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1日 星期六

不尸其祿



    孟子到平陸,對平陸的父母官孔距心說:「你的衛兵,一天之中三次擅離職守,你是否要開除他呢?」孔距心說:「用不著等到三次便開除他。」孟子說:「那麼,你失職之處也很多。災荒饑饉之年,你的百姓中、老弱餓死於溝壑,青壯年流落四方,將近有一千人。」孔距心說:「(由於有災害。)這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孟子說:「假如現在有一個為別人放牧牛羊的人,他必須為這群牛羊尋找牧場和草料。如果尋找不到牧場和草料,就該將牛羊歸還給他的原主呢,還是站在那裡看著牛羊一隻隻死掉?」孔距心說:「如此說來,這就是我的錯了。」
    過了些時候,孟子見到齊王,說:「在齊國境內的都邑長官,我認識五位。能夠明白自身過錯的,只有孔距心一人。」於是把那件事複述一次。齊王說:「這様說來,這也是我的錯誤啊。」
    孟子認為政治就是牧民,要為百姓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讓他們過富饒無虞的生活;如果不能辦到,執政者就該把職務交出,讓其他人去帶領人民,不能事事推給災害,任由人民受到傷害。相較今日馬英九執政已近四年,但人民並不滿意政府執政的成績,甚至有些人是失望的;馬政府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卸給國際環境或天災,要勇於承擔責任,並向人民認錯。
    另外孟子在本篇中所提到“執政者的反省”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當齊宣王聽到孟子讚譽孔距心有自省能力時,也自承自己的過錯,並不推諉。相較今日民進黨蔡英文主席對馬英九的批評從不手軟,甚至張冠李戴也要把馬拖下來痛批,卻忘了自己民進黨執政的八年給人民帶來的痛苦,這就是缺乏反省能力,實不足以再次受民付託的理由。

2011年12月30日 星期五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孔子在論語學而篇中說這句話的意思,許多註解都沒有真正表達孔子的原意,尤其在句首“君子”的解釋就是錯誤的,如果一般將君子解釋為有道德修養的人,則後面“不重”就不該存在,所以“君子”不是指有道德修養的人,而是指執政者。
  “學則不固”的“學”也不是指一般的學習、學問,而是指治國理念。“主忠信”意思是堅持忠實誠信的原則。“無友不如己者”意思是不要認為別人的才智不及自己。“過則勿憚改”有了過失,絕不要有所忌憚而不悔改。
    所以整句話的解釋應為─執政者不自重就無法在人民心目中建立威信,一切當初向人民宣揚的治國理念也會被人民唾棄;所以執政者一定要堅持忠實誠信的原則,不要以為別人的才智不及自己就可以敷衍塞責,施政及言行有錯要勇於悔改,不要有所忌憚。
    學而篇中的“學”其實都是在講治國理念;“友”指的也都是有同樣政治理念的夥伴。所以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就要解釋為─治國理念若能適時施行,是多麼讓人感到快慰的事呀!志同道合的政治夥伴都能齊聚一堂,是多麼令人打心眼裡高興的事呀!即時人民還不理解即將實施的政策,甚或有誤解,我們還是要不厭其煩的向人民解說,直至其通盤了解,這才是符合民意的執政。
    從以上的解釋,就可以了解《論語》是闡述孔子政治思想的一部著作;通篇都以執政者及人民的關係為目標,且多教育執政的理念。
    由此可見,現今的政治人物對政治所應具有的認識是比兩千五百年前的古人更為淺顯。譬如候選人隨意指控抹黑競爭對手;執政時玩弄手中的權力圖利自己;標榜清廉、勤政、愛鄉土的政治理念,一旦執政,就棄置不顧,大貪特貪;下野後不知悔改,一問起過去帶給人民的痛苦,就反嗆說:我們已經下野了。摩拳擦掌準備再角逐大位時,站在一起的仍是過去那些上下其手的夥伴;尤其不能忍受的是,竟然賤賣國土揪團出國豪賭,欠帳留下護照影本的人現在正主持著民進黨重反執政的大計。

2011年12月29日 星期四

民賊



    孟子說:今日事奉君的人都會對君說:我能替國君開闢土地,充實府庫。這就是現在所謂的良臣,在古時候這是要被稱為民賊的呀!﹝迫人民為其征戰而增加土地,強徵重稅以增府庫。﹞君不肯趨附道義,不行仁政,而這些民賊還為他在人民身上追求更多的財富,這不等於是為夏桀這樣的君更增財富嗎?現今有些臣子說:我能為國君與友好的國家結盟,去攻打他國,戰必勝。這些今日所謂的良臣,在古時候是被稱為民賊的呀!﹝鼓勵君以武力掠奪的臣子,使民不聊生﹞。君若不肯趨歸道義,不行仁政;而為人臣的人竟還幫他去征戰,這不等於是輔助夏桀這樣的君嗎?依現在這個想法,不作變更,雖將天下給他﹝指君﹞,也不能有一天安穩的。
    孟子對為人臣者幫助君行國政,不講道義、不行仁政的作法是極表不滿的,且以古諷今,認為現在的讀書人只講富國強兵的近利,而忽略人民的感受,是倒行逆施,但卻受到各國國君的追捧,為人臣者必須要盡導正的義務。
    相同的道理,今天的社會裡若有一批政客是幫有錢的大老闆服務,專門掠奪一般大眾的財產,幫助老闆欺壓員工,這在有錢的大老闆眼裡是拿錢辦事的“良臣”,卻是百姓心中的“民賊”。最近資本利得稅被炒得沸沸揚揚,但僅一天的工夫,新任財政部長劉憶如就出面否認要開徵証券交易所得稅,就是要安撫那些大老闆的心,所以現在這些官還不只幫財團從老百姓口袋裡摳錢,也替老闆當看門狗,真是可悲!


   

    

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也



 告子說:人性就如一回旋轉動的水一樣,從東邊導引它,便向東邊流,從西邊導引它,便向西邊流。人性是不分善與不善的,像水一樣不分東西。孟子說:水確實不分東西,但也不分高低嗎?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人性沒有不善的,水也沒有不向下流的。如果拍擊水,使其騰躍,可使其高過人的額頭,加以強力導引,甚至可使其流到高山上去呢。但這豈是水的本性,是外力使然。人也可使其不為善,與水的道理是一樣的。
    告子說:凡人對外界刺激所作出的反應就稱為“性”。孟子說:是否像白的東西就叫作“白”一樣呢?告子說:是的。孟子說:白色的羽毛的白,與白雪的白一樣,白雪的白與白玉的白一樣,是此意思嗎?告子說:是的。孟子說:照你的說法,狗的本性與牛一樣,牛的本性又與人一樣?
    孟子的意思是說各種生物便有不同的“性”,不可一概而論,雖然羽毛、雪及玉的外觀顏色是白色的,但其本質是不同的,性也不同。至於說狗、牛及人更是完全不同,雖所表現於外的有類似情形,然而本質上是極不同的,性也因此不同。
    孟子之所以要區別各種生物的不同本質,是孟子對人“性本為善”與其他生物有所不同,反駁告子所主張的“性無善惡”論。這也是儒家很基本的哲學論點,認為人有別於其他生物,是因為人性本善。告子性無善惡的說法,把人與其他生物都等同,此論點似乎在當時要解釋人比其他生物更進化的理由就無著力點,因此孟子反對這樣的論點。
    人類追求和平也如孟子所說猶水之就下也;崇尚戰爭是施予外力的結果。民進黨為了激盪人民的選情,故意挑起矛盾及對立,從以往的族群意識到現在的階級意識,如出一轍;甚至把關係兩岸長治久安的共識議題也不惜拿來操弄,這就是置國家安全於不顧,惟政治利益是圖的政客思維,人民應該睜亮眼,看清其本質。

性與義



    孟子與告子在〈性與義〉的觀點上有爭執,所以有了下面這樣經典的對話─告子說:人性就像柳木一樣;而義就是以木頭做成的杯盤;人性表現出的仁義道德,正如以彎曲的柳木做成的杯盤一般。﹝意思是扭曲原本木頭的本性,故意作出杯盤的形狀﹞。孟子問:你能順著柳木的扭曲特性而做成杯盤嗎?或者加以矯揉造作才能做成杯盤呢?如果是以矯揉造作的方式才能做成杯盤,那麼便可推斷也必須以扭曲人性的方式始能使人表現出仁義道德來吧?率天下人禍害仁義的人,就是持你這種見解的人呀!
    孟子順著告子的比喻,把告子以為以矯揉造作的方式始能使人表現仁義道德的觀點加以駁斥,就是重申其認為性是人天生的本質,仁義道德是天生本質的一部分,但是它隱藏於人的內心無法表達出來,要藉著教育啟發,使其對外具體呈現;反而惡是扭曲本性的結果。告子以為“性無善惡”,持這樣觀點的人,會把一切作為歸咎為環境因素,那就推卸了要修養自身德性的責任;所以譴責告子是率天下人禍害仁義的罪魁禍首。
    孟子所謂人性本善的內涵中包括了和平的本性,這是人類與其他物種最大的差別所在,其他物種可能要靠殘酷的競爭始能維持自身的生存,但人類卻需要彼此合作始能突破困境;所以人類愛和平互助的本性是普遍存在的,而利益或思想觀念上的衝突卻是刻意強植的;突破意識形態的藩籬就是要求同存異,擱置爭議;這也是兩岸達成九二共識的基礎。民進黨刻意毀棄兩岸共識,而要退縮至內部爭議狀態,其鬥爭心態實與人性追求和平的本質迥異,也必遭人民唾棄。

2011年12月28日 星期三

君子之道智信難



    這是孔子對子貢所說的一句話,認為君子立身處世的原則中,智與信是最難同時兼顧的。因為信是用來端正智的,言下之意,智有時會出軌;而智也是用來伸張信的,這表示信經常是不被伸張的。所以君子要能謹慎的使用智,卻要盡力的維護信。
    子貢這一生中最為人稱頌的一件事就是保全了魯國;他去遊說齊國高氏、國氏、鮑氏、晏氏,讓他們制衡田氏,使田常無法出兵伐魯。並去說服吳國攻打齊國,牽制齊國攻打魯國;再去遊說越國使吳國能專心伐齊。子貢所使用的手段是策動齊國的四大家族共同奪取田常的政權,以遏止田常伐魯;其中當然是充滿了權謀與狡詐。孔子知道後,不贊成子貢的作法,認為他應請求魯哀公直接率兵討伐篡齊的田常,這樣作反而會得到齊國四大家族的協助,並事後感謝魯國的仗義;子貢竟捨此功業不就,卻刁鑽的走策反一途,實喪失了符合正義的大信。
    子貢成功維護了魯國政權,卻未滿足老師孔子對誠信的要求,也許是遺憾!但或許有人會認為孔子是否過度要求子貢了呢?孔子真的如此食古不化嗎?其實孔子是要以伐齊為名統合魯國內部的三桓,並為維護法統作一次合兩國大夫家族端正倫理的討逆之役;可惜子貢並沒有這樣作,憑白喪失了一次端正倫理的機會。因此孔子在此所說的信並不是一般人所謂的誠信,而是實踐春秋大義的承諾。
    最近民進黨列舉馬英九說謊的文宣,檢視其中,都不是對國家領導人所應有的要求,例如向二二八家屬致歉與赴慈湖謁陵,根本是風馬年不相及的事;主張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與不排除統一的訴求,何矛盾之有?說坐飛機比較快又去搭高鐵,像這種質疑已經喪失對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要求標準,所以根本不值得評論。馬英九在任內達成兩岸共識其實才是對台灣人民安全福祉最大的承諾,實大信也,豈可以小信覷之!

2011年12月27日 星期二

用非其有﹝二﹞



    呂氏春秋中所闡揚的君道,可以“利而勿利;用非其有”八個字概括。君道就是成為一個聖君的方法。呂不韋編制的呂氏春秋就是要給秦嬴政的一本為政教科書,傳說嬴政是其與趙姬的私生子,公子楚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娶為妻,後由呂不韋安排回到秦國,並拜華陽夫人為義母,最後繼承君位,再傳給嬴政,呂不韋也因而在秦國政壇屹立不搖,他處心積慮地栽培嬴政成為秦國最偉大的國君,所以綜合各學派編制成了呂氏春秋一書,就是要教導嬴政成為一個偉大的領袖。
   “利而勿利”,是指做國君的人要作對天下人有利的事,而不要顧及自己的私利。“用非其有”是指如果國君能為全天下的人民謀福利,那他就可號召全天下的人,而非只限他所統治的人民。號召人民行公利之事,就是聖君之道。
    台灣在政治上的改革已經走了近五十年,人民普遍從威權體制下的生活逐步被解放,如今有了完全的政治自由及富裕的生活;而繼續要走的道路就是建立社會公義,謀更多人的公利為目標的優質民主了。在民主體制下每個人都將成為聖君,都要以公義公利為職志,拋棄私利成見;如此便不只是台灣人民受到鼓舞,普天之下的人也都會響應這樣的主張,這不就是“用非其有”的原意嗎?
    而如果深溝高壘的把自己封閉在自以為是的意識形態中,凡事以自我利益為先,則將亡於孤立無援。去年日本311震災,我們發揮了人溺己溺的精神,募款救災不落人後,事後得到日本民間的迴響,成為日本最友善的盟邦。同樣地,在汶川地震時,我們也發揮了極大的愛心,得到大陸全國百姓的讚譽;台灣真的不比其他先進國家富有,但人民的慈悲心卻總能得到其他國家人民的感動,這就是台灣不需要強大國防也能保護自己的原因;不被承認的國籍卻能行遍天下的理由;再為自己加油吧!可愛的鄉親!

說客三寶



    如何對現實的狀況有正確的認識?鬼谷子提供三個方法:第一個方法是人言己默;別人說話我們默默的聽,靜下心來才可體察別人所要表達的意思。如果別人的話不合理,或者我們沒有理解清楚,就反復探求,令其說出真正的用意。
    第二個方法是利用象比。象是指說話的人所要表達的意境像一幅圖畫;比是援引的意思,指聽話的人會依據說話者的描述,從自己以往的記憶裡去搜尋出相似的圖象來,這個過程就叫理解;再經過逐一比對,就會形成一個適用於記憶及現實的理論,綜合許多理論構成一個結論,這可能就是說話者想要表達的效果。所以象比就如同聽取與分析的方法,利用這個方法來判斷別人所說的是否正確。
    第三個方法是巧施釣語。就是利用現實狀況中的無形﹝包括事物存在、發展的原理或規律﹞來引導說話的人進一步詳細的解釋,使其思想完整的表達出來。
    范睢與秦昭王的一段對話中,就可清楚說明鬼谷子的三種方法。
    初見秦昭王,他竟與宦者抬槓說:秦國哪有大王,秦國不是只有王太后及穰侯而已嗎?這話故意說得很大聲讓秦昭王聽見,想測試昭王是否有奪回主導權的意思,其實也就是鬼谷子說的“釣語”。昭王的反應是摒退左右,跪在范睢的面前,請其指教奪回主導權的辦法;但范睢卻又裝著唯唯諾諾,不置一辭,此便是鬼谷子所謂的“人言己默”,范睢想借此知道昭王的決心是否堅定。接著范睢說:臣乃羈旅之臣也,交疏大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死不足惜,惟恐天下賢士皆閉口不言,裹足不前,則非臣願也!范睢成功的把一個忠臣的形象置入昭王的印象中,這便是“象”;並援引天下賢士不敢再為秦賣命,而自比自己的賢能,這是“比”。後來秦昭王把穰侯驅逐,使王太后不再過問政事,這都是范睢利用語言的技巧掌握昭王內心想法,然後成功奪回政權的主要原因。
    在最近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上,馬英九說的兩句話都很經典;一是馬對於蔡迴避是否特赦扁及不分區名單充滿派系妥協色彩的批評─“我改變了國民黨,而民進黨改變了妳。”另一是馬在質問蔡有關宇昌案時所下的結論─“妳一再迴避外界對妳的質疑;對不正當的利益卻不迴避”都成功運用象比的技巧,把兩人在選民印象中的反差擴大。

2011年12月25日 星期日

人格



    姜太公從人表現於外的種種行跡,評定其所能統率的規模,共分九等;其最劣的描述為“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惡言,寢臥不絕,為眾所憎,為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閭巷,察奸伺禍。意思是這種人每天嘮叨不停,盡說人壞話,睜開眼就只知道批評別人,眾人見了都討厭,這種人只能讓他去幹巡街察巷的更夫。
    其最優者“勛勛紛紛,鄰國皆聞,出入豪居,百姓所親,誠信缓大,明于領世,能效成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内,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意思是這種人成就的功業很多,連鄰國都知道,所居住的地方總有許多人進出請教,百姓喜歡與他親近,在大原則的問題上講求誠信,用簡明的道理向世人解說作人處事,且能立即得到應驗,解決人民所疑惑的問題,有很廣博的學識經驗,把世人都當作自己家人一樣的看待,這是所有英雄的表率,也是引領天下的共主。
    太公這樣對人本質的描述正是今天我們看待政治人物的標準。最近有兩句話是政論性節目來賓喜歡討論的話題,一者是馬英九在節目主持人問他為什麼執政三年多人民的批評不斷,馬英九解說執政如當家,總是順了姑意逆了嫂意,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有一句老話說:“當家三年,連狗都嫌。”結果這句話被民進黨陳其邁痛批說他失言,污辱選民,要求道歉。
    蔡英文在造勢場上說:馬總統執政多年來造成薪資倒退、貧富差距變大、物價上漲,種種弊病導致社會產生對立,失去和諧。乍聽之下以為薪資倒退是從馬執政以後才開始的,貧富差距也是馬執政帶來的,其實民進黨執政的八年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人力派遣就是扁政府送給國人失業及薪資倒退的大禮;社會對立,失去和諧,不就是像陳其邁把馬自我調侃的話故意扭曲為侮辱選民的話一樣,每天在綠媒放送所引起的嗎?

