋君營造樓台的惡名，自動辭去相國一職，改任司空，讓百姓誤以為營造樓台是他的主意，宋君為民疏怨而罷免他的相職。又如管仲為了挽救齊桓公奢靡的惡名，自己在家裡修築三歸台，使自己吸引民眾的注意，以掩飾桓公的過錯。子罕及管仲都是能替國君承擔過錯及惡名的忠臣；但也有許多名望極高的臣子最後卻弒君，例如趙盾及崔抒；所以臣子的名望過高不是件好事。
    周文君一聽，想到工師籍在位時，舉國歡騰，而將其罷黜後，卻紛擾不斷；這豈不是工師籍的名望勝過了自己嗎？使民眾都抱怨自己罷黜了他；然而呂倉上台後，朝野都把箭頭指向他，那豈不是遮掩了自己的過錯，而承擔了眾人的指責嗎？於是下令不得再議論相國之事。
    像周文君這樣不思振作的國君，想的是如何減少人民對他的抱怨；但又不願意讓臣下搶走他的光環，所以只好任用一個與他臭味相投的人，讓他遮掩民眾的指責，使過不及己。這種掩耳盜鈴的心態其實不光出現在戰國時代，如今的政壇也有類似情形；像陳水扁執政期間，五度更換行政院長，有的任期僅只一年，使人民覺得民進黨執政不佳的原因是朝小野大，而他一再更換行政院長是勵精圖治，沒想到這些行政院長根本是他掩飾執政不力的藉口；為了安撫黨內派系，也為了不讓某個行政院長的光芒畢露，而減少了他個人的魅力，所以不時要站到媒體前來重砲轟擊對手或者秀一秀自己的威望，這不就是與周文君一樣的心態嗎？馬英九執政後也有官員是搶在媒體前曝光的，總以為這是幫馬，結果卻是害馬，這些官員不也是呂倉之流？

政策推演與規劃

    歷史上秦武王想擺脫六國對他的封鎖，就訂下“通三川，窺周室”的戰略方針，三川指的是三川郡，本是韓國的領土，因境內有黃河、雒水、伊水而得名，秦武王當時就想從這裡“問鼎中原”，因為這裡才利於戰車通行；說到“問鼎中原”的鼎是當時東周國尚保存的一件文物，由九隻鼎構成，各代表四面八方及中原共九隻，也是天子擁有天下的象徵；問鼎的意思是去見識一番，實際上就是以武力作後盾的逼東周交出來。
    這段歷史還牽涉出秦武王與甘茂的“息壤之盟”，武王想派甘茂去攻打宜陽，也就是三川郡下的宜陽縣，這裡有韓國的重兵把守，就是防止秦國由此進入中原；在此之前，秦國曾與韓、魏兩國合攻楚國，並且佔領了楚國的漢中，當時就有甘茂參與；所以此番秦武王要攻打宜陽，就想到此人，遂命他去與魏國約定好，共同出兵攻打韓國；甘茂雖完成了這項使命，但對於要攻克宜陽一事，仍無把握，尤其他在朝中還有兩政敵﹝向壽及公孫奭﹞正準備隨時咬他一口，所以他趁秦武王來息壤迎接他時，對武王說了一個“曾參殺人”的寓言故事，意指他可能久戰不下而遭其他臣子的誹謗，以致使武王懷疑其忠誠，將他撤換；武王遂與甘茂訂下盟約，絕不聽信讒言；後來果然久攻不下，摴里子及公孫奭對甘茂非議，武王召見甘茂準備退兵，甘茂見了武王，說到“息壤之盟”，這才使武王想起當初與甘茂所訂下的誓言，於是繼續派軍增援，不理讒言。
    秦武王要攻佔韓國的宜陽，一方面是想方便大軍的戰車由此進出；另一方面就是向東周施壓，要他們把九鼎奉上；所以暫時雖只是韓國的外患，其實東周就是秦國下一個目標了，還有楚國也恐怕秦國控制了三川後，再向其騷擾，因此也由景翠率領一支大軍在附近監視秦軍的活動；這個情勢使東周趙累想出了一條計策來，就是說服景翠率楚軍向秦軍進攻，以遏止秦軍攻佔宜陽。但要如何說服景翠呢？趙累教使者說：若等秦國攻下宜陽後轉戰楚國，楚軍才加入抵抗，即使成功抵禦秦軍的侵擾，恐怕您也未必能在楚君面前得到更多的獎勵；但萬一戰敗，必遭死罪。不如趁秦軍攻打宜陽之際，就先攻擊秦軍；一方面秦軍恐生肘腋，將大力討好您，韓國感激您不計前嫌拔刀相助，也會不吝饋贈；如此您既得了秦韓兩國的好處，又可保住您柱國的職位，還有什麼比此更划算的呢？果然景翠麾軍攻秦，使秦大為恐懼，奉上煮棗；韓也因此減輕了許多來自秦軍的壓力，饋贈不少貴重禮物以酬謝他鼎力相助。趙累成功的把景翠推出去，並以秦、韓兩國的餽贈酬謝他，使東周度過一次危機，可謂創造了一次三贏的局面。
    這兩則故事的主人翁甘茂及趙累都是智力超群的人，一個能預知日後秦武王會聽讒罷攻宜陽，所以事先與武王訂下息壤之盟；一個能扭轉劣勢，使東周不費一分一毫度過難關；都是現在政治人物應學習的對象。近來的美牛事件，政府部門內部應早就擬定了各種因應方案，但從對瘦肉精的說法顛三倒四，到標榜以行政手段嚴格區分的話一出，就爆發瘦肉精四處橫行的狀況，似乎預測狀況的能力太差了。政府對資本利得稅的推出，本來可藉此次資產價格飆漲，貧富不均的民氣有一番作為，但一個文林苑都更強拆事件就模糊了焦點，政府本來要彰顯的一點居住正義，竟然成了協助建商強拆民屋的惡霸；以差別調整工商業及民生電價的方式，使合理分配及照顧平民的公義得到落實，但卻是油價一次漲足的政策先行，使得政府又蒙上選前凍漲的政策買票疑雲。執政若缺乏推演及規劃能力，就不能使百姓對其有信心，這是現在政府最大的危機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