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是他們共同的語言

    生於西元前560年左右的希臘政治改革家梭倫，出身貴族，但年輕時到各地經商瞭解了貴族的貪婪、專橫及殘暴，及平民百姓的疾苦，因此拋棄了驕傲自大的貴族氣息，並在後來從政的過程中，逐一落實到他的政策之中。
    梭倫是在雅典與鄰邦墨加拉對薩拉米斯島的爭戰中出人頭地的；早期兩國的爭戰中雅典失敗，所以雅典的當政者就頒布了一條法令，嚴禁大家再重提收復該島的議題；薩拉米斯島位於雅典的出海口，對於雅典的貿易至關重要，因此梭倫視當局這種禁令是一種懦弱的行為；於是他佯裝成瘋子在雅典的中心廣場作出各種可笑的行為以招百姓的圍觀，然後激勵大家的愛國情操，倡言收復薩拉米斯島的計劃。終於克服萬難並被任命為指揮官率兵奪回了薩拉米斯島。也因此在政壇上的聲望大增，成為首席執政官，首先他將國家要實施的法令刻在木板上，向群眾公布；接著把改革的矛頭指向氏族及貴族，要他們交出壟斷的權力與財富，成立公民大會使平民也可參與政治。
    無獨有偶的在中國更早近四十年的春秋時代，也有一位偉大的改革者，他就是孔子所推崇的鄭子產；我在《春秋戰國之變法─鄭子產篇》文中曾描述鄭子產的政治改革主要有兩項：一是鑄刑鼎，就是把刑律刻在鼎上，向全國人民公布；另一是不毀鄉校，就是贊成言論自由，並把百姓的意見作為施政的參考，而不把鄉里聚會的場所﹝鄉校﹞廢止。這兩項政策與梭倫以翻轉木板公布法律及設立公民大會廣納民眾意見的方向都是一致的；而且都拋棄自己貴族的既得利益，堅持公義的改革。這樣的巧合也許正是造物主不斷向人類發出訊息，那就是公義是不可磨滅的，不分中西，因為那是普世的價值。
    最近證所稅政院版已經定案，但深究其中仍充滿妥協與敷衍，或許仍有既得利益者的杯葛，或許有在野黨的唱衰，或許有不明事理者的恐嚇，但身為改革者就要堅持公義，絕不妥協；政治上的權力是要執政者以此為人民實現正義，政治上的位置是要執政者站在人民利害的分界點上絕不退讓。

原來“位子”與“位置”的差別在此

    李國鼎先生在台灣被譽為“科技教父”，原因是他是台灣科技產業的重要推手，除了到國外延攬人才回國服務外，還創設“科學園區”，因此使台灣在科技產業上有今日的成就。但大家如果再往前探索，便不難發現他還是台灣“加工出口區”的創設者，早在1966年台灣就在高雄設立了第一個加工出口區，此對於早期台灣的經濟環境有了扭轉乾坤的神奇功效；而且從政府財政到產業的租稅環境乃至集合僑外資、拓展貿易、增加就業，都“畢其功於一役”的為台灣解決了諸項難題，而成為世界上少數經濟發展的奇蹟。此項概念非但對台灣早期的經濟有莫大的助益，甚至對1985年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實施的“經濟特區”也有極大的啟發作用。
    如果探討李國鼎先生的成長過程便不難發現他是學數理的，對天文也很有興趣，而且充滿對國家的熱愛，曾在中日戰爭爆發後，毅然放棄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的機會返國投入抗戰的工作。他的仕途也非一帆風順，甚至在經濟部長任內因“東亞紡織公司的貸款案”被監察院彈劾，因而辭職；甚至認為政府的“十大建設”好大喜功；更與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因鹽稅案的看法不一，一度遭到撤換財政部長之職。但這些都沒有使其懷憂喪志，仍引領台灣走向經濟發展的光明大道。他雖然是學數理的，但在發展台灣早期積體電路產業上，卻自謙自己是門外漢，把自己烏紗帽放在對部屬的信任上；審時度勢克服萬難為台灣打造一條康莊大道；他一生的最高職務不過部長而已，卻把自己的所有力量發揮在對國家最有利的位置上，這便是台灣最需要的領袖風格。