2011年12月24日 星期六

反省



    司馬懿是個博學多聞又有軍事才略的人,受到曹操的重用,兩度阻擋諸葛亮率兵北伐;在樊城之役中,曹軍大敗,曹操一度想自許昌遷都,卻都由他來勸阻,並預測孫權會襲擊關羽奪取荊州,後來果然應驗。他主張的屯田制也是成功與蜀漢、東吳對立的依靠;興修水利,富裕關中,也是支撐曹魏經濟基礎的重大建設。所以從各方面來看,司馬懿都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及軍事家。但其仕途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他的手下王昶及陳泰都打過敗仗,可是他都一肩挑起所有的指責及過失,並不找借口推卸責任,所以雖然敗戰卻贏得人民更多的支持。
    但是楚共王卻是一個把楚國由極盛轉為衰弱的國君;他是春秋五霸之一楚莊王的兒子,繼承王位後,信任令尹子重等一班權臣,引發內亂;並與晉爭奪中原霸權,鄢陵一 役兵敗,把霸主地位拱手讓給了晉悼公;而後雖不斷向中原挑戰,都居於劣勢;終於在執政三十一年後積鬱成疾,臨死前,自認無德,並喪師於鄢陵,所以讓臣子在他死後,將其諡號以“靈”或“厲”命之,可是當時的令尹子囊認為他有自責的精神,並征服南海,所以請諸臣以“共”字作為其諡號,因此我們現在才叫他楚共王。
    司馬懿與楚共王是兩個不同時代,也有著不同命運的人;卻有著一樣勇於面對失敗的勇氣,還是受到後世的肯定。人生在世怎可能沒有過錯,每個人都應對自己負責,坦承錯誤,才能走更遠的路;而一個政黨及政治人物更應要有反省的能力,因為他們所作所為關係到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及一個乃至數個世代人的命運。這也就是馬英九要代表國民黨對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向台灣人民一再道歉的理由;但民進黨執政期間的貪腐及鎖國亂政為什麼沒有人站出來向人民道歉呢?每問到這個問題,他們的一致回答是民進黨下野了,對以前的一切已付出了代價。而現在捲土重來的民進黨不只不慚愧,甚至一有人質疑他們,他們就會像蔡英文在辯論會上講的“現在站在你面前的是蔡英文”;確實是那個在幕後主導兩國論,仍高唱沒有九二共識的蔡英文。

2011年12月23日 星期五

識人



   《呂氏春秋》:達,則視其所舉;富,則視其所與;貴,則視其所進。意思是要審查一個人的價值觀,就從他顯達時作了什麼事;富有時曾給予過什麼;位高權重時曾舉用了什麼人;這三方面來衡量。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自從宣佈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以來,大家對她的印象似乎一直都在改變,時而溫婉時而執拗,時而謙恭時而傲慢,終無定論;其實人民對他們未來的領袖所要了解的就是他所持的價值觀。
    蔡英文在從政的道路上曾推動兩國論,使台灣籠罩在飛彈危機中;在扁政府時代一邊一國、使台灣問題國際化的推手,現在身為民進黨主席不承認九二共識,要從世界走進中國,她的信念應該已很清楚的向國人表達了,就是不惜緊張對立,民生凋敝,也要貫徹其台獨意識。
    她一直有富裕的家庭背景,但卻無益於公益,人們能盡知的兩項捐款是,宇昌案獲利後捐給民進黨一百萬元;18%曝光後,說自己再也沒有能力從事公益。但她口口聲聲關懷弱勢,最近還說要代表貧窮抽富人稅。
    身為民進黨主席,她是有史以來最有實權的主席,但所推出的不分區立委名單竟是與派系妥協,貪瀆案纏身的政客,難道她說以後的執政團隊與現在的競選團隊不一樣就能說服群眾嗎?現在不就有一個蘇嘉全是未來執政團隊的成員?豪華農舍與夫人的奢靡淫侈,何以杜悠悠之口?

夫義者,非能盡利天下者也,利一人而天下從;暴者,非能盡害海內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



    這句話是師事老子的文子所說的一句話,意思是執政者施仁政未必使每一個國人都得利,但只要有一個人得利,全天下的人民都會追隨他;相反的,施暴政者也未必能傷害天下所有人,但只要有一個人受害,全天下的人民都要起來反抗他。這句話真正的含義就是無論仁政或暴政都有感染力,會逐步影響所有被統治的人。
    晁錯上漢文帝書《論貴粟書》中就主張為政者要把糧食生產放在施政最重要的位置上,甚至可以拜爵,可以除罪;重視農業的政策一直延續到景帝。從後世的結果來看,這是對的政策,使西漢累積了大量的資財,也才足以抵禦北方的匈奴;這便是順天應人的仁政,但當時施行這項政策是要排擠工商業的,也不利雕文刻鏤、錦鄉纂組的紡織業及手工業,這些行業都被視為淫巧的不正當行業,所以重農政策非盡利於天下人,但只要有一部分人先獲得了利益,就會感染整個社會,使同蒙其利。反過來看,如果當初重視工商業,就可能忽略了農業,使“國有沃野之饒而不足於食”“有山海之貨而不足於財”,重商輕農的結果反而是暴政了,雖沒有使全天下的人立即受害,但感染的結果就危害了國家的生存與安全。
    以此我們檢討現在國民兩黨的兩岸政策就會發現,國民黨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的不統、不獨、不武,擱置爭議,共創雙贏的政策是能夠改善兩岸關係,並且得到其他國家認同的政經政策。相反地,民進黨無論以前執政時期的一邊一國或現在否定九二共識的台灣共識,都無法使國內、國際及對岸所接受,其影響的結果不只是國內經濟的衰退,也使兩岸關係陷入緊張,其不確定性更使得盟邦也逐漸棄我而去。兩者相較,孰優孰劣便不言可喻。

2011年12月22日 星期四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這句話是孔子回答魯國三桓之一季康子問他為政之道時的回話,意思是為政就是要行正道。您能率先行正道,誰敢不行正道呢?接著季康子又問:如果能把無道的壞人殺掉,來成就正道的君子,您以為如何?孔子說:您治國何必一定要殺人呢?如果您是想要為善的,人民就會跟著您為善;君子的作為像風一樣,人民就像草一樣,風吹過,草便隨風而傾。
  民進黨自黨外發展而來,以民主來對抗威權,是使其迅速在台灣發展起來的原因;但一路走來割裂台灣人民感情的競選方式已漸使人民唾棄,例如以外來與本土的區別使族群的感情分裂,近來又以貧富的階級差異來分化人民;以社會發展中的病態現象作為奪權鬥爭的基礎,其實就是國父不認同共產主義的根本歧異,國父以為社會利益的調和才是政治的主要目的,而擴大社會矛盾無助於解決問題外,將更撕裂人民的感情。民進黨捨調和一途不為,寧以分化人民為主的鬥爭策略,即顯示其以奪權為志的野心;非禍即夭。

2011年12月21日 星期三

禍因



    楚靈王是歷史上少有作盡一切壞事的國君,首先他的王位就是殺了姪子郟敖後篡奪而來的;沒篡位之前名圍,歷史上的公子圍指的就是他,與穿封戍爭功,結果巴結他的伯州犁暗示俘虜在楚共王面前作偽証,說他是被公子圍所俘獲的,因為在旁比手勢教俘虜作偽証,因而有“上下其手”這樣一句成語的由來。靠著作弊爭得戰功,又趁姪子臥病在床,藉口到宮中探視的機會,用繫帽子的繩子活活把郟敖勒死,然而自立為楚王。
    歷史上記載他的事很多,像他偏愛細腰的美女,所以有“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傳聞。也是讓齊國晏嬰鑽狗洞的那位楚王,結果被晏嬰反譏,說:“出使狗國,就應該鑽狗洞”。晏嬰見了他,他自以為聰明的調侃晏嬰說:你們齊國為什麼出那麼多盜匪?跑到我們楚國來為亂。意指齊國治安不好,晏嬰以“橘逾淮為枳”的故事諷刺他,問他:為什麼在我們齊國好好的人,到了你們楚國就變成了壞人呢?
    他作過一件沽名釣譽的事,就是攻打吳國的朱方,俘虜了曾參與弒殺齊莊公的慶封,將他遊街示眾,楚靈王當眾說:大家千萬不要學慶封,殺了自己的國君,欺壓百姓,還賄賂大夫支持他。慶封卻反唇相譏說:大家也不要學楚王,他是殺了自己的國君篡位得來的,還利用自己國家的武力逼迫其他諸侯聽他的。這一席話使得本來要在眾人面前顯示自己崇高道德光環的楚靈王滿臉通紅,街上的人也都掩口而笑,氣得只好殺了慶封洩忿。
    他的下場是被自己弟弟公子棄疾趁他不在家時,殺掉太子祿,另立公子比為楚王,而丟了王位的;最後被放逐在外。他的結局正應了“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句話。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會造就這樣一位無德無才的國君呢?是楚國那些士大夫沒有盡到責任,他們放任一個肆無忌憚的篡位者淫亂其國,所以不是歷史為什麼會產生一位楚靈王的緣故,而是當時楚國上下都已失去了一股正氣,所以任由這樣一個人胡作非為。當年的“上下其手”豈不就是後來禍亂的根由?所以我們可以容許一個在宇昌案中說不清楚卻又以富邦案轉移焦點的人來擔當國家大任,就是埋下爾後禍亂的原因。

2011年12月20日 星期二

加油!偉大的朝鮮人民!



    齊宣王假惺惺的問孟子:有人叫寡人去併吞燕國,有人又叫寡人不要併吞燕國,像我們這樣擁有萬乘軍隊的國家去伐也擁有萬乘軍隊的國家,竟只花五十天的功夫就完成了,單靠人力是不可能的,這必是上天所託付給我們的使命。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不併吞燕國似乎是違背天意,將遭天譴。所以我準備替天行道,你覺得﹝指孟子﹞如何?
    孟子說:如果併吞了燕國,燕國人民是歡喜的,那就併吞吧;歷史上也有像這樣的例子,那就是周武王。但如果燕國人民是不樂意的,那就不要併吞它;這在歷史上也有一例,就是周文王。雖然齊國與燕國都擁有一樣強大的武力,而人民是擔著食物來迎接解救他們,代表王道的義軍─齊軍,有何奇怪呢?人民是不願生活在水火之中,期待別的國家來拯救他們呀!
    結果齊國佔領了燕國,人民一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是否要恥笑當初燕國人民簞食壺漿去迎接齊國軍隊解放他們呢?當然不至於,我們只是同情燕國人民對齊國的期待是落空了。而今北韓人民得知他們的領袖過世了,如喪考妣;我們的電視臺竟不顧北韓人民感受的叫主播扮成李春姬的模樣來調侃他們;也有人對於當年蔣公去逝時的新聞片,羞辱當時人民的無知,且責怪當時政府搞個人崇拜,愚弄人民;對一個在浩瀚大海中不知所措載浮載沉的人民,當他們喪失唯一寄託的那種悲慟心情,是何等殘忍呀!尤其我們台灣人自己曾受過的經歷,還要那般冷血的看待那些與自己有著同樣渴望的人民,實在應感到羞愧!
    讓我們大聲向北韓人民說:加油吧!偉大的朝鮮人民!

詭順



    陳軫及張儀都投靠到秦惠王的門下,也都受到惠王的重用。可是日子久了,張儀就擔心惠王會偏愛陳軫,於是到惠王面前煽惑說:陳軫經常來往秦楚之間,卻不見兩國更為友好,但楚王似乎對陳軫越來越看重,這是陳軫把咱們秦國的機密都告訴楚王的結果;我無法跟這種人共事,最近他又要去楚國了,大王應趁他還未去之際,殺了他,以絕後患。
    秦王聽了很生氣,召見陳軫,說:聽說你要離開我,準備到哪去呢?陳軫乍聽,覺得很奇怪,就鎮定地回答說:我打算到楚國去。秦王按耐不住情緒說:果然,張儀的話是真的。這時陳軫才知道是張儀從中搗鬼,於是接著說:這事不只張儀知道,連路人都知道。路人還知道如果我不忠於大王,楚王也不會要我作他的臣子。秦王問:這是什麼道理?
    陳軫說:過去有一個楚國人有兩個妾,有人勾引這兩個妾,年紀大的妾斷然拒絕,還臭罵那人一頓;年紀小的妾卻跟那人偷了情。後來那個楚國人死了,有人就問那個偷情的人說:現在你可公開迎娶那個小妾了。那人卻一反常態的說:如果要娶為妻,還是年紀大的那個好。別人很好奇就問他為什麼,他說:雖然她當年拒絕我且罵我一頓,代表她是忠貞不二的。所以我如果像張儀那樣說的,把秦國機密洩漏給楚王,則是對秦不忠的人;楚王會重用我這樣的人嗎?
    如今宋楚瑜頂著他過去在省長任內的政績向人民求取更大的總統職務。回想當年他是如何配合李登輝整肅國民黨的非主流派,又是如何為了自己的前途與李反目,出走參選,把台灣帶入衰敗的輪迴中;他未曾忠於任何他仕途上的伙伴,包括曾支持他的人民,我們不禁要問:楚王會重用這樣不忠於秦的人嗎?

