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4日 星期六

圍海造堰的水利工程



    台灣的水利工程要考慮到防洪與水資源的運用,在以往都在高處建水壩、水庫,想發揮上游蓄水及發電的功能;但這些年來,高山的土地也都有了利用,且建壩影響生態及地質,像北部的榮華壩及上游的巴陵壩都被土石所淤塞,反而構成下游的一種威脅。然而台灣近年來雨量過於集中,反而年降雨量超過兩千公釐也成了缺水的國家,原因就是大量的降雨都瞬間流入海,缺乏大型蓄水的湖泊而造成的現象。雨量過於集中對地表的沖刷也構成威脅,所以近年來土石流對人民生命財產甚至公共設施所造成的損失也至為驚人;所以台灣的水利工程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防洪與蓄水。
    台灣人口集中西部平原區,河流也多由此注入海,河流短促湍急,在枯水期水量小,河床上裸露的砂石構成一特殊的景觀;但雨季水量暴增,河面寬度瞬間放寬,滾滾河水夾帶大量泥沙如萬馬奔騰而下,對沿河的橋樑及河堤造成嚴重的衝擊。
    要解決台灣的水患問題,就要在各河口“圍海造堰”,利用地形構築一道道的海堰,將淡水蓄住,並將沖刷下來的泥砂使其在河口地區沉淀,逐漸形成陸地;這樣在上游的清淤工程才能有成效。除了防洪、蓄水以外,新生的土地可利用,沿海的水產養殖也可活躍當地的經濟。
        拿圍海造堰與國光石化的填海造陸相比是完全不對的,圍海造堰是在河口外三至五公里區域內依地形築堰,目的是不讓河裡流出的淡水與砂石擴散或隨潮流流走,而讓混濁的河水在此沉澱,等到土石填滿此硯後再導引河水往外逐步擴張,這樣作可蓄積淡水供沿海居民使用,不再超抽地下水,所形成的陸地、濕地可繁殖生物;最重要的是對上游河流的河床有穩固的作用,清淤的工程不再是把淤積的砂石清運走而是繼續留在原地固住河床或隨水流至河口沉積,才是有效的清淤工程。這項工程雖經年累月花費也不少,但能獲得新生土地與徹底改善沿海逐漸陸沉的現象,其再生的土地與水資源所生的利益十倍於工程費用,可免目前治水預算如打水漂似的虛擲。

2012年8月3日 星期五

知識分子本於良知對執政提出批判,勿政治操弄。



    蘇東坡在北宋神宗年間任祠部員外郎,因在政見上與王安石相左,所以請調外埠,一直到哲宗即位才回朝擔任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等職;蘇軾無論文、書、詩、詞都自成一格,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學大家。
    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在所著〈司馬遷二大罪〉文中指桑罵槐的數落了司馬遷一頓,說他所著《史記》 中竟把秦孝公時的商鞅及漢武帝時的桑弘羊都列為功臣;這是對後來的學者莫大的羞辱。商鞅所實施的嚴刑峻法對人民就像豺虎毒藥一樣,尤其連坐法,一人犯錯,子孫都要受到連累。而桑弘羊更是投機政客,把鹽、鐵收歸國營,與民爭利,竟還在武帝面前說:不加賦而上用足。”這種昧於事實的話;但司馬遷不辨忠奸,還盛讚他們。
    其實蘇東坡對商鞅連坐法的批判,正是他對王安石保甲法的批判;對桑弘羊鹽鐵國營及均輸法的抨擊正是他對王安石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的不滿。蘇東坡自然以為這些變法的倡導者都是在執政者面前耍猴戲,能被執政者青睞的原因不過是他們讓執政者擺脫了原來傳統法制的束縛,使其以為可一蹴即成。
    在當時蘇東坡的這番言論必引起許多知識分子的響應,而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但王安石變法有其不得不的理由,那就是北宋當時的財政愈來愈困難,連平時的國用都不足,更遑論要對付北方如遼及西夏的入侵了。知識分子如蘇軾者尚且以批判的角度對執政多所批評,而不願同心協力共體時艱的幫國家渡過難關,怪不得毛澤東要罵知識分子是臭老九了;所以知識分子對國政提出批評應本良知而不要有政治操作的心態;像最近嘉義縣政府涉及的收賄案,部分親綠的政治人物或媒體就硬是說執政黨操弄司法平衡對其不利的林益世收賄案,而不願就事實進行釐清,這就是以政治操弄的手法混淆視聽。