誤判形勢

 
    最近《1949年後的海峽風雲實錄 》問世，這部探討美中台關係的歷史也在筆者蒐集大量資料及探訪許多當年歷經事件的當事人中逐一揭開其神秘面紗，且對當時美中台三方因誤判形勢而造成的結果都有很深入的分析與描述。
    現舉三個事件來說明當時這三方領導人如何誤判形勢的經過。首先要舉二戰期間美國在中國戰區的例子；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中國政策全仰賴曾於1924年─1927年在天津駐防的馬歇爾及史迪威，史迪威甚至在二戰時期派駐中國為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但他在征緬戰役中與蔣介石產生芥蒂，甚至認為蔣沒有勇氣；反而對在延安的共產黨有相當好感，認為共產黨真正有能力抗日。所以數度被蔣介石向羅斯福反應要將其撤換，但卻都被馬歇爾阻止。最後是在蔣介石以不惜脫離聯盟獨自抗日的威脅下才將史迪威召回，改由魏德邁接任；魏在任期間大力協助國軍的裝備及訓練，因而使戰事有所扭轉，戰後返國還獲贈青天白日勳章。
    然而1946年起發生的中國內戰，美國總統杜魯門強力介入調停， 特使即是馬歇爾，他對蔣的成見使他以軍援作為武器迫使蔣介石下達停戰令，而卻無力要求共產黨停火，所以中國東北及北方的內戰打打停停，最後馬歇爾調停失敗，丟下爛攤子給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而且斷絕對華軍援；這就是國民黨在大陸迅速潰敗的原因。其實當時美國對華政策的決策者如馬歇爾及後來的杜魯門總統，都不瞭解中國共產黨，只認為他們是左翼政黨，民族主義者；而對國民黨及蔣介石則完全扭曲，認為只是腐敗專權的獨裁軍閥；結果中共建政後立即與蘇聯合盟，使美國利益大受損害。
    第二個例子就是韓戰，至今為止許多人都在探討中共加入韓戰的確實目的，有人認為是奉蘇聯老大哥的指示，有人認為盟軍越過38度線，直接對中共構成威脅；其實是中共在建政後想藉此衝突重返國際社會的一項企圖，沒想到戰事竟如此激烈，而且東西陣營壁壘分明，甚至本在掌握中的台灣，也由於美軍的協防條約而隔海分治。中共對美國的誤判是源於對杜魯門總統的認識不足，杜魯門雖在中國內戰問題上同情共產黨，那是由於手下中國問題專家馬歇爾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深惡痛絕，而且選戰中蔣介石明顯支持杜崴所致；而實際上杜魯門對共產主義是懷有強烈戒心的。毛澤東的這項突兀行動無疑使中共國家利益遭到嚴重損害。
    第三個例子就是台灣退出聯合國。美國根據其國家利益早就有意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但堅持漢賊不兩立的蔣介石一直是這項政策的最大阻礙，所以當中共在國際間散播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時，美國就有意放手這樣的思維影響其他國家，雖在最後美國仍試圖在聯合國席次上承認兩席中國代表，但由於蔣介石的反對而功虧一簣；蔣介石誤判冷戰以來國際間自由與共產集團的壁壘分明，而認為美國最多只能私下與中共交往，不會背叛盟友；且以為台灣處於太平洋第一島鏈的重要防衛位置，而不致遭棄；但結果事與願違，也嚴重損害了國家利益。
    上述三個例子都明確指出中美台三方因誤判形勢所導致的嚴重後果；所以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不但要能清楚認知國家的利益所在，也要瞭解與其他國家利益的衝突所在，才能制定國家的對外政策，維護國家及人民的利益。像民進黨在大選時不承認九二共識，甚至要把它妖魔化，就是誤判形勢的最好例証，影響國家利益甚鉅。