釣情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步驟──選舉,就是要選出適當的人來為大眾服務;而所謂適當的人,是符合大多數民意的人,也就是能把自己的意見清楚地向人民傳達,或者以過去的經歷去說服人民,使其相信他是能代表多數民意的;所以語言表達就是整個競選活動成敗的關鍵。
    我們如何使語言能撼動人心?在過去有許多人說過,列舉一二:孔子說:“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意思是說話者不顧聽話者的態度,就冒然發表言論,是像瞎子一樣的行為。子夏也說:“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意思是得到執政者的信賴後才發表諫言,否則,執政者會認為這樣的言論是在誹謗他。荀子說:“語而當,智也;默而當,智也。”意思是說話得當是智慧;沉默得當也是智慧。”。可見說話是要先弄清楚對方的態度,然後以符合其思緒邏輯的方式切入,才能獲致其認可。
    例如戰國策裡“觸龍說趙太后”及“燭之武退秦師”兩則故事,主角都先從平常事物切入主題,使被遊說者放鬆其敵意,甚至遊說者跳入被遊說者的境遇中以淺顯的邏輯來把事情的始末加以分析,整個過程遊說者與被遊說者都保持在一個平行互動的狀況下進行,理性與感情的語言表情交互運用,使被遊說者能認同自己。
    但從選戰開打以來,藍綠似乎都只顧自己的基本支持者,不願向中間開拓票源,甚至互丟泥巴的口水戰,使中間選民怨恨不已。所以各家民調的拒訪率竟達五成,成功表達意見的受訪者也有近兩成是不同意藍綠候選人表現的。本來可站在較超然立場的宋楚瑜卻也加入互批的口水戰中,而民調竟不升反降,其實不是兩黨激烈競爭下被邊緣化,是自己也跳入泥淖中,被中間選民唾棄的結果。

2011年12月19日 星期一

批亢搗虛,形格勢禁



    孫子兵法上說:安能動之。意思是敵人在高牆深壑的防禦工事下堅守其陣營,我方難以攻克,我們就要以巧計使其脫離堅強的防備,與我一戰。又說:攻其所必趨。意思是我方轉而攻擊其他敵人所急於維護的所在,就能使敵人前往急救,而分散其注意力。
    舉例來說,魏國伐趙國時,齊威王想救援趙國,派田忌為大將率軍去援救,孫臏為軍師,孫臏就對田忌說:批亢搗虛,形格勢禁,意思是集中力量攻敵之要害,使其形勢受阻,不能向前,則危自解。現在魏國已精銳盡出,在魏國首都大梁留守的都是老弱殘兵,我軍若攻大梁,輕而易舉,而魏軍也將回防自救,我軍不只救趙還能重擊魏軍。田忌依計而行,果然解除了趙國的危機。此戰也使孫臏報了龐涓斷其雙足之恨。
    最近台灣選戰也已進入最後倒數階段,藍綠激戰使選戰氣氛緊繃;在第二輪總統辯論會上,馬英九質問蔡英文在宇昌案中的角色有瓜田李下之嫌,並重申自己清廉自持的一貫態度;蔡在回應時,未針對宇昌案作說明,卻轉攻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的富邦魚翅宴及收受其1500萬政治獻金,也同樣有瓜田李下之嫌;馬在回應時,就堅決否認,並指蔡英文是刻意抹黑,迴避外界對其質疑。
    次日,馬英九召開記者會,說明富邦魚翅宴的次數、日期、地點、及赴宴的理由,鉅細靡遺;否認自己曾收受富邦政治獻金,並舉當年競選總部146筆政治獻金的明細作為佐證。會後並要求蔡英文同樣解釋宇昌案,並接受記者提問。
    蔡英文開了三次記者會,卻未能清楚說明宇昌案為外界質疑的所在;然而在辯論會上卻以馬英九的富邦案回擊,這就是烏賊戰,企圖掩飾自己的弱點。但不幸卻墜入馬所佈的陣式中,馬可利用記者會大加宣揚自己的清廉,並由蔡明忠口中說出:“馬實際是拒絕了我們的捐款。”本來不被突顯的清廉問題,卻意外被蔡英文自己拉高了社會注意力;馬並要求蔡英文同樣接受檢驗,也使蔡有意迴避記者的戰術遭挫。蔡英文勢必在選戰最後階段要被清廉、觀感、利益迴避、旋轉門搞得暈頭轉向。

2011年12月18日 星期日

用非其有,如己有者



《淮南子》裡有這樣一段陳述:巧匠能建築巍峨的宮室,靠的是畫圓的規及畫方的矩,等完成了宮室,誰還記得規、矩呢?且大家都稱這是某君某王的宮室,誰還記得當初是誰建築的呢?
    孫子也說:人君要想射得準,就一定要聘后羿;若要駕車到遠的地方,就一定要聘王良;如果要值治理好天下,就要聘用聰明的臣子;他們用簡單的智慧及省力的方法,就能成就偉大的功名。所謂“用非其有,如己有者”就是此意。
    《呂氏春秋》裡說:“用非其有,如己有者。”是指周武王當初伐紂時,對原來殷商的臣民說:我把紂王倉庫裡的財物分給大家,把紂王所掌握的土地分給大家耕種,讓紂王的臣子為大家服務。說完這三句話,武王就擁有了天下;他把自己沒有的財物、土地、臣子分給人民,就像自己擁有的一樣,是多麼有智慧的一件事呀。
    但有的執政者卻不知其中道理,凡事親力親為,不任賢,使賢士對執政者嫌惡;不但功名未立,國家甚至還要受傷害。
    在宇昌案中,行政院副院長、經建會主委、中科院副院長都來參與此案,甚至蔡英文在卸任副院長職務後,還不避嫌的擔任負責人,結果未如國人期待的引進該產業在台生產研發,僅止於為該公司籌資;姑不論其中有何弊端,這種公親變事主的作法豈是明智之舉。古書上“用非其有,如己有者”是教你去為國家向外尋得技術及人才用以發展台灣的生技,但你卻向內把國發基金當作是自己手中的工具,為少部分人謀利;真“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忠疑



    樂羊奉魏文侯之命去攻打中山,中山國的國君把剛好在中山國的樂成﹝樂羊子﹞抓了起來,烹成肉湯,並派人去給城外的樂羊送一碗品嚐品嚐,樂羊二話不說,一飲而盡。後來攻下中山後,魏文侯嘉許他說:樂羊竟為了我,食其子肉!有一個嫉妒樂羊功勞的堵師贊就跟文侯說:他連自己親生兒子的肉都吃,還有誰的肉不吃呢?所以樂羊班師回來後,文侯雖表面上嘉許,內心對他卻一直有所忌憚。
    這個故事說明了即使一個人是剖心剖腹的為某一個人盡忠職守,但受到別人的煽動,也會對他的行徑有所懷疑。
    最近總統候選人第二次辯論會上,蔡英文質疑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與富邦的魚翅宴,並說當時蔡萬才在二次金改案的法院證詞上承認曾捐1500萬給馬英九。但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蔡萬才子﹞在十八日鄭重對外澄清:其父親在法院的證詞實際是:我們要捐款給馬英九,但馬英九拒絕了。所以民進黨徐國勇在電視政論節目上公開指責馬收受富邦政治獻金一事,根本是斷章取義,拿證詞的前半段誣指;其用意就是平衡近來對蔡英文宇昌案的質疑。

2011年12月17日 星期六

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不失人心者,必見信。



    歷史上的長平之役,皆認為是秦與六國相持下決定勝負的關鍵一役;但此役坑殺了趙卒四十萬人,其功掩不住秦的兇殘暴虐,因此秦雖統一全國,實施高壓統治,卻被蜂擁而起的人民所推翻,可見人民是如何痛恨這樣殘暴的政權了。賈誼在《過秦論》便下了這樣的結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湯武革命是歷史上極受爭議的兩次革命行動,漢景帝時,轅固及黃生兩人就曾在景帝面前爭論湯武革命的功過是非,黃生說:帽子雖舊但總是戴在頭上的,鞋子再新也只能穿在腳上,這便是上下有別的道理。而桀、紂雖失道,但畢竟是君王,湯、武再怎麼賢能,也只是臣下。君失行,臣不正言匡過,卻行誅殺,取而代之,這不是弒君是什麼呢?雖然黃生以封建思想來解讀這段歷史,但在當時,卻也是部分衛道人士的見解,但重要的是湯、武沒有失掉人心;所以有罪不失人心。後來孟子說:“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就是站在不失人心的立場上,肯定了湯武革命的正當性。
    蔡英文在面對宇昌案時,說“為了發展台灣的生技產業”“自家投入的資金是天使基金”“我是台灣生技業的媽祖”,種種功勞卻被人當了驢肝肺;其原因就是不被人民信任,為什麼否定了當初的南華生技案?為什麼自己都質疑是否違反了旋轉門條款,竟然現在都推得一乾二淨。蔡的迴避與指控馬的迫害都不如嘴巴上說的仁義道德那樣冠冕堂皇。
    馬英九在1997年5月8日因白曉燕命案,面對抗議的群眾,以“不知為何而戰?不知為誰而戰?”辭卸政務委員職務。當時他所代表的國民黨政府以權謀私爭功諉過,因此他以辭職來向人民謝罪;但卻因此建立其自己的聲望,得到多數人民的信任。在每年二二八紀念會上一再代表政府向受難者家屬致歉,甚至遭到家屬唾面,都顯示他勇於承擔過去政府錯誤的勇氣。

2011年12月16日 星期五

量過



    楊惲曾說:士大夫在言行上力求符合仁義,惟恐不能教化他人,這是士大夫的標準;而一般百姓則力求財利,惟恐有所遺漏,這是平民百姓的標準;以士大夫的標準去要求平民百姓,那是錯誤的評比。反之亦然。所以孔子說: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意思就是說,人所犯的過失都要以其身分而定。這樣衡量過失,才是宅心仁厚的執政者所應有的氣度。
    而如果一個身居大位者仍以平民百姓的標準行事,等東窗事發後,卻以法律沒有嚴格禁止作為藉口,難道這符合人民的期待嗎?更遑論精心為自己設計防火牆,或變更法令來逃避法律規範的惡質行為了。孔子也曾以此例批判過管仲,說:管仲之器小哉!豈不以周道衰,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意思是:管仲既然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才幹,則不應只輔佐齊桓公成為霸主,而應更進一步讓桓公輔佐周天子統一天下。就是拿更高的標準去衡量管仲。
    宇昌案的種種跡象皆顯示蔡英文及其所謂生技團隊的成員都為了某一種目的而不擇手段或便宜行事的越過了分際,才使得他們口中所稱的神聖職責蒙上陰影;而如果那個目的是真如他們所說的神聖偉大,又何必恐怕特偵組介入調查?甚至推給競選對手政治謀殺呢?其心在勝選而非真正想証明自己的光明磊落罷了!

施政教者宜厚之



    梁有一樁疑案,朝廷裡半數官員認為當事者有罪,但另一半的人則認為無罪,連梁王也無法判斷。梁王忽然想到一人,那就是幫助越王勾踐復國的范蠡,但他這時已是個商人,且改名為陶朱公,穿梭各國間,梁王認為他能靠著一介平民的身分致富,必有超人的智慧,因此請他來,幫忙斷此疑案。陶朱公瞭解了該案後,說: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百姓,哪能斷案?不過,我有一個故事可說給諸位聽聽,也許對此案有些幫助。我家裡有兩塊白玉,其色澤相同,大小也一樣,但其中一塊值一千金,另一塊只值五百金。梁王插嘴問道:為什麼呢?陶朱公說:原來它們厚薄有差別,那塊較值錢的比較厚,薄的較不值錢。梁王忽然頓悟道:原來如此。自此以後,若有疑案則梁王一律審慎定案,避免冤獄;若有爭議的賞賜,則一律從寬認定。這就是施政宜厚的政治智慧。
    這裡所謂的“厚”是寬待人民的意思,也就是孔子所說“寬以待人,嚴以律己”的意思。但現代政治往往是與此相反的,別人犯錯要嚴格檢驗,自己犯錯則以各種藉口卸責,甚至指控政治迫害。最近維基解密說到蔡英文向楊甦棣透露,她不滿馬英九不介入司法,馬英九應該免除對綠營政治人物的司法追訴以換取認同。這種以司法代價作為政治妥協的籌碼是否更形傷害了社會的基本價值,所以蔡英文要求馬英九所施之“厚”,其實才是對人民最大的凌虐。蔡只顧自己政治上的利益,而罔顧大眾利益的心態也令人震驚。

2011年12月15日 星期四

妄自尊大



   維基解密報導有關蔡英文與楊甦棣2007年7月6日會晤的談話,透露蔡當年支持謝長廷的立場;並對陳水扁在任期末發動入聯公投與美反目的始末;且不諒解蘇貞昌在黨內初選失敗後即遞出辭呈的心態。並對自己被提名出席APEC後,經澳洲以其曾提出“兩國論”的質疑而被拒的理由,感到被誤解的陳述。  
    由以上的四件事即可看出蔡英文在政治上的搖擺及野心;她認為謝長廷比蘇貞昌在黨內所擁有的實力豐厚,所以具有整合的能力,唯一可能掣肘的游錫堃雖掌握黨機器,但畢竟才智不足,難成大器。當時蔡是蘇內閣的成員,卻傾向支持謝,是其政治搖擺性格之一。
    對蘇貞昌突然請辭並獲准,是蘇不願為謝作嫁或來自陳水扁的壓力,不得而知,;但這也是她對蘇有芥蒂之心的由來,甚至對扁也充滿不諒解,理由都是蘇去職,為何要迫使她也離職,由此可知,蔡是自私只顧個人利益的。
    在入聯公投的議題上,蔡認為台美雙方溝通上出現障礙,陳水扁為大選不得不以入聯公投作為競選主軸,而美方為與中共交流卻公開批扁,在黨內沒有人敢公開反對的情況下,公投綁大選是必走的道路。蔡在這段談話中把自己定位成是美方與扁之間的溝通管道,且主張以秘密外交的方式進行為宜,就充分曝露了她自我膨脹的權力欲。
    為自己無法代表台灣出席雪梨APEC高峰會,歸咎外界誤以為她是1990年李登輝“兩國論”的起草人而被拒;她的解釋是兩國論只不過是她早期的研究之一,其實她還有其他深化台灣主權的論述。這種說法昧於國際現實,因為真正抵制她出席的是中共;且有為其個人政治前途而變更政治主張的可能;如此在外人面前赤裸裸的坦承,怪不得楊甦棣要說:“這次會談是我與蔡英文交往近十年以來最誠懇的一次。”

2011年12月14日 星期三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魏文帝曹丕有一次問王朗:從前鄭子產治理鄭國時,臣子不忍蒙蔽他;後來到了宓子賤治理單父時,屬下不能蒙蔽他;而西門豹治理鄴城時,屬臣不敢蒙蔽他。他們三人的才幹哪一個較好?王朗說:作為執政者是靠道德修養來治理的,屬下自然不忍蒙蔽他;執政者如果以察察為明者,屬下無法蒙蔽他;而如果執政者是以嚴刑峻法來治理的,屬下不敢蒙蔽他。其中以道德修養來治理國家的執政者,他以德感化了屬臣,屬臣們受到精神感召,真心誠意的為執政者效力,所以自然不會蒙蔽他;而善於察察及以嚴刑峻法來管束屬下的,都無法獲得屬臣由衷的感佩,所以表面上的不蒙蔽是因為畏懼所造成的,等畏懼稍減時就會使蒙蔽之心復起;所以真誠效忠與畏覺畏罪兩者間是有極大差距的。孔子在為政篇裡的這段話可作為本文的註腳:“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然而在現代政治體制中有如此的區別嗎?其實執政的好壞與公務人員的心態有很大的關係,執政者從執政理念感化越多屬下公務人員者越能得到公務人員的認同,而齊心協力的去完成執政者所要達到的目標,政績自然是輝煌的;相反的執政者若只是依照法律及考核制度來規範公務人員,則不能喚起公務人員與執政者有同舟共濟的決心,所以呈現出來的政績也是無法滿足人民需要的。
    民進黨在野期間拼命拿18%與老農及勞工的退休福利比擬,嚴重損傷了大部分公務人員的自尊,而一旦執政,則只能以法令及考核制度來規範公務人員,所以行政效率低落,即使好的政策也會被扭曲成苛政,而真正受害的是人民;這樣的結果難道是人民所樂見的嗎?