2012年8月2日 星期四

與周公不一樣的領導哲學



    周公是文王的第四個兒子;文王的長子伯邑考曾為了換取被囚的文王而充作人質被送到朝歌,為商紂駕車;後來文王率眾到朝歌來勸諫商紂,被商紂認為是來造反的,就將伯邑考烹成了肉羹,還派人送去給文王吃。次子武王就是後來推翻商紂的姬發;但他克商後的第二年就病危,輔政的周公是他的四弟,祭告太廟後,決定把王位傳給武王的兒子姬誦,也就是以後的周成王,成王當時年幼,就由周公先攝政。但文王的第三個兒子姬鮮﹝史稱管叔﹞就不滿這樣的安排,因為照“兄終弟及”的制度,是該由他來繼承王位,當時他已與五弟蔡叔姬度七弟霍叔姬處都被派往舊商時期的京畿之地監視商紂的後裔,史稱“三監”;由於管叔的不平,就聯合了商族後裔及徐國、奄國等外族的勢力發動了一次“勤王”的叛亂活動,史稱“三監之亂”。周公率師東征,平定內亂,把商族後裔武庚及管叔正法,流放蔡叔,廢霍叔為庶人。
    周公因為這次平亂有功,成王就將本來參與叛亂的奄國土地分封給周公,改為魯,這也就是魯國的由來。初期周公還無法到封地去,他還要留在雒邑輔政,所以把魯國交給長子伯禽去打理,臨行前,周公交待伯禽說:作為一國之君,不要疏遠自己的親族;不要使大臣抱怨得不到重用;老臣舊屬如果沒犯什麼大錯就不要遺棄,對人不要求全責備。這句話可說是周公一生的政治哲學,伯禽及其子孫也都奉行不已。
    周公的說法是寬厚的,照理說應該聚集更多的支持者,使周朝或者自己的封國魯國都屹立不搖才是,但他的兄弟管叔因為懷疑他在擁立成王的事件上想獨攬政權而與他公然對抗;周天子的權力自此一天天被強大的諸侯剝削,竟名存實亡成了比一般封國還小的國家。魯莊公在他這樣的政治哲學指導下,把政權委由自己的三個弟弟季友、叔牙、慶父及其子孫,形成所謂的“三桓”,因此造成魯國國君權力的低落,最後哀公甚至討伐不成逃到他國去避難。
    周公對治理這件事所持的觀點似乎是不合宜的,那麼應該是作為領導者的人要對下屬一視同仁;要重視大臣們的意見但不要重用他們;可禮遇老臣及舊屬,但不要讓他們佔據重要的職位;對任何在職位上的人都務必求全責備。

2012年7月31日 星期二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貢問孔子:如果一整個鄉的人都稱讚這個人好,那他是否就真是好人呢?孔子回答說:那未必。子貢又問:如果一整個鄉的人都厭惡他,他是否就是所謂的壞人呢?孔子回答說:那也未必。孔子進一步說道:好人是善人稱許,惡人討厭的人。
    由這段對話中,我們知道孔子眼中的好人是是非分明的人,絕不是大家口中的好好先生,更不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瓏的人;所以我們民主政治靠一人一票選舉出來的人就未必是孔子所謂的好人了;更糟的是有一半以上不投他票的人還厭惡他;所以子貢若生在這個時代,那他更迷惑了,勝選者所得的選票中就已分不清好人壞人了,那些厭惡他的人就更分不清是好人壞人了。
    若孔子生在這個時代,他會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呢?孔子可能會這樣回答:如果一個人當政,他能讓好人都得到利益,讓壞人都嚐到苦果,他就能算是個好人了。我很幼稚的替孔子猜想這樣的答案,也許很多人都不以為然,會說游走在法律邊緣的人與凡事以高道德標準為規範的人都得到同樣的利益,不也是不公平的事嗎?是的,在好人當政的時代裡,要讓做好事的人不被埋沒,做壞事的人也無所遁形才是;甚至好事壞事的程度等級也都清楚明白的呈現,其所受的果報也同樣按其等級而區分。
    在旺旺中時併中嘉的案子裡,許多人對言論自由因市場壟斷而遭箝制是有疑慮的,這是一種高道德標準;然而收買學生﹝或被稱為臨時演員﹞去抗爭的舉措卻是邪惡的,若某一些人認為以邪惡的手段去維護一種高道德標準是對的,那便是今日善惡不分的源頭了。道理很簡單,中嘉併購案是否箝制言論自由尚在未定之天,而以收買學生抗爭的邪惡已鑄成,這不就是善未行惡先逞的實例嗎?