對症下藥

    前清婦女都在自家產子，最多請個接生婆到家裡來幫忙；有一位婦人難產，三天三夜生不下來，只好請醫生出診到家裡來接生，醫生一進門就聽到婦人大呼小叫的，心裡便明白了幾分病情，順手地上撿起一張梧桐葉，也不等家人開口就說：把葉子拿去煎碗水喝了，就能生了。果然婦人喝下梧桐葉熬的藥湯，不一會兒就順利產下一子。
    過不多久，隔一條街的鄰居婦人也整整三天三夜生不下孩子來，就往這家來要了地上一片梧桐葉，回家熬湯給婦人服下；可過了老半天，依舊生不下來。沒法只好再去請醫生，醫生號了號脈，開了張藥方，叫家人趕緊去抓藥煎服，果然也順利產下一子。
    大家都奇怪同樣的病情為什麼醫生開的方子不同，醫生解釋道：其實梧桐葉是沒有療效的，我只是用來安隔壁婦人的心；你家產婦不同，是真正難產，非服藥不行。兩者之不同源自致病原因的不同，一者為心理因素，要以心藥醫，一者為生理因素，要以處方治療。
    最近民進黨選黨主席，五位角逐者面對兩岸問題的態度，似乎差別不大，都指要加強交流，增進彼此瞭解等。許多支持者也以為民進黨只要在兩岸問題上的姿態稍微放緩些，得到的結果也不會與國民黨有太大的差別；這就如上述這則故事中後來分娩產婦的家人一樣，以為只要依樣畫葫蘆，撿張梧桐葉煎服即可，實不知病因不同，治療的方法也各異。許信良聲稱自己擁護蔡英文競逐2016大位，貫徹小英“台灣即中華民國”的政治主張，而面對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則以歷史文件敷衍，這就是漠視病因，隨便撿張梧桐葉就想治病的心態。

謝司起義的啟示

  

    美國獨立戰爭以後，仍然是資本家及投機商人當道，一般老百姓仍一貧如喜；在戰爭期間，各州政府為了解決財政問題，大量印紙鈔，結果使得戰後的物價飛漲，鈔票成了廢紙。可是這時州政府還維護債主的利益，頒布一道法令，逼迫借款人按借款當時的金幣價值還債；且政府為了償還外債，也不斷增加稅收，繳不起稅的就關進監獄裡，所以當時獄中充滿了負債的農民、手工業者、退伍軍人。謝司就是一名退伍軍人，他率領群眾起義，於1786年秋天，衝進波斯頓法庭，把穿著法袍戴著假髮的法官從高高的座位上拽了下來。他們高喊：“重新分配土地”“取消一切公私債務”“打倒壓迫窮人的法庭”“打倒社會的吸血鬼”。
    美國獨立戰爭是為了要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在當時壓迫者是英國政府，被壓迫者是十三州殖民地人民；但是打了八年的戰爭所爭取來的獨立地位及不受壓迫的經濟自主權，卻在戰後兩年就被資本家及投機商人所壟斷。
    由此我們看到俄國革命，推翻沙皇後的俄國人民一樣受統治者的壓迫而民不聊生；明治維新也不過是趕走了幕府恢復天皇的統治，日本人民仍在窮兵黷武的政客煎熬下度日；中國革命是攆走了腐敗的清政府，換來狼子野心的袁世凱及眾軍閥政客的繼續剝削；英國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台，領導議會軍的克倫威爾成為新的軍事獨裁者；這些事証都告訴我們革命也許可以推翻過去，但仍無法建立未來，未來仍須我們一步一腳印的完善它；所以我們不應期望帶領我們推翻現狀的革命家，而是率領我們逐步走出陰霾的實踐家。