善不可以偽來,惡不可以辭去。



    意思是:善是偽裝不來的,而惡也無法憑言語解釋就能卸除的。
    最近的宇昌案,經建會主委劉憶如在立院委員會中被要求將宇昌投資案解密,結果經行政院院長批示解密後,卻因為誤植了宇昌股東之一的台懋公司在2007年成立時的募股說明,使在野黨認為劉憶如有意誣指蔡在卸任前就已積極參與台懋的籌組,証實了自己圖利自己的事實;所以召開記者會並向法院申告。
    其實蔡英文即使在卸任後才參與台懋的籌組,但自己曾在國發基金召集人任內批准此案的記憶為何不能使其警戒到可能觸及旋轉門條款?而只是向行政院副秘書長陳美伶口頭洽詢;陳如果早知蔡曾批示該案,自然不會以國發基金的主管單位為經建會,所以蔡轉任宇昌不違反旋轉門條款的理由回應,且陳不是解釋旋轉門的主管單位,蔡的詢問只是諮詢性質,並不能作為脫卸責任的理由。
    我曾在“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一文中說:“即使蔡違反這些規定,如果她是存心為台灣生技業發展而誤觸這些規定,也是可以原諒的。”但她竟在卸任後仍要求何美玥批准8.25億的款項給台懋,就令人匪夷所思了,當時宇昌已通過核准,並運作中,顯然蔡說募資困難的理由不成立,蔡請求國發基金撥款,完全是自肥;而何美玥竟能內神通外鬼在未經投審及經營兩次委員會的審核下就逕行核准撥付;慶幸的是政黨輪替後,國發基金內部人員深知此核准案有瑕疵,才拖延未撥付;全案看起來蔡都不是無心,與何美玥上下其手也至為明顯。
    蔡英文的偽善從18%被揭露後的氣急敗壞說以後公益就無法作了;到水果嘸採工文宣道歉事件時說的索羅門王二婦爭子寓言;以及在說明宇昌案時把馬英九先罵三分鐘再以“無庸置疑”、“經得起檢驗”的概略式回答;都為已讓她充分顯露。所以不是三言兩語可去除她邪惡本質的。正應了本文的主題“善不可以偽來,惡不可以辭去。”

2011年12月13日 星期二

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對於學問的理解,也代表了儒家對學問的看法,子夏說:向賢德的人學習,要著重內在的本質,而不要注重外在的表象,侍奉父母要窮盡自己所能,事君要貢獻出自身所有的才能,甚至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交朋友言而有信,這樣的人雖說沒有顯赫的學歷,我也認定他是有學問的人。
    向賢德的人學習要着重本質而不要着重外在,就是學習其基本精神,領略其義,是義的表現;事父母竭其力,是孝的表現;事君致其身,是忠的表現;交朋友講信用,是信的表現;義、孝、忠、信四者皆備,就是對學問有了深刻了解的人。
    最近宇昌案的解密,發現許多以前形象清新的人,且都具有知識界閃亮光環的大師級科學家竟然也涉入此案,甚至事後都口徑一致的說自己是為了台灣生技業的發展;但事實是這項引進產業的工作是失敗的,又不願坦承失敗;其是否全心為了國家著想或想佔國家的便宜?亦或是藉蔡英文的人頭一用?頂著生醫界教父光環的大師竟作起了國際掮客的勾當,用一句台灣俚語“讀書是讀到肩胛上去了嗎?”顯然這些讀了大半輩子書的大師們是不符子夏對讀書人所訂的標準。

無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無取于國者,取國者也;無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



    這句話是周文王召見太公姜尚時,問他說;商紂如此濫殺無辜,我實不忍見天下蒼生受其凌虐,怎麼辦呢?太公說:你應該克己修身,禮賢下士,愛民如子,以觀天道。等待上天降下的訊息,當天災人禍並起,那便是上天要你取而代之的時候了。你要記取的是:不向人民索求者,將得到人民的支持;不向其他諸侯索求者,將得到諸侯的給力;不向天下萬民索求者,亦將得到天下萬民的擁戴。有了人民的支持,就有了人民的助力;同樣的也有了諸侯及天下萬民的助力;則無甲兵而勝。作有利於天下人的事,天下就為你張開大門;否則就閉鎖大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取天下就像在曠野裡打獵,得到了要公平的分享眾人。
    姜尚的這段話是把周文王伐紂的時機,取得天下的方法及分利於天下的三個階段中重要的思想,作了闡述;這也是文王將取商紂以代之的革命理論。
    現在選舉其實就是一種政權更替的時機,任何想要獲取政權的人都要有取天下的正當理由,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矣。而今挑戰大位的兩位主要競選團隊其挑戰的理由是什麼呢?馬政府無能,不能苦民所苦,浪費國家資源,治國無方,這些批評不管真實與否,但不見批評者的相應政策,所以批評無論對錯都只是口水漫罵,畢竟上天所給予的訊息尚未到來。
    如何取天下?在現今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勝選,但勝選的承諾是什麼呢?讓人民犧牲ECFA的利益嗎?還是陷兩岸於再一次的危機中呢?畢竟靠對方的錯誤沒有辦法成就自己。

2011年12月12日 星期一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孔子說:懷有仁義之心的人可分辯真正的善惡,所以能以善惡標準來取用或摒除他人;這就是“善善惡惡”一語的來由。但孔子又說:“茍志于仁矣,無惡也。”,意思是有志於仁者即使遇到惡者,也會盡己之力去說服他改過向善,且以寬容的心原諒他的過錯。兩句話乍聽之下相互違背,其實卻是一體的兩面,上面一句的意思着重在分辨善惡的能力與取捨善惡的原則,作為有仁義之心的人是客觀不受外在環境影響的。下面一句則說明求仁之人是含有“恕”德的,對於惡人不只是遠離躲避,而是要使其改過向善。所以仁在實際的作用上,有消極與積極兩面性,分辨善惡的能力與取捨善惡的原則是消極的,而使人改過向善的用心則是積極的。
    最近台灣政壇的話題都圍繞在蔡英文當年在行政院副院長任內所核定的宇昌案,由於處於選舉期間雙方陣營的衝突中,所以部分問題是有被放大的質疑,但如果蔡當年是秉持為國家引進新興產業的用心,則今天所有被質疑的問題也瑕不掩瑜,終會還蔡公道。但也或許蔡說自己並“未積極爭取”的含意是遭到這批國際掮客的蒙蔽,而誤入圈套;即使如此,蔡的用心仍應給予肯定,也無損其爾後成為國家領袖;惟應注意藉端攫取國家利益者是不分藍綠的,他們才是使今日台灣混淆黑白的始作俑者。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孔子說:有道德修養的人處理政事,並不堅持一定的方式,也不否定其他的途徑,甚至使別人都誤以為是循私謀利,也在所不惜;唯以福國利民為是。“適”作“往”解;“莫”作“毋”解;“義”作“所由之路”解;“比”作“小人的私心”解。
    這樣的註解比錢穆、李澤厚及日本物茂卿的註解,更近於儒家的“恕”道。這裡有一個道理就是說,為了一定的目標,其實可以不計較手段的合義﹝暫時的道德標準﹞與否;他意有所指的就是周公。周公輔佐成王,甚至把他驅逐,自己坐在天子位上處理政事;把私下議論他後來又與紂王子武庚一起叛亂的兄弟管叔及蔡叔都殺了,以穩定自己的攝政;後來迎回成王歸政,過程可說是不計毀譽的,但目標就是為周建立可長可久的制度,以傳後世。
    最近選舉的話題沸沸湯湯,把“無能敗家”的帽子扣在馬英九頭上,好像連許多藍營支持他的人都面對這樣的指責啞口無言;郝柏村甚至轉個彎的說:馬英九是無能,對貪贓枉法無能。其實馬英九上台後很重要的一項政績就是ECFA,但是真正展現政治家風範的是使兩岸以“九二共識”回到談判桌上“擱置爭議,共創未來”。
   “九二共識”在當年是由蘇起在香港會談後,以兩岸兩會往來的文件中,對“一中”所下的定義,當時對岸是不贊成的,認為一中就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來是為了繼續談判的權宜之計,暫時擱置爭議,對各自所堅持的國號不予否定;中共當時對“九二共識”這樣的名稱確實未經確認。而今,不只我們甚至中共也口口聲聲“九二共識”,就是對共識兩字的意義有了新的認知,對於不否定對方的必要也有了完全不同以往的想法;在國共近六十年的互鬥中,從來沒有這樣堅定的“共識”使雙方可冰釋前嫌,馬英九在此過程中所展現對國家的維護與政治說服,都是歷任中華民國總統所沒有的,且更顯其他政治人物自毀長城的不智,馬英九正如本文的主題“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非所謂“無能敗家”也,大家應該尊他一聲“總統”。

2011年12月11日 星期日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孔子說這句話的對象是士大夫,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政治人物,說他們不要擔心自己在政壇上是否能容身,而是要時時反省自己對社會有無價值;不要擔心自己的知名度或支持度不高,而是應追求使人民所企盼的道德操守與治國能力。
    現在的民主制度與發達的媒體,對人民來說更是可清楚的了解候選人的道德操守及治國能力;某些職務人民會以道德操守為重,某些職務會以治國能力為先;在歷次的選舉結果可看出這樣的趨勢來,這也是人民藉選舉所表現的智慧,至於某些人擔心人會被負面的選舉所影響,或詭計多端的謀略所左右,都是不必要的擔憂。
    或許某些人可掩飾自己於一時,卻始終無法欺騙社會大眾於一世。就拿2004年的319槍擊案來說,陳水扁最後以些微差距贏得大選,但連任後的種種作為,都令國人不恥,雖然安全下莊,卻在卸任後被司法追訴,現在還在監獄中服刑;如果知道是如此後果,連綠營支持者恐怕都情願失去政權也不願忍受被藍營長年不斷的譏諷。
    國民黨立委李慶安長年隱藏自己雙重國籍的身分,雖在職時形象良好,甚至一度想出馬挑戰台北市長,但一旦被証實其說謊時,撻伐蜂擁而至,人格破滅,無地自容。
    另如2000年的興票案,把聲勢如日中天的宋楚瑜弄得馬前失蹄,栽一大跟頭,雖然興票案牽涉的是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但2004年連宋合體,也同樣敗下陣來,宋如此熱烈期盼“為民服務”,但卻始終不能獲得人民的青睞,是其道德操守有問題還是治國能力有問題,或許其中有一,或許兩者兼有。
  上面三個例子都証明了人民最後智慧的選擇;回到本題“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正是所有想參與政治者的座右銘。

讒臣



    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意思是智慧足以掩飾自己的過錯,口才便給足以煽動他人,卻離間自己同胞的感情,並對他人施政說三道四,務以危亂者,是所謂的讒臣。
    民進黨在正副總統的辯論會上面對國民黨指責陳水扁的貪污亂政,都一致反駁說現在要競選的是蔡英文蘇嘉全,而非阿扁;卻在面對是否特赦阿扁的議題上又閃爍其詞;這種掩飾過去八年執政錯誤的言行,非巧智所能為。
    對於當初反對ECFA的民進黨,現在改口說要使政策延續,卻又不承認九二共識,其實是一面想騙取從ECFA得利的群眾選票,一面又想鞏固其反中群眾的支持;兩面討好的技倆,非巧言佞色者可竟其功。
    在老農津貼的政策上,不作理性探討,卻以老榮退撫金作例,以“獨厚老榮,不顧老農”撕裂族群的方式,進行社會鬥爭;強烈批評公務人員退休金領18%,而一般勞工卻被忽視等挑起族群仇恨的方式攫取選票;都是為求政黨及個人勝選的利益,不顧社會和諧的代價,作無止境的破壞。但卻在柿價風波時,出面以所羅門王兩婦爭子的寓言,比喻自己不捨傷害柿農的心境,實非厚顏無恥者能為。
    對於國家所舉辦的國際性活動,如花博、世大運、殘障奧運都以看衰、抵制、說風涼話的態度對待,這就是心中除了政權以外,沒有其他價值;把我國運動員在國際比賽中所遇的不公平待遇,轉嫁到政治攻防的議題上肆無忌憚的批評;面對外交上的挫折,就歸咎執政的錯誤;這種為反對而反對的對立態度,實是分化的結果;也就是本文先前所定義的讒臣。

2011年12月10日 星期六

卑政與息辯



《淮南子》說:“濟溺人以金玉,不如尋常之纏。”《韓非子》也說:“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肯。”淮南子說:救溺水的人給他金玉,不如給他一根繩子。韓非子說:餓了一百天沒吃飯,還讓他等黃梁米飯及肉食後再吃,他肯定是不同意的。反映在政治上的意義就是要從與人民切身相關的事物上去著手解決人民的痛苦。
    近來選舉的議題也多圍繞在與民生相關的經濟議題上,譬如有關就業的無薪假問題、有關經濟成果分配的問題、社會安全體制的建立與運作、教育資源的分享與擴大化問題、健保制度等,可惜的是這些人民所關心的問題卻也被政治攻防模糊化,而喪失了理性探討的空間。人民有時候還是會被辛辣、八卦具戲劇張力的口水議題所吸引,而忽略了與切身利益有關的議題,其實這些都是政客迴避與人民有關的議題,而只想靠漫罵、操縱意識形態來獲取選票,非全民之福也。
    政黨及個人會成為被誣衊的對象,其實與此人的行跡有關,所謂行跡,又分為行本與事跡,什麼是行本呢?就是任何人在任何角色上所應體現的本質。孔子說:要使一個人成為被尊重的人,就要以孝為本;在行喪葬之禮時,就要以哀為本;作戰時以勇為本。又何謂事跡呢?就是發揮各自角色上的本質作對的事。譬如齊威王對即墨大夫說:你在本職上使即墨城的周邊土地獲得開發,人民都賣力工作,官員都各司其職不懈怠;雖然你不願巴結我左右的人,以求得聲譽,但卻是善盡職守的好官。對阿城大夫說:你在本職上,使阿城周邊土地荒蕪,人民貧困清苦,鄰國對周邊的軍事行動,你都置若罔聞;雖然你收買我左右的人以求我對你的好評,卻不能掩蓋你怠忽職守的責任。這就是善盡本職與怠忽職守的差別,亦是所謂的事跡。
   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執政期間,繼續前任李登輝時期對大陸的經貿政策“戒急用忍”實施所謂的“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但卻沒有遏止大量外逃的中小企業,使台灣產業鏈發生鬆動的現象;另一方面卻使得本可在大陸市場佔得先機的企業失去了立足的機會;眼看逐步失去競爭力也逐漸被邊緣化的情勢,卻依舊高唱一邊一國的調,進行無謂的烽火外交及反聯公投等虛耗國力的運動,這樣的政黨人民為什麼還要給他執政的機會?難道我們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切身利益,任由他們掌控國家權力卻不作對的事?

庸俗的民主



    有人說毀譽與是非是沒有特定標準的。並拿漢高祖與陳平的例子說明,當有人在高祖面前毀謗陳平時,高祖就逐漸疏遠他;而有人讚譽他時,就開始親近他;像高祖這樣具有識人能力的人,對於伴隨他打天下的陳平,尚且受他人的影響,所以更何況他人呢?
   漢文帝也算是知人善任的人,但對戍守雲中的魏尚,因為他在戰報上多報了一些戰績,便將他繩之以法,就地免職;後來是馮唐一直為魏尚辯解,才法外施恩,重新重用,後建立大功。所以人在判斷一個人的好壞時,是容易受當時外在因素的影響的。
    難道因為我們對是非的判斷是如此的沒有標準,就要任由情緒非理性繼續掌握我們的判斷力嗎?或者在政治上常對一時選舉的結果妥協的人都說的一句話“我們尊重民意的抉擇”,甚至有人還稱讚這樣的妥協是民主精神,其實這就是庸俗的民主政治。真正的民主精神是為自己的理念不斷向群眾述說,且與持不同意見者彼此論証,如果別人的論述是折服自己的,便要全心全意去支持他人的論述,如果証明自己是對的,就要堅持立場的捍衛;這才是真正的民主精神。
    譬如這次選舉中有關老農津貼及農產品產銷或者兩岸和平協議等議題,都沒有得到充分的討論,就被對手用負面文宣詆毀,這對想要真正瞭解兩黨候選人政見的選民而言是不公平的;候選人也恐怕沒機會說清楚講明白,只好妥協收場或畫下句點,這都不符民主精神,也証明我們的民主是庸俗的。

2011年12月9日 星期五

妄成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這句話的意思是指在亂世時,道德式微,只要稍有一點正義感的人就能成為亂世中一盞明燈,被眾人所仰望;但如果只是沽名釣譽而非以實際的正義得到眾人的負託,且不循正道的獲取權位,其實也是枉然;必定得到手的名位也會很快失去,建立起的種種虛偽也會被拆穿。這句話正是現在許多政治人物的寫照。
    想當年李登輝倡議的廢萬年國會,宋楚瑜的全省走透透,陳水扁的揭發弊案,蔡英文的理性台獨,都在當時混亂的意識流中脫穎而出,帶給人們清新活力的象徵;但是他們都在人民授予權力後,不思精進,只圖個人的名利,最後都又被潮流所掩蓋,成為歷史的名詞。
    最近蔡英文當年所批准的宇昌案被部分立委質疑,蔡氣極敗壞色厲內荏的召開記者會,痛批馬英九對她作政治追殺;記者會全程四分多鐘,罵馬英九及國民黨用掉三分之二的時間,對宇昌案僅作捍衛名譽的宣示,並不接受媒體的詢問,這種澄清方式似乎是於事無補的。對照前一天蘇嘉全夫人參加猛男秀派對的道歉記者會,蔡英文一付責備的不悅之色,今天豈不是“見笑當生氣”?