2012年7月30日 星期一

現代政客的怡春院─國營企業



    國營事業的由來應追溯到漢武帝,當時武帝要籌措軍費遠征匈奴,找來御史大夫桑弘羊,於是將鹽、鐵、酒由政府收回專營,並實施均輸、平准兩項政策,使國家不只稅收還增加了專營專賣及運銷的獲利,用以支應征匈奴及防邊的龐大費用。
    但這項政策在推行之初受到許多儒生的反對,理由是孔老夫子就曾說過“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政府介入商業的結果會造成社會抑農崇商的風俗,從事農業的人少了,生產也自然減少,而從商的人不耕作卻獲得比耕作的農民更多的收穫,這一種不公平是違反社會基本原則的。但桑弘羊的反駁是,匈奴擾邊造成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在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只能暫時讓路。
    另外儒生又提出官僚從中漁利,假公濟私的問題;所謂“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這句話倒是把中國數千年來國營事業的現象一語道破,甚至演變成主政者利用國營事業與民爭利,安插親信,收買政敵,幹盡一切政治上最齷齪的事。桑弘羊一樣避重就輕的拿商業對貨物流通的貢獻反駁,說:“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植;寶貨絕,則財用匱。”
    站在現在政府職能的立場上看,政府並沒有經營事業的能力,有的只是掌控國家機器的權力,所以從創新、績效、彈性的觀點來衡量,國營企業都無法與民營企業競爭;但政府堅持經營唬弄老百姓的理由卻是該產業具壟斷性,有穩定物價的作用,發達國家資本;而今看起來都是諷刺,譬如所謂的市場壟斷性,台電可說獨一無二,但現在竟向民間電廠購電,利用所獨有的輸配電路供電,所以即便性質特殊的台電,其發電與輸配電都可分別獨立運作,則還有什麼產業可因具壟斷性質而拒不民營;中油這次因不敷長期虧損而一次漲足,過去以穩定物價為由凍漲,但還是不敵國際油價上漲而要一次漲足,顯然穩定物價的功能也只是一時短暫的政治操作而已;更遑論發達國家資本這種資社不分的口號了。
    因此國營事業就是執政者權與利交互運用的產物,民營化也都是表演給人民看的一齣把戲;連101大樓董事長這樣的職位,政府都不肯放手,私下還要以兩千萬“政治獻金”販

售;中鋼下腳料的處理都要由行政院秘書長以流氓口吻出面向廠商索取回扣;可想而知,其中不為人知的醜事還有多少!人民看了,只有憤怒。

2012年7月29日 星期日

施政像救火,永遠是杯水車薪。



    中國經濟由外轉內已成全國上下一致的共識,原因是國際市場能成長的空間逐漸縮小,而中國國內人均GDP尚是歐美先進國家的五分之一,而中國外貿順差已達一千五百億美元,加上每年利用外資五百億,如此快速累積的外匯已威脅歐美等國;因此再以快速增加出口吸引外資投資的方式促進增長似乎已面臨瓶頸,所以由外轉內是必然的趨勢,無可挽回。但要發展內需是一件打從體制上就難以適應的事,更何況客觀因素尚未成熟。
    什麼是體制的問題?自然就是社會開放的程度與法治化完善的問題;此涉及基本意識形態,所以暫不討論。
    什麼又是客觀因素?其實客觀因素就是指消費者本身認知的問題,譬如說短期內收入的變動,長期的社會保險制度是否真能發揮保障的功能,物價波動的問題;這三項因素組成所謂的消費者信心指數的內容。從中國市場的觀察看來,這三個問題都有朝改善方向前進的趨勢,但仍距離建構以內需消費帶動整體經濟的目標尚遠。
    最近由政府主導的最低工資上漲,影響最大的是到城市打工的人,但已迫使許多沿海出口加工業撤廠及倒閉,且高漲的物價吞噬了上調的工資,有部分人甚至過得比以前更苦,這個現象很難讓人民放開懷的消費,也影響內需市場的健全發展。
    社會保險所涵蓋的失業、醫療、養老這三個層面,雖然實施有年,但尚未真正的安定民心,且快速飛漲的物價已使社會保險基金的規模難以應付,寅吃卯糧加上人口老化的問題,誰都無法相信此制度將完全負擔個人的日後生活,因此在這樣缺乏信心的前提下,人民只好縮減開支,推高近百分之三十的儲蓄率以因應。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由外轉內仍有很長的路要走,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吃重,稍一不慎就會釀成不小的災禍;譬如說大幅調漲最低工資的影響是:迫使企業他遷或倒閉,物價上漲,投資卻步;相信這效應仍在擴散影響中。
    同樣情況在台灣也上演著,許多人都抱怨多年來物價不斷上漲,就是薪水不漲;所以都逼著政府有所舉動,勞委會掌管基本工資,便遷就民意調漲,最近還有調漲時薪的計劃;是否也會像中國大陸一樣造成負面影響,仍不得而知;但政府勞工政策中像派遣工、無薪假、責任制、外勞政策等都對勞工的基本工資造成嚴重影響,而今以調整基本工資來平息民怨,簡直是杯水車薪,如何能挽救民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