米騷動事件

    1918年，距離明治維新的1868年已有五十個年頭了，但在日本本州的富山縣卻是一片荒蕪悽涼的景象，這是一個濱海的縣分，居民多靠打漁維生，以漁獲換取生活上的食米及必需品是這個漁村數百年來習慣的一種生活方式；但今年不同，不但漁獲大不如前，連基本的食米都上漲了三倍，而且情況還在持續惡化中，連本地生產的稻米也被米商搜括一空，準備運往大都會區米價更好的地方出售。這是近幾十年來日本工業化的結果，耕地逐漸減少，工業區及都會區的面積逐步擴大，大米的供應遠不如以前充裕，更甚者是近年政府對外採取的軍事行動，把市售大米蒐購一空，而中間商見機囤積，以致像富山這樣仍以傳統農漁業維生的縣分就無法抵擋高物價對居民生活的沖擊了。
    騷亂是自西水橋村的漁婦發動的，當村裡的古老大鐘敲出低沉的聲音時，代表一天就將結束，大人小孩都要回到他們的家裡享受晚餐，但今天﹝8月3日﹞不同，村裡的婦女還在街上到處穿梭，因為她們還沒有買到要下鍋的米，有幾個婦女累倒在街上，眼看夜幕低垂，可是米袋子裡竟仍然空的，她們心急得在街角哀號起來，驚動了鄰居，來安慰她們的婦女也跟著流淚，“這是什麼日子啊！”人民發出的怒吼雖然像鐘聲一樣低沈，卻傳的很遠；終於大家走出了家門，聚在街上，徬徨無助，也不知要向什麼人傾訴，她們之中有人建議去求米行的老闆不要把米運走，但米老闆大門緊閉，站在二樓窗口對著一群婦女咆哮：快滾！老子愛賣給誰就賣給誰。有些婦人聽了，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她們顯得如此無助。這時有人大聲叫道：不把米留下，就燒掉它！誰也別活了！人們的情緒突然像火山一樣爆發開來，雄雄烈火照亮小漁村的夜空，引來鄰近村落的警察集結，暴動終於擋不住了，這些婦女像發了瘋似的空手抵擋警察的皮鞭及槍托，鮮血、熱淚、汗水模糊了只求裹腹這樣卑微的訴求，打吧！明天不會更好！這次搶米的風暴迅速漫延整個日本，有近一千萬人加入這場抗爭。
    1868年的明治維新真的讓日本人徹頭徹尾的改變了嗎？從天皇開始的一部分尚武的軍人及野心政客開始了一場人類浩劫；1894年入侵漢城拘禁了朝鮮國王李熙，同年向中國宣戰，渡過鴨綠江入侵遼寧佔領大連及旅順，1895年擊潰了北洋艦隊，簽署了《馬關條約》，割取了台灣；1914年更趁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德宣戰，取代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利；1915年迫使袁世凱接受21條的貸款條件。野心政客的掠奪不只是對外，同樣也掠奪自己的同胞，1918年富山縣發生的米騷動事件就是例証。

曾比明治維新有更高理想的國民革命

    在許多人眼裡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使日本社會經濟文化現代化非常重要的一次政治體制改革運動；這個運動有別於西方的民主化運動，或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而純粹是由上而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西化運動，因為當時向西方學習含有進步的意義，所以也稱之為現代化運動。
    自1868年明治天皇即位始，便有諸侯、武士及商人主張改革體制，就是要去除把持國政的幕府，而當時的德川幕府已當政了265年，實行鎖國政策，使日本陷入一種頹廢的狀態，甚至與後來的中國一樣成為次殖民地；所以當時部分諸侯武士與商人就聯合起來想藉著新任天皇登基的機會，廢除掉幕府，像西方國家實施內閣制，立新憲法，廢藩置縣。因為這批人都是社會上本來就具有相當身分的人，而且目的是還政於天皇，實施中央集權統治，爭取的又都是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是由上而下的一次政治體制改革運動。
    而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比明治維新要晚近35年，且參與革命的許多人都曾在日本留學或將革命組織設在日本，其中還不乏許多日本籍人士的贊助，但為什麼中國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國，與明治維新的目的要還政天皇，有如此大的差別呢？其實這兩個運動在本質上就有區別，明治維新是希望推翻幕府的專權跋扈還政天皇，屬貴族間權力爭奪的一次革命；而中國則是要進行一項推翻專制的民權革命。既然仍由天皇執政，則只要推行憲政，建立責任內閣及撤藩置縣即可；但要推行民權運動，就不只是推翻以往執政的專制政體即可，還要建立新的體制；所以無論在難度上或主導運動的革命領袖對革命目的的認知上，都存在著許多變數。而無怪乎最後所能達到的效果亦有天淵之別。
    其實1898年的戊戌政變就有明治維新的影子，但袁世凱的最後倒戈使政變功敗垂成；民國是在意外中誕生，也在各種權力角逐的可能破滅後倖存；所以我們不應責備先人的好高騖遠，而應盡己之力完善先人與我們共築的夢想。