2011年12月7日 星期三

對照



    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大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為全也。意思是個人不修養自身的品德,卻要求別人尊崇自己,其實是一種違反倫常的作為;團隊內部不要求紀律,卻只注重外在的形象,那是即將瓦解的前兆。就像車上載著又重又龐大的物品,即使拿著鞭子在後面跟著驅使,也非萬全之策。
    最近第一夫人周美青女士在地方上活動的消息曝光,其親切的形象及不刻意為馬助選的舉措引起社會上普遍的讚譽;而民進黨蘇嘉全夫人洪恆珠女士九年前參加友人生日派對的猛男秀照意外曝光,卻使人搖頭嘆息;兩相對照,真有天壤之別。不過兩位夫人都不是實際參與這次選舉的候選人,要她們為選舉勝負負責,實有失公允。不過消息披露後,民進黨極力消毒及發動四大天王攜伴在全省傳統市場掃街拜票的舉動,令人莞爾。
   周美青女士在2008年總統大選時,曾被徐永明指控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內偷竊報紙雜誌,甚至還找來當時就讀該校的人士作證;周美青在總統馬英九當選後,被迫放棄職場生涯投入公益;最令人難忘的是她在支持國內藝文活動、偏遠地區兒童教育及職棒運動的不遺餘力;且個人自奉甚儉,一改過往官夫人形象。馬英九或許許多政見仍未兌現,改革的道路仍很遙遠,但身後這位支持他的人平凡中卻顯偉大。

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



   王安石曾給當時的宋仁宗上過一奏折,內容是勸仁宗以“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經營天下,“大明法度,眾建賢才”。其中舉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為例,說他們皆是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但享國日久,內外無患,所以因循茍且,失去了對天下至誠惻怛憂之心,終遭災禍而悔無所及。
    大家都知道王安石在宋神宗時所推行的熙寧變法最後以功敗垂成收場,後世有許多人都認為是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不為當時的人民接受所致。再進一步深究便知,王安石的變法實際上是從中央到地方缺乏執行力,才使得立意良好的變法成為不肖官員貪瀆的工具;像青苗法當初立法的意旨在遏止農村高利貸的狀況,所以由政府統一貸款給人民,以田裡未收成的青苗作抵押;但實際執行起來是把那些放高利貸的土豪劣紳趕走了,卻由政府官員來放貸,官員不能從利率上作文章,卻將貸款期限由一年縮為半年甚至以季來向農民收取,造成更為嚴重的剝削。
    其次王安石的變法是要解決國家嚴重的財政問題,所以其政績的好壞是由財政狀況的改善與否來評定的,因此不管青苗法、均輸法最後的執行是否變了調,所以竟管政府本來要減輕農民負擔的善意盡失,但增加政府的收入卻成為必要之惡,聚斂之名不逕而走,政府成了剝削人民的土豪劣紳。當時從民間收繳來的財富與物資充斥,人民卻變得一窮二白,所以禁不起任何的災難;王安石變法就在一場洪澇之後,使神宗改變對他的支持,最後以失敗告終。
    所以總結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人謀不臧;任何行政都要靠人去執行,若沒有統一的思想及戮力以赴的公務人員的配合,再好的政策也只是天邊的彩霞,無法使人民實際獲益。即便是我們一般的事務官也隨執政者的意念而轉變,不轉變就如蘇嘉全屏東長治鄉長說的,“我要用誰,不須要理由”的理由撤換。
    王安石在回答曾鞏的信中提及有關青苗法的失敗,說的一句話“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群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就說明不贊成的人可以簡單的理由反對,而這種理由不需經過嚴格檢驗,便可讓一群不辨真偽的人同聲附和;然究其真正反對的原因是他們無法從中獲利。所以我們在選擇誰來帶領國家走向康莊大道之際,不得不考慮他是否有良好的團隊來執行,也真正要考慮他是否有“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為民謀利。

2011年12月6日 星期二

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眾。



    先軫是使晉文公稱霸諸侯最主要的謀臣,因為他“報施定霸”的策略在城濮之戰中奏效所致。當時楚國聯合了陳、蔡、鄭、許四國攻宋,宋向晉求援;先軫就主張文公出兵攻打楚國的盟國曹、衛以解宋危,結果引發了城濮之戰;楚國的統帥子玉錯估形勢,以致楚軍大敗,奠定了
晉國稱霸中原的基礎。但這樣善於謀略的大將卻在與秦的崤函之役中,中傷了秦晉的關係,以致爾後的十餘年與秦交兵,接刃流血,伏屍暴骸,糜爛國家,最後導致國家的分崩離析。
    先軫在崤之役中只不過看不慣秦國未事先向晉借道攻鄭,就執意要剛即位的晉襄公發兵在崤截擊攻鄭班師的秦軍,結果殲滅秦軍並俘虜西乞術、孟明視、白乙丙三名秦將,徹底與秦決裂。在此事件中,欒枝站在先軫的對立面,他認為晉文公之所以能回國繼承大業,主要受了秦穆公的協助,而今卻為了一件未事先借道的小事,而恩將仇報,終必憂累後世。
    所以劉向在《說苑》敬慎篇中,特別以“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眾”來形容先軫的要功獲名致使國家蒙難。
    於今在台灣政壇上,民進黨將長年支持者的農民,所生產的農作物以賤價向外昭告,借以打擊執政黨;這種心態就是“貪小利以亡大眾”。而將長年力挺民進黨政治人物的陳盈助先污其名,再拿來與馬聯結,誣陷馬收取其三億政治獻金,並幫馬操縱選舉賭盤;這就是“羞小恥以
構大怨”。終必為世人唾棄。

2011年12月5日 星期一

大受與小知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意思是將成為統領天下的人是不能以常人的器識來衡量的,因為他承天所託,領有撫天育民的大責;相反地,一般常人是無法承擔如此重責大任的,他只能在專一領域去發揮所長。
    孔子以志量來衡量一個人在社會中所應擔任的角色;而一個人的志量來自於他本身智慧與德性的修養。
    最近總統候選人辯論會,從三位候選人的發言及質問對方的問題中,就可看出其志量的不同。馬英九的主要論述是九二共識與道德操守;蔡英文的論述是台灣共識與社會公平;宋楚瑜的論述是國家定位與行政效能。其中對國家穩定的基礎及未來要走的方向最為明確的就是九二共識的內容及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相對於蔡英文空泛的台灣共識則具體可行;另外在執政團隊的道德操守上,馬團隊也似乎比蔡英文競選團隊較為清廉,使蔡脫口說出以後執政團隊不同於競選團隊的話,並刻意迴避特赦陳水扁的問題。而宋楚瑜在國家認同上與馬一致,在行政效率上則指責馬執政無能,也責備蔡無法擺脫扁的貪腐形象。
    馬英九要帶領國家走出以往鎖國的情況,這在他執政的四年中已有成績顯現,例如113國免簽證,爭取到世大運主辦權,加入WHO,兩岸ECFA與十六項協議的簽署。但蔡英文的台灣共識不只內容還無法具體呈現,且對現行九二共識是否能取代,都還在未定之天,更遑論其是否能對內凝聚共識,對外爭取認同了;但蔡英文不願承認九二共識的心態卻已充分顯現其志量之不足。真是應了孔子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的話了。

2011年12月4日 星期日

治國惟恐迷思作祟



    有一次齊景公出外打獵,上山遇見老虎,到了沼澤又遇見蟒蛇,回來以後就問晏子:今天寡人出獵,上山遇見老虎,到了沼澤又遇見蟒蛇,真是不祥啊!晏子說:在山上遇見老虎,那本是牠的住處呀!水澤中遇見蟒蛇,那也是牠所居住的地方呀!去到牠們所居住的地方遇見牠們,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何來不祥之說。
    景公與晏子的這段談話,顯示景公有一種對事物不盡知的迷思,有了這種迷思,就會使我們潛意識裡存在一種對事物無謂的禁忌,而在正常生活的言行中表露出來;但如果是一國的領袖,這種迷思就可能妨礙某種政策的推行,或使政策無端的轉彎,影響了全民的福祉。
    最近馬英九在和平協議與是否訪中的議題上,似乎有前後不一的說法;究其原因就是對自己外省籍的身分有所顧忌,深恐反對黨給他戴紅帽,說他親中賣台;所以在消息披露後立刻以不排除公投等各項條件說,模糊議題;是否訪中也同樣臨陣退縮。馬英九的擔心其實就是一種迷思,試想如果台灣人民恐怕馬英九親中賣台,怎會以過半數的多數支持其成為中華民國總統?
    同樣的情況,蔡英文也對附和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有所疑慮,恐怕承認了九二共識,就會使長年對抗國民黨的本土意識瓦解,所以在辯論前夕發表的不排除將一中各表納入台灣共識的聲明,卻在次日的辯論會中隻字未提,一樣臨陣退縮;試想蔡英文想在執政後與中共對話,以另一種共識去取代九二共識,恐怕只有犧牲更多台灣人的利益才能達成,而也只是以另一種模糊去取代此模糊罷了;所以蔡主席對九二共識的嚴拒,就是一種迷思在作祟,並無科學論述。

仁君三懼



    作為一位明君,要有三樣事是畏懼的,第一是處尊位而不能聽聞自己的過錯;第二是得意而驕;第三是聽到至理名言卻無法實施。歷史上有三位執政者印證這句話,其一是越王勾踐,當他復國以後,不但戰敗了吳國,且兼併九夷,朝野歡騰,但勾踐卻對他的臣子下令說:如果有人知道我的過錯,卻不告訴我的人要懲以罪刑。其二是晉文公,當他戰敗楚國後班師,卻面無喜色,臣下問他什麼緣故,他說:能以戰勝他國而安世者,只有聖人才作得到;如果只是使詐取勝,那未嘗不是危險的開始;所以我擔憂敵人隨時對我的反撲。其三是齊桓公,自從有了管仲及隰朋後,國政都在他們細心的建言下,逐步推展開來;但桓公仍在祭拜太廟時,讓管仲及隰朋站在老師的位子上,自己站在學生的位子上,說:自從我聽了兩位的話,讓我耳聰目明,我不敢在祖先面前自誇是自己的功勞,今特地把兩位請來,稟告祖先,是兩位不吝賜教的結果。
    這說明了執政者不能處尊位而不願聽取意見,也不能因一兩件成功的政策而驕傲,更不能聽到了有建設性的意見,卻因為立場或執行的困難而不作。
    在第一次總統辯論會後,三位候選人都應對這三件事有所省思;列舉如後:馬英九處大位卻更應傾聽人民的聲音,在國際經濟環境轉趨惡劣之際,政府財政呈惡化現象,政府在施政上就應顧及人民的感受,減少不必要的花費,如夢想家事件;在兩岸關係改善與增加台灣國際活動上雖有傑出亮麗的表現,但在與各國實質的互動與交流如FTA的簽定上都應更加努力,使人民得到切身的利益;在增進朝野和諧的議題上,馬英九應該更以開闊的胸襟接納,並展開有建設性的對話。
   蔡英文在民進黨最低迷的時期挑起了延續反對黨的重擔,且能在四年不到的時間內,就重新回到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的境地,不可謂無功;但在黨內堅持改革的決心似稍嫌不足;兩岸問題似乎也有故意與國民黨互別苗頭的意味,而無法擺脫非理性的束縛。
    宋楚瑜雖有過去省府的執政經驗,但畢竟事過境遷,此次參選的正當性似嫌不足,在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上與國民黨的差異不大,但矛頭似乎都直指向馬,所言不過是行政效率不彰等情,這與總統高度似又不合,所以名不正言不順,事亦難成矣!

2011年12月3日 星期六

誹譽之情


 
    周武王問太公:為什麼舉用了賢人,國家還是無法逃脫滅亡的命運?太公說:舉而不用,就只有舉薦賢人之名,卻得不到任用賢人的真正好處。武王說:關鍵在哪裡呢?太公說:執政者短視近利喜歡能產生立即功效的政策是造成如此結果的原因,這樣是沒有辦法獲致真正賢能之士的獻策的。武王說:怎麼說貪圖近利的執政者就無法獲致賢人的獻策呢?太公說:這樣的執政者喜歡阿諛奉承的話,所以把不肖之人當作賢人,把邪惡當作良善,把奸佞當作忠信;這樣的執政者獎勵奉承他的人,加罪於批評他的人;功不見賞,罪不見罰;反而結黨營私的人獲得進用,不結黨的人卻遭罷黜;那麼群臣就會相互為黨壓制真正有能力的人,群臣結黨的結果,自然是朋比為奸,能幹出什麼好事來呢?忠臣被排擠誣陷,沒有罪也得死,反而奸臣因為會拍馬屁,沒有功也可得賞。這樣的國家還能不亡嗎?
    姜尚對周武王的說明可作如下的分析:首先是執政者不能短視近利,要讓有能力的人規劃使國家長治久安的政策,然後逐步實施,奠定國家穩固的基礎;其次是執政者不能聽譽喜讒,那樣就會把真正對國家有貢獻的人及建言都摒棄在外,而身邊淨是結黨營私的奸臣,忠奸不辨,國家怎能不滅亡呢?
    在最近一次的總統競選辯論會上,馬英九特別指出民進黨的不分區名單上有許多涉案的人,提出這樣的名單如何還能稱為進步呢?這些涉案的人背後都有派系支持,蔡英文提出此名單是完全顧及黨內派系的平衡,而罔顧人民的期望。所以馬英九說:我改變了國民黨,而民進黨改變了妳﹝指蔡英文﹞。一針見血。

2011年12月2日 星期五

執政者的決斷力



    周武王問太公:找到了賢能的人並敬重他,但還是無法把國家治理好,原因為何?太公說:執政者缺乏決斷力,凡事皆聽信他人而決斷,是無法把國家治理好的主要原因。武王說:何謂聽信他人而決斷?太公說:執政者不能決定什麼應該取捨,要由別人說了,才肯取捨;不知什麼該作,要等別人說了,才肯去作;不知是否該賞該罰,要等別人說了,才肯賞罰。這樣有能力的賢人也不需要進用了,沒有能力的人也不需要辭退了,也不需要對士大夫敬重了。武王問:像這樣的執政者會把國家弄成什麼樣呢?太公說:這種執政者不喜歡別人知道他的情況,卻喜歡打聽別人的情況;不喜歡聽到別人議論自己的過錯,卻喜歡議論別人的過錯;所以治理不好國家。
    沒有決斷力的執政者,臣子的賢與不肖對他來說是沒有差別的;因為他無法判斷什麼是對的該作的,什麼是不對的不該作的,任何事都是經過再三催促才肯去作,所以已不是臣子賢良與否的問題了,是執政者個人決策品質的問題。執政者還要有帶領國家向正確方向前進的責任,如果決策能力不足,則國家失去方向,是極危險的事,輕則蹉跎歲月,逐流而下;重則民不聊生,禍國殃民。
    台灣曾經被譽為貪腐之國,從國家領導人到各級民意代表乃至公務人員都曾經傳出不少駭人聽聞的貪瀆巨案;作為執政者不論藍綠也都想革此歪風,有人說從立法著眼,
有人說建立專責的肅貪機構為宜,莫衷一是,但執政者的態度是否果決最為重要。馬英九在法務部長任內檢送了全省各議會正副議長的賄選案,震驚政壇,被李登輝撤換改任政務委員,這就是肅貪的決心。但反觀蔡英文在陳水扁朝,眼看貪腐橫行,卻能不聞不問,就連已任民進黨主席後,還不願對扁案表達民進黨的嚴正態度,甚至配合扁眾質疑國家司法,這非但沒有決斷力,甚至已麻木不仁。

君子不博



魯哀公問孔子:我聽說執政者不能參與博奕,有這樣的事嗎?孔子說:有這樣的事。哀公問:為什麼不能博奕?孔子說:因為博奕使執政者有兩部座車可乘。哀公覺得很奇怪,進一步再問:兩部座車與不博奕有何關係?孔子說:有了兩部座車,就可能使執政者走向邪道呀!哀公這才明白。過了些時候,哀公又問孔子:這樣就能讓執政者遠離邪道了嗎?孔子說:如果不能遠離邪道,那麼也就不能好好走正道;不走正道,百姓怎能擁護執政者呢?
    孔子認為執政者只能選擇走正道,博奕使執政者產生投機的心態,有此心態,則不免在走正道時遇到挫折而氣餒,進而誤入邪道。
    民主政治中選舉是取得政權的手段,但為了取得政權,就不顧程序正義,任意毀謗對手,栽贓抹黑,甚至為了騙取選票,可模糊立場,這就是走邪道。選民要睜亮眼睛,把這種只顧謀取權利的政客淘汰掉。蔡英文選前斬釘截鐵的說不承認九二共識,而在辯論會前夕,為了挽救逐步下滑的民調,竟然宣布“一中各表”可納入台灣共識,如此前倨後恭都是為了選票考量,等騙到選票後,仍可以鞏固政權為理由,繼續她的一邊一國政策。蔡英文正把台灣擲入一場只輸不贏的賭局中,再次召喚愛台惡靈的群魔亂舞。

謹言慎行



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言其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
    易經上說:執政者在其宮室之中,說出的話如果是好的,千里之外地方的百姓也能感受到,何況近在咫尺之地的百姓呢?執政者在其宮室之中,說出的話是不好的,千里之外地方的百姓也會起來反抗,何況近在咫尺之地的百姓呢?話雖從執政者口中說出,卻能反應在遠處的百姓身上;雖只是執政者的一個小動作,卻能影響遠處的百姓。因此言行對於一個執政者而言是多麼關鍵呀!關鍵一發動,榮辱就立刻反應到執政者的身上來,執政者的一言一行都關係著天下的安危,因此怎能不慎重呢?
    這是陳國大夫泄冶對陳靈公勸諫時引用易經裡的一段話。陳靈公與夏姬私通,甚至和臣下儀行父、孔寧一起與夏姬姦淫,泄冶看不慣,於是向靈公進言,結果竟被殺。靈公與夏姬的醜事終包不住火,被夏姬子夏徵舒探知,結果被弒。這說明執政者的言行不可不慎,靈公得此下場就是恣意妄為,才會引來殺機。
    2012年大選在即,檯面上的候選人都是角逐大位的準執政者,但他們的言行是否合乎執政者謹言慎行的標準呢?親民黨的林瑞雄對媒體表示受電磁波的干擾;而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蘇嘉全也說他有八個兄弟姊妹,都是國民黨早期推行國語,使其父母無法看電視娛樂,所以只好生孩子;加上蔡英文拿所羅門王與兩婦爭子的寓言比喻自己不願再在水果文宣上與國民黨死纏濫打傷及農民的引喻失義;都是不夠慎言的例証。