糟糕的經濟難道非以戰爭解決嗎？

    所謂的經濟大恐慌是指1929─1933年間全球的經濟大衰退；無獨有偶的這次大衰退也是起源於美國，首先是由農產品的價格下跌點燃的，然後是林業；美國當時的木材與穀物的出口佔貿易的比重很大，尤其這些產品牽涉到數個州的人民就業，當時木材的外銷忽然遭遇來自蘇聯產品的競爭，而小麥又被加拿大的產品打得趴在地上。美國政府只好被迫壓低穀物的收購價，這就影響了數個農業州的人民生計，大量在澳洲及歐洲投資的美資也被迫撤回，使影響的程度擴大到全球；1929年10月疲弱不振的工業生產、消費者信心使得華爾街股市暴跌。風暴漫延全球金融市場，失業率急速攀升。
    在經濟學家的眼裡，造成這次恐慌的原因不一；凱因斯即認為是商品需求的急速降低所致，所以解決之道自然是由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需求；但現任聯儲局主席柏南克便認為是先前的房貸政策使得美國人揹負了高額的債務，而這種泡沫破滅後，就導致了消費的急速縮減，因而引起大恐慌，所以現在他仍堅持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市場的消費不致急速下滑；而諾貝爾獎得主傅利曼則認為是當時政府對銀行的限制措施所致，以致銀行無法對貨幣需求作出回應，因而導致通貨緊縮，所以現在解決歐債的辦法就是傾政府及金融機構的所有力量，防止任何一個國家或大型金融機構倒債，使不致產生骨牌效應，通貨更加緊縮。
    由於長達四年的經濟大恐慌其解決都不是上述任何一位經濟理論大師的方法，而竟是慘烈的二次大戰，所以現在讓人對通貨緊縮的擔憂比通貨膨脹更甚的原因有二：一是到底人類是否可解決緊縮的問題；二是非要付出如此慘烈的戰爭代價嗎？
    其實上述三位大師所論述的方法都可簡單以一句話概括之，那就是“無論如何保住有錢人的荷包最重要”，至於窮人，在必要時必須為困頓的經濟作一些犧牲。聽起來很殘酷，實際既是如此；大恐慌時期政府最後把收購來無法銷售出去的穀物倒到海裡，而也要維持穀價的不墜，卻使得部分非農業州的人民餓肚子；如今各國政府所印出來的鈔票已把商品價格推到人民無以負荷的地步，而聯儲局主席柏南克仍堅持寬鬆的貨幣政策。