2011年12月1日 星期四

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說:恥對於一個人來說是至為關鍵的!但對於以欺詐詭譎手法騙人的人而言,是不以恥為誡的;在道德上不及人不以為恥者,還要與別人較量什麼呢?
    最近沈富雄在政論節目中透露,民進黨在培養輔選幹部的訓練課程中充滿各式各樣的輔選技巧,且以栽贓抹黑的手法為主;此言一出實令眾人譁然。但回想這些年來民進黨各種競選手段的卑劣,就會對沈富雄的這段談話深以為然。所以民進黨是為了爭取執政權而不擇手段的政黨;姑無論其口號多麼悲天憫人,激昂壯闊,骨子裡就是奪權;像這樣的政黨何所用恥。
    但為什麼他們可以肆無忌憚且不避人耳目的如此踐踏尊嚴,把人民當作奴隸一樣的驅使呢?是人民被他們所灌輸的悲情控制,誤以為他們是森林裡可仗義執言的羅賓漢;從過去八年民進黨的執政就可看出,羅賓漢與森林外的官吏勾結,搶奪難民。當紅衫軍在凱道樹起恥字時,在總統府裡的阿扁正想著如何把貪污來的錢匯往海外,這是何等諷刺的事。但下野後的民進黨面對別人質問他們如何面對過去時,蔡主席的回答竟是“民進黨失去政權,已為過去付出了代價。”人民被踐踏的尊嚴何在?沒有悔意的政黨還要讓它回來執政嗎?“無恥之恥,無恥矣!”。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說到君子表現自己“誠”的本性時,作了這樣的註解;意思是:“不要做你內心不想做的事,不要想你內心不想要的東西,做人的道理就是如此而已。”
    如果一個人所做的事,所想的念頭,都與他內心是不一致的,即便其一時言行稍斂;但終掩不住其內心的發抒。這也就是“前恭後倨”一詞的內在理由。最好的印證就是蔡英文2011年12月1日有關該黨水果文宣的道歉發言。
    蔡英文首先引用所羅門王二婦爭子的寓言,說明其道歉是為了不再繼續傷害柿農;其實蔡引喻失義的關鍵就是她不知自己是整個事件的始作俑者。對於她所說“但是為了不讓問題模糊焦點,讓我們的對手有炒作的空間,對於文宣相片的誤植,我願意道歉。”的這段話,就是為道歉找理由,其“不願與不欲”道歉是何等明顯,因此“不希望農民受到任何傷害”的這句話便聊備一格,無甚意義了。最後還是要再把矛頭指向馬英九,“馬政府持續而扭曲的政治操作,已經傷及無辜的農民。”這難道是社會所期待的“道歉”嗎?毫無誠意!

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這是蘇洵《辨奸論》裡的一句話,意思是人若要見微知著,最重要的就是冷靜觀察,不被表象、短暫的好惡及利害所影響。像當年羊祜對年幼的王衍評價就是“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果然王衍以後身居要職卻不思為國盡忠,把東晉最重要的荊州及青州兩地讓自己弟弟王澄及族弟王敦去任刺史,膨脹自己的勢力,王敦還曾一度攻入建康逼死了晉元帝。
   另一例便是郭子儀給盧杞的評價“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類矣。”盧杞容貌醜陋,陰謀奸狠,善口舌之辯,很得當時唐德宗的寵信;郭子儀有一次見盧杞來拜訪,特地把嬪妾都摒去,就是恐嬪妾見其貌醜而失態,使盧杞懷恨在心。後來果然盧杞為了與楊炎爭寵,惡意中傷,使其被貶為崖州司馬,途中更遣人絞殺。與顏真卿結仇,故意慫恿德宗派顏真卿去抵抗叛賊李希烈,使其喪生。
    這兩個例子都說明了晉惠帝與唐德宗不能冷靜的辨識善惡,而任憑自己的好惡用人,被奸佞的口舌所惑,因此使國家蒙受重大的禍亂;所以惠帝及德宗都是“鄙暗之主”。
    在今天民主社會中,人民成了真正的主人,人民藉由手中的選票決定國家領導人,所以要冷靜的觀察候選人,不要被他們的競選花招矇騙。如果有人拿不實的文宣抹黑他人,被揭穿後又語帶譏諷的把罪過推給別人;領18%罵18%,被揭穿後說她再也沒有能力捐公義了。這種人就是羊祜所說的“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另有一種人不只自己沉緬於過去的輝煌中,現在還到處向人民討人情;對於不遂其所願的當政者,就口出惡言,欲置其於死地;這種人正如郭子儀對盧杞的評價:“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類矣。”

2011年11月30日 星期三

巧言亂德



    孔子說:聽信及使用不正確的資訊,會攪自己亂邁向目標的方向;不能摒除對小利小弊的干擾,則無法完成偉大的計畫。
    近來民進黨一項有關水果價格的文宣引起軒然大波,使正值盛產季節的柿子,價格暴跌,無人問津,柿農群情激憤,紛紛指責民進黨拿農民生計作為政黨攻訐的工具。此事件由於一張照片的“誤植”而爆發此風波,本來在第一時間,由蔡主席出面向柿農道歉,並更正文宣內容即可;但該黨上下不甘示弱,紛紛宣稱找到兩元一斤的柿子,且指責農委會不肯照顧農民;此不但使正在採收的柿子更無法銷售出去,而且突顯民進黨地方執政根本是罔顧農民利益,且欲藉問題擴大彰顯中央農政單位的無能。
    孔子所說巧言亂德中“德”指的就是道路,引申為邁向目標的方向;如果民進黨是以維護農民利益為目標,那麼像錯置照片造成對農民的間接傷害,出面道歉有何為難?但如果目標是攻訐執政黨,則道歉會曝露自己存心不良的企圖,當然“小不忍則亂大謀”,非要硬柪到底不可了。

2011年11月29日 星期二

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孔子回答子路有關從政的問題,說到以何為先,孔子毫不猶豫的說:一定要從正名開始;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什麼是正名?就是要把作事的名義及理由說清楚;孔子以為春秋時代各國對外相互攻伐,對內凌虐人民,原因是各國諸侯沒有把自己的身分弄清楚,諸侯應認清自己是天子的屏藩,應擁立天子,為天子牧民;但實際上諸侯都不顧倫理,甚至對同出一源的其他諸侯攻伐,而對自己的子民則百般壓榨,唯利是圖,荒淫無度。
    孔子認為只要諸侯們認清了自己的地位,就能治理好國家,所說出的話才符合其身分,諸多難題也將應刃而解,所有符合治國精神的制度也才能逐步落實。所以孔子說他如果得到諸侯的聘任,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正名,是要先替諸侯正名,以諸侯之名向人民傳達治國理念,然後行牧民之義。諸侯對於向人民所要傳達的訊息是一絲不茍的,沒有模糊的空間;用現在民主政治的話說,就是要履行政治承諾。
    陳水扁在2000年就職典禮上宣佈“四不一沒有”的政治承諾,後來在2007年3月4日出席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時,推翻自己的承諾,另提“四要一不”的主張,完全與前述的政治承諾背道而馳。陳水扁如此呼應當時代表極獨的台灣團結聯盟的立場,就是2006年下半年所爆發的紅衫軍運動,使其必須以意識形態對立來穩固2007年底的立委選情及2008年總統大選,使他能藉民進黨的勝選而躲避司法追訴;但事與願違,民進黨在這兩次的大選中都落敗,陳水扁也在卸任後遭司法起訴判刑。陳水扁如此以意識形態操弄選情,背後的動機令人髮指,所以身為總統卻作出總統不該作的事,說總統不該說的話;其名不正,故言不順,事亦不成。
    而當時在幕後協助其以意識形態分裂台灣人民的推手就是現在要競逐大位的蔡英文女士。因此組頭陳盈助是不是好人,馬英九見了不該見的人;柿子賤價,馬英九無能;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是刻意扭曲的政治操作;蔡英文也不是四周都是阿扁人馬,其核心就是充滿權謀的政治禿鷹。

2011年11月28日 星期一

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這是孔子回答微生畝對他四處奔波,到處遊說的質疑,所說的一句話;意思是:我不是要到處去展現我的口才,而是厭惡社會上那些閉塞淺陋的言論四處橫行,所以不得不如此。其中“固”一字,在研究論語的經學家中有兩派不同的解釋;將其解釋為固陋者是何晏,另一派是朱熹,將其解釋為執一不通。以朱熹的解釋,全句該譯為:我不是到處去展現我的口才,而是厭惡世人的固執不通,所以不得不如此。究竟何者為是?
    孔子周遊列國闡述自己治國的理念,主要都是想影響執政者,而不是一般百姓;而在當時的社會中,以墨子與老子的思想與孔子的儒家思想競爭最為劇烈;但我們看當時的諸侯是信奉什麼樣的思想來治國的呢?其實他們既非墨子的兼愛也非老子的無為,是完全講求功利以圖霸業的思想,誰能提供他們兼併及掠奪的方法,就奉為上賓,所以無所謂固執一念,而是閉塞淺陋。
    何謂閉塞淺陋?孔子所處的時代是各國大夫紛紛獨攬國政,譬如說當時的晉國已是六大家族分別掌政,魯國有三桓,齊國盡入田氏之手,鄭國則由子產當政,都把諸侯棄置一旁;周天子不但不去維護封建傳統,反而一一承認這些諸侯國大夫取而代之的正統地位;諸侯們對於自己地位的不保,不思法統的樹立,反而混亂倫常,諸多廢嫡立庶,廢長立幼的事件層出不窮。孔子對於這種自己推翻自己賴以維繫的乖違現象,就稱之為“固陋”。
    我們看現在社會的競選活動,已經不向人民申訴政見了,而是以負面文宣,歇斯底里的咒罵來取代;人民任其滋生,卻忽略了要找一個賢能的人來服務自己的初衷,結果所選出的人不盡理想,又哀聲嘆氣的抱怨連連,豈不是“固陋”嗎?

2011年11月27日 星期日

治本之道



    天下事皆有因果關係,所以要治理天下事,就要對其因果關係理出頭緒來,然後依序予以解決。這也是堯、舜、禹三代所以能把天下治理好的最關鍵原因。在北宋時期,歐陽修則以為國家最先要解決的五件事是:首先是財政,所謂則天下之用;其次是國防,所謂繫天下安危。財政固然要豐厚,但如果取之無限用之無度,也有枯竭的一天,所以除了發達國家資本以外,還要節用,以立制為宜;國防固然要強盛,但兵驕生禍,要知其所以用,故用兵也要遵循法制。有了節財、用兵的制度,還要有賢能的人共守之,才不致使制度遭到破壞,那就衍生出選拔人才及晉用的問題,“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勵賢”就是用人所要遵循的原則;用現在白話講,就是選取人才要制定不偏不倚的考選制度,並對公務員的晉升、退撫都要有所保障,以激勵其士氣,為民服務。
    綜上所述,政府最先要做的事就是:使財用豐、使兵足強、立法節制、任賢守法、尊名勵賢五個步驟。而現在的政府無論朝野,都拿不出解決政府鉅額債務的辦法,甚至還繼續以政策買票的方式擴大財政的缺口;國防上更是以購買武器作為投保的心態,部分人士甚至一面與大陸交惡,一面又以向美國購買武器作為維護安全的戰略,其實就是把自己放在砧板上任人宰割的策略,何智之有?如今許多政策的推行受到阻礙,原因便是公務員不盡力,追根究底,就是升遷受到外力的干擾,退撫制度一再被在野黨拿來作為與平民百姓相較的政治操弄,打擊其士氣。所以政府最先要做的五件事,卻被棄置不顧,國勢日窮想是必然的了。

2011年11月26日 星期六

傳承



    有人說堯的聖明不及舜,堯在位時,沒有為國家設置九官,並誅除共工、三苗、鯀及丹朱四大罪人,是由舜去完成的。有人聽了不服說:舜的這些成就,正是堯的聖明所致,只是由舜去完成這些大業,更為合宜罷了。
    難道堯在位時,不能完成像用九官、誅四罪的大業嗎?其實堯故意將這些偉業交由舜去完成,讓他得到人民的信服,成為一代聖君。堯接受四岳部落首領的推舉,得到舜這位繼承他志業的人,準備讓位給他,可是先要讓他得到人民的擁護,所以他把人民對領袖最信服的德業交給舜完成;這項德業就是用賢誅惡;其實用賢誅惡是堯所洞見的,只是假舜之手完成罷了。
    堯的偉大不只是選出賢能的人,還促成國家下一代領導人能順利的得到人民的信任。他並非獨厚舜,而是讓國家的執政權平順的從他手裡過渡到下一代領導人手上。所以堯不是不能用九官、誅四罪,堯更偉大的成就他人,為了他所摯愛的人民。
    現在看看我們民主社會的領導人是如何傳承他們的政權的,不是丟下一堆債務的爛攤子;就是把機密公文偷出去,讓你執政困難;更有的把為了貪污搞出來的專案,讓接任者硬吞下去;再不然,就是下野以後威脅當政者要再出馬攪局。

習以為常



    曾鞏在論習一文中說:國家治亂與否的根本關鍵,是執政者對人、事的判斷,而這種判斷能力是由他長年學習經驗所累積而成的。少年時所習符合正道者,長大後執政就賢明;反之則無法使國家進步發展。不幸真是如此,那只有再磨練他,或者由正直之士來輔佐他了。輔佐他的人整日和他朝夕相處,對他產生砥礪的效果,就能徹底的改變他,讓他擁有判斷的能力。但自古以來,真正改變惡習而成為治國以正的領導人,如鳳毛麟角,原因無他,就是找不到正直之士來與他朝夕相處,事事在旁輔導他,告訴他正道的方向,讓他整天跟太監及宮婦在一塊,這些人多半拍馬逢迎,怎能傳授他正道呢?
    現代民主政治,國家領導人由選舉產生,一當政就要完成他對選民的承諾,實沒有機會再去教導他正道的方向;但他一路從政的經歷卻可看出他是否擁有對是非善惡判斷的能力,而不光是從她競選時冠冕堂皇的語言裡瞭解。如果一個長年與貪腐相伴,或是總以不實的政見騙取選票的團隊裡成長的,妄想她能明辨是非與貪腐切割,確實是不切實際。

2011年11月25日 星期五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王安石對於史記所載“齊伐魯,孔子交待子貢去說齊伐吳,央吳救魯,及說越、晉,使五國交兵,最後救了魯國。”的這段歷史存疑;他舉了三項理由:其一,子貢的行徑與張儀、蘇秦等人無異,與孔子所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精神有違;竟為了保全即將滅亡的魯國,而擾亂齊國與吳國,難道對這兩國的人民沒有仁心嗎?其二,孔子與子貢當時都是一介平民,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竟連獨樂陋巷的顏回都不如,所以這是讓人起疑的第二點。其三,即使孔子及子貢仍對魯國有憂患之志,想盡一國民之義,但也不致以變詐恫嚇的語言去亡人之國而求自存?所以王安石認為司馬遷所載有誤。
    說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王安石特別解釋說: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說堯的時候,天下就受水患之苦,堯信任的接班人舜先找來鯀,為世人治水,結果無功,等了許多年才找到禹,禹以九年的時間,三過家門而不入,才把水患治好。像禹這樣的有能力治水的人,看到百姓受水患之苦,看到堯及舜為水患擔憂,卻仍要等鯀治水失敗後,堯及舜向他請益委他治水時,他才肯盡力,為什麼呢?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沒有得到人民及君王的信賴時,是不得擅政的。
    這好像與現在人的想法有出入,現在人認為政府要受到監督,政黨要相互制衡,人民才能有保障。這是對施政的結果而言的,在政策的制定與推行時,其他政黨及人民應給予空間,不可在政策未執行前就作無謂的批評。譬如陳水扁所推行的金改案,其目的是使國內體質較弱的金融機構得到茁壯的機會,可與國外的金融機構一較長短。所以在政策推行之前,政黨不該無的放矢的批評;但在公營行庫被併後,公股也支持了民股的股東,交出了經營權,竟然這些原本的家族企業依舊把持經營權,不思體質健全,甚至利用公營行庫的特許權,繼續壟斷利益,這就可受公評了;尤其以此作為向財團募集政治獻金的工具,更值得檢討。

2011年11月24日 星期四

慎擇賢能,並授之以德



    逢蒙向后羿學射箭,學得了技巧後,心想天下只有后羿是超越自己的,於是幫寒浞殺了后羿。孟子認為這件事雖逢蒙應承擔大部分的罪過;但后羿也有過錯。后羿到底錯在識人不明,還是未授之以德,所以才使逢蒙作出這樣大逆不道的事?
    在戰國時期還有一個傳授陰陽五行之術的鬼谷子,他有兩位弟子龐涓與孫臏,龐涓在魏國得惠王寵,後來孫臏來投奔他,同效力於惠王;龐涓恐孫臏奪其寵,便起殺機,砍斷他下肢,並黥面置於囹圄;孫臏為脫身裝瘋賣傻,才使龐涓鬆懈注意,而逃離魏國投效齊國。最後在馬陵一役,設計困住龐涓,舉火引矢,終報殘身毀譽之仇。
    而能預知未來的鬼谷子,就在龐涓下山後,另傳授孫臏兵法,使其雖身殘仍能復仇。其實鬼谷子若真能預知,何不授之以德,甚至根本不該納之為徒,使他不能危害他人,也免馬陵之役兵死將亡。鬼谷子是否也犯了后羿一樣的錯誤,識人不明及未授之以德呢?用鬼谷子的陰陽論解釋,這是宿命,人不可逆。
    如今台灣政壇吵嚷不休,選舉時更以詆毀他人為手段,而不以政策爭取人民的信賴,何以至此?窮本溯源,就是我們人民沒把老師這個職務作好,應該像孟子責備后羿的那樣,“慎擇賢能,並授之以德”;曾在其位也不謀其政,可與貪瀆茍且的政客,人民何必再給她機會;立場反覆,唯權位是圖的政客,何必再浪費人民的選票。

2011年11月23日 星期三

治世之器


       聖君治國的方法分成經、權、機三種;而將人依親疏遠近關係分成腹心之臣、群臣及人民三個層次。所謂經者,天下之民皆可知也;所謂權者,群臣可知,而民不可知也;所謂機者,腹心之臣可知,而群臣及民不可知也。若沒有權,那麼所有國事都辦不成,譬如政府對貧窮線的設定,這是政府據以補助的標準,可能許多老百姓都無從知道是如何訂定的,政府是依基本生活需求及政府財政能力而權衡訂定的標準,這就是政府的權,用以作為全體適用的通則,但人民未必清楚其中的原委。沒有機,那麼國家就無法維護生存的條件,而曝露在各種危險侵害中;譬如國防,政府依危害的程度建構防衛的能力,但也是在財政及人民可承受的範圍內;所以各國軍事都是秘密不可告人的,也要由執政者委由腹心之臣來擔任該職,才能確保國家安全,人民福祉。
       這種治國的理論與方法卻只能由具有仁義之心的執政者來掌握,否則就會變成宰制人民以逞私欲的工具;譬如東漢末年曹氏及司馬氏就是懷篡逆之謀,濟之以賈充為腹心之臣,因而造就了魏、晉之朝。
       現在雖為民主時代,機謀與腹心之臣依然是政治上不可或缺的,但也極容易成為野心政客謀奪權利的工具,例如陳水扁當政時,各部會首長都如跑馬燈式的更替,他用這種“洗官位”的方式讓支持他的人能在其短暫執政期間獲得高職位,然後利用國家退輔機制,使其等獲利;利用與小國家的建交藉口,把秘密外交預算挪為私用。種種藉“機”以掩飾其圖謀的作法,以國家公器裹脅心腹為己所用的惡劣行徑,都是治國理論與方法遭誤用的例証。

重作馮婦



    齊國又發生饑荒。有弟子問孟子:國人皆以為夫子將再一次向齊王請求開倉濟民,夫子該不會再這樣作了吧!孟子說:難道還叫我再作一回馮婦嗎?馮婦是晉國人,善於打虎,後來作了善士,不再打虎。有一次到了野外,看到大家都在追逐一隻老虎,那老虎跑到山上背靠著山向眾人露出兇惡的樣子,沒人敢靠近牠。大家這時候看到馮婦過來,就去迎接請求他打老虎。馮婦見大家仍恭維他,就捲起袖子走下車來,準備與虎一搏,眾人見了都直呼好,可是讀書人聽了這則故事都譏笑他。
    馮婦為什麼重操舊業去打虎呢?為什麼讀書人要譏笑他重操舊業?孟子為什麼舉馮婦的例子說明自己向齊王建言一事,也會遭知識份子的譏笑呢?
    馮婦之所以重操舊業,是因為以前打虎為了生計,而現在是為了向眾人展現他仍有勇力。讀書人譏笑他不能守志的原因,竟是要不斷以性命去維護自己已有的聲譽。孟子舉馮婦的例子,就是說明知識份子向執政者建言,不只表象的得到執政者認同即可,還要把建言背後的思考模式也灌輸給執政者,使他一通百通的用這樣的理念去處理政事,這才符合知識份子輔君的目的;而不是重複表象的事務。
    最近有平面媒體報導說馬英九很怕與宋楚瑜面會,因為宋一見面就要求職位,令馬不勝其擾。這則報導是循維機解密“宋以不參選2008年總統的條件交換台北市長職務”而進一步發展的新聞。宋楚瑜如果一再以解民於倒懸的口號參選本屆總統,似乎使人有重作馮婦的聯想,儘管其在省府任內有膾炙人口的政績,但為什麼經驗不能傳承?曾擁有四十餘席的立委卻可運作一個不起訴他興票案的檢察總長陳聰明過關;為了享受總統特使身分赴大陸見胡錦濤,可拋棄理念與陳水扁會面,竟被唾面而不悔;豈馮婦可譏?

2011年11月22日 星期二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詒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詒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孟子說:知識份子在不該說話的時候說話,就是想用自己的話去使他人對不義的事相信;應該說話的時候不說話,也是想用自己的沉默去默許不正義的事發生;這些都鑽洞爬牆的小偷行為。
    什麼是可以言?什麼又是不可以言?完全以正義為標準,符合事實與有益於公義者即是。孔子說“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就是沒有根據的話,不經求証就把它傳給其他人聽,是失德的,也是不符正義的。不言的部分:“子不語怪、力、亂、神。”“不在其位,不言其政”“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都是講一個知識份子不講自己不明瞭的事,屬消極一面;而積極者如“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意思是該說而不說是為不正義的事隱匿。
    近來某雜誌報導馬英九於今年九月密會組頭事,被民進黨咬住不放,並加碼說馬英九向該組頭索取三億元政治獻金,及操縱總統大選的賭盤。馬英九在該周刊報導後,就主動透過發言人說明在08年與09年兩度確曾與該人士在公開場合會晤,並對其支持表達感謝之意;並無密會情事。然民進黨發言人及親綠媒體卻不顧總統的澄清,更加碼說有三億元募款及操縱賭盤的事,卻拿不出證據;總統府三次警告這是不實傳聞,請其更正。但民進黨見獵心喜不但不停止傳播,甚至蔡英文主席也在媒體上批評馬英九“不該見不該見的人”,“應向大眾說明清楚”“提告不是辦法”。明知這是不正確的事卻為了選舉刻意抹黑對方,未可言而言,就是想擾亂選民,以獲取利益;明知媒體及發言人為不實報導,卻不加制止,甚至以曖昧的言詞影射,是可以言而不言。就是想利用模糊打擊對方,以增加自己勝選的機會,正如孟子所言“穿窬之類也”。

2011年11月21日 星期一

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


       孟子說:饑餓的人吃到任何食物都覺得是美味的,乾渴的人喝到任何飲料都覺得是可口的。他們無法真正嚐出食物或飲料的真正味道,是因為饑餓及乾渴所造成的妨害。但不只口腹會干擾對食物飲料的判斷,人的心靈也有同樣的問題,人的心靈要作到不受像饑渴一樣妨害判斷的話,也就不會有己不如人的擔憂了。
     台灣政壇上常有許多外國民主制度所沒有的問題,譬如族群問題,台灣歷史上確實受到外來政權如日本、荷蘭人等的統治,台灣人受到政治上的迫害,一直沒有當家作主的機會,所以成就一種獨立的思想;當解嚴以後,人民已可自由的參與政治,從地方首長至總統,或者立法機構,都已由人民選舉產生,其實就已當家作主;但某些野心政客就是故意挑起這種歷史情仇,把外來政權的帽子扣在別人頭上,甚至把與對岸的談判也污名化說成是親中賣台。這就是以往對自由的渴求及對被迫害的心態仍左右著我們現在對政治的判斷,才會被這些野心政客所操弄。
     所以我們應秉持中道思想,去辨別政治人物的真正意圖,避免他們利用我們曾經被迫害心靈上的傷痕,模糊了對事實的判斷。過去民進黨執政的八年就是一再挑起人民的仇恨,使社會動盪,而陳水扁卻躲在我們對反對運動的同情背後,肆無忌憚的往他們的金庫搬錢,踐蹋人民的尊嚴。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說:楊朱主張一切為己,即使拔一毛利天下都不為。墨翟主張兼愛,即使從頭到腳弄到磨傷,也只作對天下有利的事。子莫則主張中道,但中道也要懂得權變,否則就會犯執著於一點的錯誤。因為執著於一點會損及真正的道,而廢棄了其他。
    楊朱及墨翟在面對社會問題上是有所偏頗的;相反地,子莫所主張的中道就比較合乎社會的實際狀況及需求;但是這種中道思想是一種平衡作用,目的還是要使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切不可本末倒置,為力守中道原則而傷害了實際解決問題的初衷;堅持中道原則卻無法解決眾多的社會問題,豈不也是一種偏執?
    最近台灣政壇上吵嚷的老農津貼問題,就是一種存在已久的社會問題,相對於老榮,由於過去就已建立了保險機制,所以有部分落差存在,因此政府應建立機制予以解決,而不是變成選舉時彼此攻防的工具;譬如依物價調整的機制及排富條款,都是在兼顧政府財源及先解決部分貧困無依老農問題為主要目標;若依民進黨統一加碼不排富的原則,就是符合了表象上的公平,卻不顧其他弱勢者的福利,甚至不顧政府財政惡化的問題,正是孟子所說“舉一廢百”的賊道了。

2011年11月20日 星期日

本末論



    王安石在其《周秦本末論》一文中說:
    周朝因為實施分封制,結果地方強大而中央衰弱,以致滅亡;秦統一天下後實施郡縣制,造成中央強大地方衰弱,還是滅亡了。究其原因就是中央及地方並沒有平衡的權力關係,以致其結果都造成了國家的滅亡。
    周擁有天下時,把全國分成了一千八百個國家,設置方伯,連帥這一類統領諸侯的官職。若諸侯不進貢祭品的義務,就率普天下的老百姓責備他們;有不盡諸侯責任者,就率兵討伐他們;本以為這樣就是盡善盡美的制度了。但等制度凋敝時,勢力強大的諸侯併吞勢弱的諸侯,而天子卻無力阻止,所以國家才因而滅亡的。這就是強末弱本制度所造成的結果呀!
   秦有鑒於周的衰亡,所以實施郡縣制,而不分封,把以前諸侯國的城池都拆除,把諸侯軍隊的兵器都聚之於咸陽,讓有非分之想的奸人沒有可乘之機,本以為這是全天下最完美的制度了。可是等到制度凋敝時,像陳勝、吳廣這樣的販夫走卒也能拿著鋤頭鐮刀起來造反,宰制天下,部分想為秦盡忠者卻沒有城牆可作屏障抵擋,手上也沒有武器可抵禦敵人,只好屈膝下拜稱臣投降。像他們那樣驅使全天下的百姓去對付小小一城的咸陽,滅秦還不容易嗎?這是強本弱末的制度所造成的結果。
    現在各朝都將秦強本弱末的制度略加改良,實施郡縣不分封的制度,似乎已成為潮流。就是周公再復活過來,恐怕也不能有所改變。銷其兵,削其城,完全與秦的作法一樣,萬一再遭到像秦一樣的變亂時,該如何因應呢?
    王安石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係上提出了要彼此平衡的看法,並拿周與秦的滅亡作為兩極化現象的說明,是論文類的經典之作。對於現代政治制度也有所影響,譬如中央與地方都是由民意所產生的政府,但在執行政策上卻有各地異情的現象;近來中央立法單位允許各地設置性工作專區,此令一出,卻不見地方政府響應,但實際上各地都有不法的色情行業存在,地方政府不願名正言順的設置專區是受到居民的抵制;因此同是選民在中央與地方卻有不同的意見表達;地方設置博弈專區亦有類似情形。因此像這一類因地而異的案件性質,應由地方提出,中央核准的方式為宜。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



  子貢問孔子:如何才能算得上是一個稱職的公務人員?孔子說:一個人凡認為可恥的事就不去作,受君命至他國去辦理交涉,都克盡職責,戮力以赴,完成使命,這樣的人就可算是=稱職的公務人員了。子貢問:那麼次一等級的人呢?孔子說:同宗族的人都稱讚他孝順,同鄉里的人都稱讚他友愛兄弟的人。子貢再問:請問再次一級的人呢?孔子說:說到作到,不論是非固執己見地去完成任務的人,這也是最次級的公務人員了。子貢問:那如今在檯面上的這些人呢?孔子說:這些器量狹窄、目光如鼠的人,怎能算得上是夠格的公務人員呢?
    孔子對“從政”的公務人員訂有這三種標準;所謂從政,是相對於執政而言,就是跟隨著執政者從事政務工作者,也就是現在從事公務的人員,在古時候所稱的“士大夫”﹝可簡稱為士﹞。從政最重要的是完成執政的使命,高道德標準是要符合程序正義的完成使命,所以即便被派往他國去交涉,也要不卑不亢的完成任務;次一等的道德要求,就是在國內普遍受到其宗族或鄰里的稱讚;最次一級的道德標準,就是言行一致,堅定的完成工作任務。而孔子顯然對當時在諸國中的絕大多數公務人員是不以為然的,所以形容他們是器量狹小,眼光短淺的人,不配作公務員。
    拿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來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也要言行一致,說到作到,符合小信小義原則,堅定不移的完成使命。但公務員最容易流於敷衍塞責,言行不僅不一致,甚至說一套作一套,競選時亂開空頭支票,選後就拿令人民無感的數據搪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肅貪,任何政府都以肅貪整飭政風為施政目標,但在任內卻不但沒有任何法制上的建設作為,甚至自己團隊都捲入各種貪瀆案中,這種連孔子對公務員最低的道德標準都達不到的政治人物,現在還敢聲言三次政黨輪替的取回政權,根本不把人民看在眼裡。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說:如果執政者自身是正直的,則上行下效,何需過多涉入才能治理好國家呢?若自身不正直,如何要求他人正直?則耗盡心力也無法治理好國家。
    孔子認為執政的人一定要正直,否則耗盡心力也治理不好國家;什麼是正直?不偏不倚的中道原則,無過與不及之名。執政之仁,就是在實踐中道的原則,避免過與不及的偏頗影響了國家的正常走向。尤其不要以“矯枉過正”的心態去挑撥社會的不公,而製造新的不正義。
    我們常聽到政治人物喜歡以“彌補”來博取部分選民的認同,以獲得政治利益,卻損害真正的公義。例如民進黨最近在老農津貼上著力甚深,有一百個要“彌補”老農的感性訴求,卻沒有一個合乎真正公義的理性論述;補助老農是要平衡老農與老榮的差距如果成理,那比老農更需要照顧的弱勢怎麼辦?政府有限的社福預算是否對其他弱勢造成排擠效應?而拿花博與文建會夢想家的預算執行與可憐老農的福利被忽視,是否能相提並論?原來都是選舉考量,老農比弱勢族群的票多,預算數字可簡易的拿來作不當比較。
    這種選風如果持續下去,許多對社會有益的政策就沒有理性探討的空間,民主政治成為民粹主義的口號。難道退伍榮民一定要與老農拿出來比較一下,誰才應該受到國家的保障嗎?國家宣傳工作是否也要等過多的香蕉被收購完後才可以作呢?不理性就有這些怪問題。