科技不在發現在探究應用

    在弗萊明發現青黴素可殺死葡萄球菌之前，人類醫學可治療因細菌所引發疾病的方法中，就屬磺胺類藥物為最有效了；但弗萊明在1929年的這項意外發現，卻要等到1940年在牛津大學進行研究的病理學家佛羅里的進一步實驗証實及溶菌酶機轉確立，再加上德國生化學家錢恩的菌素提取分離濃縮，才算真正能運用到人類對抗細菌性疾病上；也因而使他們三人共同獲得1945年諾貝爾醫學獎。
    其實弗萊明還差一點與諾貝爾獎絕緣，因為他發現青霉素後所寫的兩篇論文，只在第二篇中約略以“青黴素或者性質與之類似的化學物質有可能用於膿毒性創傷的治療”一語才確定了他在以細菌孢子所產生的酶治療細菌性疾病領域上的首創者角色。
    弗萊明是在一次長假後回到實驗室，發現放在窗檯下被日光照射的葡萄球菌培養皿上有許多白色透明的圈圈，而仔細觀察後，竟發現那些圈圈中央是意外掉落的霉菌孢子，而環繞四周的葡萄球菌都被孢子釋放出來的物質溶解，呈壞死狀況；而且他還把當時實驗室中其他細菌也拿來實驗，結果發現大多數細菌都有相同的反應；這種溶解細菌細胞壁的物質，便是後來被証實有治療功能的青黴素。但當時他對於如何殺菌的機轉及分離菌素的能力都不足。
    現代醫學在弗萊明的基礎上進一步發現了可破壞細菌合成蛋白質及DNA的細菌酶素，有的甚至應用在治療癌症的標靶藥物上；所以當初的意外發現像是那假日午後無人實驗室中從窗外射進的陽光，及飄落在培養皿上的孢子，甚至是弗萊明意想天開似的在論文中的一句預言，竟因此創造了人類醫學史上如此偉大的成就。
    而中國人卻早在唐朝時就有裁縫將長有綠毛的漿糊塗在被剪刀划破的手指上來幫助傷口癒合；甚至更早在西漢時淮南王劉安就已發明了豆腐，現在在該地的綠毛豆腐是家喻戶曉的食品；中國婦女用手在門栓槽裡摳出油泥樣的東西抹在孩子擦破皮的傷口上療傷；這種種都是青黴素在傳統中國社會裡的運用，但沒有人去探究事物的原理，不是中國沒有和煦的陽光，也不是細菌孢子沒落在該落的地方，是我們都缺乏像弗萊明的想像，佛羅里循先驅者的不斷探索，及錢恩埋首實驗室裡不斷重複的枯燥程序。

克倫威爾的轉變

    英國成為現代民主政治的發源地，有三項重要的民主制度是由其奠立的，一是議會政治；一是憲政體制；一是選舉投票。然而在當時推翻查理一世統治，將其送上斷頭台的議會領袖克倫威爾卻成為軍事獨裁者，甚至率軍隊進駐議會驅逐議員，成了近代民主演進史上一則極具諷刺性的篇章。
    克倫威爾雖出身議會，但他能成為英國民主政治史上重要的人物，不是他對民主有什麼偉大的創建，而是他卓越的軍事長才，使他在1642─1648年的兩次內戰中領導議會所組成的“鐵騎軍”及“新模範軍”擊潰了代表王室的軍隊，因而被議會推舉為“護國主”。
    克倫威爾既是代表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後來又成為軍事獨裁者，其關鍵就是他根本不具備對民主的熱愛，只是拿它作為奪權的工具而已；所以在處死查理一世建立共和後，面對查理二世逃往愛爾蘭，他比其他專制君主還要“除惡務盡”的率大軍攻打愛爾蘭，並大肆掠奪，根本不像是一位革命的先驅者；後來鎮壓民主派運動及發動一系列的商業戰爭，都激化社會矛盾；過去曾激進改革要廢除封建王權，奪權後又反對民主主張王權，如此性格上的轉變，無非就是為自己壟斷政治權力而已。
    歷史從來不乏這種政客的事例，像在台灣被稱為“民主先生”的李登輝自己都說他講了一百三十幾次反台獨，中共都不相信他；而後來他倡導“兩國論”，卸任後更積極成立極獨的台聯黨；其政治立場的反覆難道是因人民的意識轉變而轉變的嗎？第一位使政黨輪替的“台灣之子”陳水扁，在早年問政時以揭發弊案名噪一時，而後竟因弊案纏身，身繫囹圄；難道其性格隨其政治聲望而轉變嗎？其實他們都與克倫威爾一樣，為奪取權力可變身為“改革者”、“民主先生”、“台灣之子”，為維護權力全現出原形成了“軍事獨裁者”、“政治精算師”、“貪污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