2011年11月18日 星期五

現實的政客總以理想誘人



    蘇軾在〈賈誼論〉開宗明義就說: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意思是:不是才能難得,是把才能施展出來困難。賈誼的才能除了文章寫得好以外,就是對政治有過人的看法,他最重要的三篇政論型文章《過秦論》、《論積貯疏》、《治安策》都展現了他特殊的政治智慧;《過秦論》中,“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可謂點出了以儒家思想治國的理念;在《論積貯疏》中說:“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主張強本抑末的經濟政策,發展農業生產;在《治安策》中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對於分散當時諸侯力量,以鞏固天子權威的政策目標,提出了有別於秦郡縣制,可安諸侯,又可漸削其權的漸進式改革。
    但賈誼卻不被當時漢文帝重用,將他遠調為長沙太傅,終其一生都沒有實現自己的才能。蘇軾給他的評語是“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認為賈誼不容絳侯周勃及灌嬰,﹝此二人都有平定呂后之禍的功勞﹞,所以使得文帝不得不在他與周、灌等人間作出選擇;其次是說他雖有才,但“器識”不足,就是政策的提出是不合宜的,尤其像治安策中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竟不分同姓或異姓,彷彿與天下諸侯為敵,這是其政策無法受到文帝採納的主要原因。
    賈誼三十三歲即逝世,一生可謂沒有實際的政績,缺乏驗證自己政見的機會,所以最多只能說是思想家,不是政治家。而今民主政治充滿理想色彩的政策未必得以實行,但庸俗的現實主義卻又使社會缺乏溫暖與感動。於是奸猾的政客就利用人民對現實的不滿,發動激情的選戰策略,一旦取得政權,就以理性現實來逼迫人民接受他的謊言。如賈誼在治安策中削弱諸侯的目的是文帝所需要的,但眾建諸侯的辦法卻是文帝所作不到的;因此政客可以在選前提出選民所需要的目的,卻在選後食言。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這裡的“小道”是指旁門左道,不是光明正道。對於君子所想要完成的志業是有損無益的,即使一時之間可掠人耳目。
    近來選舉進入白熱化,在野黨的火力集中在馬英九一人身上,不管是老農津貼或文建會夢想家音樂劇,駐外人員被拘禁案,無薪假等都要把矛頭指向馬英九,意指其無法約束其團隊人員“苦民所苦”。甚至最近某雜誌披露的與組頭密會事件,其黨內發言人更加碼說有不當政治獻金的暗盤交易情形。其實這些無謂的指控都代表了反對黨已無法提出更令人民滿意的政策,只好用抹黑毀謗的方式進行詆毀,以使選民唾棄對手,而使自己獲利的選戰策略。正是子夏所說的“小道”,確實一時之間,吸引了選民的注意。
    但為什麼“致遠恐泥”呢?因為這些選戰的方式一再重複使用的結果,是令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而且壞處是把厭惡政治惡鬥的選民更加驅離選局,使自己本有的正當性也被置諸不理,選戰變得更不理性,好的人才及好的公共政策都沒有辦法在理性探討中獲得應有的注意;以至於政治變得膚淺,沉淪於意識型態的糾葛中。老農津貼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這是涉及政府財政與社會公平性的問題,但卻在激情的漫罵中,囫圇吞棗式的定案。

2011年11月17日 星期四

下愚



    魯隱公是魯惠公的庶長子,按周朝的禮法,不能繼承爵位;但惠公死時,世子允仍年幼,遂由隱公先代其執政,等世子允長大了,再歸政,其實這是攝政,不能算是君,所以諡其號為“隱”,就是含有“假;不正式”的隱喻。
    隱公同母弟公子翬卻想把世子允殺了,讓魯國的傳承由他們庶出的這一支接手,隱公反對說:允年紀尚幼,所以由我代行執政,等他長大了,就歸政於他。我已在菟裘營建我退位後要住的房子。公子翬見計不成,恐隱公把他的陰謀揭穿,反而去向允告狀,說隱公將殺他奪取君位。世子允不辨真偽,竟許公子翬謀刺隱公。所以蘇軾說:“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主張隱公聽到公子翬欲弒允,就應將其正法,並退位歸政於允。一方面成就周公的春秋大義,一方面安身立命;然徒留此孽以害己,實不智也。
    另外又說到李斯,胡亥當時想殺太子扶蘇以爭其位,但礙於李斯,所以勾結趙高;李斯很忌憚蒙恬會在扶蘇繼位後奪其位,所以在始皇病故出巡途中,答應與趙高假傳詔書,賜死太子扶蘇及蒙恬。李斯如此作,完全為了自己的利益;但沒想到事成後,自己成了胡亥及趙高的眼中釘,竟被腰斬於市。蘇軾說:“非下愚而何!”認為李斯當時應召百官及六師,把趙高及胡亥的罪狀公諸於世,然後殺之示眾,擁立扶蘇為二世,這樣作是在扶蘇面前立了首功;竟捨此不為,為趙高作嫁,此便是蘇軾以為其不智之處了。
    政治智慧是決定政治人物前途的關鍵;例如最近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名單出爐,其中有許多代表弱勢團體的社運人士名列其中,使原本對國民黨的既有印象為之一新;相較於民進黨的不分區名單充斥妥協分贓的情形,將扭轉選民對兩黨既有的認知,而對本屆選舉產生影響。民進黨會在一路順遂的道路上產生如此重大的失誤,是犯了魯隱公的“不敏於智”,對於社會弱勢團體的忽視所致;另外犯了像李斯一樣戀棧的錯誤;總以為馬英九的執政表現不佳,就能穩操勝券的取得政權,所以盡量安撫派系,以免橫生肘腋。

2011年11月16日 星期三

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



    范增是秦末著名的政治家,在陳勝吳廣相繼起義後,他也投入項梁的反秦陣營,他的戰略思想是立楚王的後裔熊心為楚懷王,以此來號召天下反秦。這一點就比當時許多起義軍要具備更多的“正當性”,猶如管仲要齊桓公標舉“尊王攘夷”的政治號召,來號令其他諸侯。初期,他的主張是受到項梁及項羽的支持,所以以楚懷王為中心的反秦陣營勢力日漸壯大 ;懷王也因而倚重范增。
    當時兵分兩路進攻咸陽,一路是由懷王所指定的宋義與項羽率主力自趙西進函谷關;一路則是由劉邦率一軍自蜀入關中。項羽在鉅鹿與秦主力軍遭遇,初戰失利,但項羽卻率軍渡過漳河,破釜沈舟以勵士氣,結果大敗秦軍四十餘萬。其實這個結果對劉邦很有幫助,讓他勢入無人之境,很快的便攻入關中,進據咸陽。秦朝在子嬰出降後,項羽大軍才進入函谷關,范增也技巧的把楚懷王升格為義帝。原依義帝與劉邦及項羽的約定,誰先入關中,便封為漢王;所以劉邦先入關中,自然應受封為漢王;但項羽不服氣,項羽認為鉅鹿一役是整個反秦戰爭的關鍵,所以他應先劉邦封王;因此埋下了日後弒義帝,與劉邦反目的導火線。
    項羽先將義帝遷至郴縣,並分封了天下十八諸侯王,自立為西楚霸王,劉邦為漢王。把關中分為三,後為三秦,讓劉邦遷至巴蜀,主要是讓三秦監控劉邦。至此為止,項羽的作為都沒有逾越范增的戰略規劃,范增主張殺掉劉邦以絕後患﹝鴻門宴﹞或利用義帝來號召天下,本就是想把項羽推往天下共主的地位;只不過項羽與劉邦對峙於滎陽時,所曝露出的有勇無謀﹝殺宋義﹞,甚至遭到陳平的離間﹝以為增與漢通謀﹞,是最讓這位亞父所不能忍的,因此大怒說:“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然死於歸途中。
    范增作為一個謀士,需要得到執政者的信任與諒解,但項羽卻是一個心胸狹窄剛愎自用的人,根本不值得為其謀;相反地,劉邦就較有容人的雅量與識才而用的智慧。這次國民黨提出的不分區立委名單,給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其中確實有許多社會賢達是早就對現在政治環境厭惡的,而且對向來惡名的國民黨是失望的,但卻能在國家面臨艱困的時刻,不顧清譽的下來淌這趟渾水,絕不是為了拯救國民黨的選情,是真正想為人民貢獻一己之力。所以人民慶幸有這樣賢能之士願盡其力;而國民黨若真有勵精圖治之心,亦該為其營造道路,不可圖其名營自黨之私也。

2011年11月15日 星期二

致亂之道與嚴刑峻法



  秦朝竟被趙高、李斯兩人顛覆是後世許多人所不解的,依秦始皇如此強大的軍事力量及嚴刑竣法,卻在自己死後的兩年內,煙消雲散,這是任誰都覺得不可思議的事。
    蘇軾用兩個觀點來解說秦的滅亡,首先他認為是趙高這個閹豎壞了大事,所謂“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趙高就是他所指的致亂之道;他說用閹人作臣子有如毒藥猛獸,沒有不裂肝碎膽的。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只有東漢的呂強及後唐的張承業兩人稱得上善良,其他的宦官都要給國家招來災禍。
    另一個原因是嚴刑峻法,而且追溯到商鞅變法時就樹立的法律威信;以徙木作為重賞,令棄灰者嚴懲,甚至對與王室有親屬關係甚至有師生之誼者,都受法律的刑罰。所以這樣的氛圍下讓擁有二十萬大軍的蒙恬及扶蘇,可不進一步請示始皇所下達的賜死令,就雙雙自殺,輕意讓
趙高、李斯的假詔奏效。此事不獨有偶,到了漢武帝時,其太子劉據也因為與武帝的意見不合,彼此溝通不暢而讓江充、蘇文這些人蒙蔽,而起兵造反的。
    如今已是民主時代,沒有了形式上的宦官,但“致亂之道”卻沒有因而消失,現在有些政治人物是靠譁眾取寵、黑金綁樁取得官職,他們一旦得勢,除了繼續以偏激的言論及撕裂人民的方式鞏固其基本盤外;就是不斷斂財,耍金權互易的手段,來穩固其在政治上的地位。
   至於嚴刑竣法在現代法治社會,也沒有存在的可能;但是使人民失去信心的司法及隱藏在司法系統中不肖分子所塑造的“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氛圍,已動搖了維持民主制度的基本架構;政客們也不斷破壞司法的尊嚴,所以政治人物受到法律的追訴,就可高舉被銬的雙手大喊司法迫害;而私下卻逼迫司法人員堙滅自己違法的罪証。

2011年11月14日 星期一

為政不取



    在吳越相爭中,有三位名垂青史的重臣分別在各自陣營裡影響著主政者的意志,成敗各異;其各自下場亦有不同。三人分別是在吳國陣營裡的伍員;及越國陣營裡的范蠡及文種。
    伍員滅越的主張沒有被吳王夫差採納,悲憤就義後,還囑吳王將他的頭懸在南門上,他要親眼看越軍攻入姑蘇城。後人說他三諫而不去,是自取其辱;其實稍微瞭解歷史的人都知道,伍子胥與吳王闔閭﹝夫差父親﹞彼此榮辱以共,子胥已是吳國顧命大臣,與吳國共存亡,怎能棄之不顧?
    范蠡則是越王勾踐的上大夫,夫椒一役敗北後,就勸勾踐“屈身以事吳王,徐圖轉機”;後來還陪勾踐赴吳國為俘虜三年,以“忍以持志,因而礪堅,君後勿悲,臣與共勉!”勉勵勾踐堅此百忍;等回到越國後,又策劃“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復國滅吳大業,最後終於取得勝利。但范蠡卻在此時,向勾踐辭去上將軍的職位,隱於齊國海濱,結蘆而居。他離職後,並向他過去的同僚文種寄了一封信,信中“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除了勸文種見好就收以外,還透露了他離職的原因是“句踐為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范蠡用捨進退是所有立過汗馬功勞的臣子應該效法的,正如魯仲連拒絕趙平原君的賜封時說的“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不為富貴而屈於人下,寧貧賤而輕世肆志。
    文種雖接獲范蠡的書信,卻未及時離去,後竟被人誣陷有謀反意圖,而遭勾踐賜死。他生前曾為勾踐制定了“伐吳七術”結果只用了三術就伐吳成功,勾踐賜死他時,令人傳話說:“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意思是:你還有四術未用,就請去陰曹地府與我先王一起研究吧!”
    他們都忠於其君,且力挽狂瀾的拯救國家於危難之際,卻各有不同下場;與其苛責為政者應酬其功,不如為臣者應有魯仲連為政不取的心胸,才能釋懷。
    最近前副總統連戰代表我國出席APEC領袖會議,與中共國家主席會晤,提到連胡五項共識中的和平願景,卻被在野黨批評是代表馬英九與胡錦濤密會協商和平協議;面對這些批評,連戰都能坦然以對,這就是魯仲連為政不取的心胸,使其釋然,所以浸潤之讖,膚受之訴都不能亂其志。

2011年11月13日 星期日

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



    秦始皇併天下後,採納李斯的建議,“廢封建,置郡縣”,理由是像周武王滅商後封子弟為王,後代彼此疏遠,最終竟為了利益相互攻擊,像沒有血緣關係的仇人一樣;變更為郡縣制,所有皇親貴族及有功於國家的大臣都可享受國家從賦稅所得中分賜的俸祿,這不是最公平的一種作法嗎?國家也因此得到安寧,這是封建制所達不到的。
    到了漢高祖劉邦統一天下後,先有酈食其建議他恢復戰國末年的六國諸侯,可是張良勸阻他,他說:“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意思是:若用酈食其的辦法,那陛下的天下就會分崩離析。劉邦聽此言,飯吃一半都吐了出來,大罵說:豎儒!幾敗而公事。意思是:你這無知的書呆子!差一點壞了我的好事。
    張良及劉邦都不贊成封建,但還是封了韓信、彭越、英布、盧綰四人為異姓王,這是形勢使然,逼得劉邦不得不採封建。後來至文帝釀成的七國之亂,都是在撤藩或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兩難間擺盪,諸侯不願被削弱,只好趁有實力前,為之一搏。唐朝的柳宗元就說: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
    所以改革是需要時勢配合的,例如上述同樣是廢封建,李斯與張良都有一致的主張,但一者成一者敗,原因無它,時勢使然。蘇軾說: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即是此意。現在待改革的制度仍很多,所謂有為的政府就是能掌握時勢的政策推手,而不是隨意粗糙的在老農年金上加碼而已。

2011年11月12日 星期六

弒逆



    蘇東坡在論“武王非聖人”一文中,對周武王推翻殷紂這件事是有所批評的;而且他引孔子及、周公、董狐對武王的評價都是略帶負面的,認為他未求全,有違君臣之道。尤其以孔子的批評最為嚴厲;孔子自認是商朝的後裔而生長在周朝的人,不願直接承認自己是周朝人,就隱含了周從商繼承政權的不當;另外他盛讚古代的聖人,只以堯舜禹三人為的,從不提商湯及周武王,就是對他們以下凌上的奪權作為,不以為然;且盛讚文王,說他具備“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實力,也還是忠誠的事奉商紂,可算是“至德”了;言下之意,就是對武王的不認同。
    周公在所作〈無逸〉中列舉古代的聖王,只舉殷中宗、高宗、祖甲及文王,未提及商湯及武王,也是對他們有不及求備的遺憾。其中春秋晉國的史官董狐,也是孔子所稱道的“古之良史”,在論及商湯放逐夏桀於南巢,及武王克商於牧野的歷史時,都以叛及弒的角度記載,可見湯、武革命確實在當時是逆倫的。
    蘇軾的觀點以為,在文王的時代,各地諸侯是自動來投效於文王之下的,大家擁戴他成為諸侯王,行天子之事,那麼周是否要代殷而另起,則與紂之存亡就沒有必然關係了。言下之意,可不必揹上弒君的惡名來重建新政權。
    如今民主政治已是由人民作為國家的主體,任何個人都要服膺於民意之下,應無弒逆之事;但實際上扭曲民意的事卻層出不窮,譬如馬英九提出的兩岸和平協議,呼應台灣人民對和平的渴望,未經溝通,就被在野黨扭曲成是投降協議,但面對自己政黨也曾倡議的“兩岸和平架構”就說是具前瞻性的政策主張,這就是最具體的“昨是今非”;影響所及是人民的和平訴求被曲解成政治攻防的煙幕。

博施濟眾



    這是論語雍也篇裡子貢問孔子有關執政原則的一句話,字面的意思是“從政者把政策的目標放在多數人民的身上,而使人民真正感受到政策的效果。”孔子以為這是連像堯舜一樣的聖賢都恐怕作不到的事。
    由這句話的意思可分解為:政策目標的極大化,與受益程度的深刻化。所謂目標要廣闊,就可作為政策推行的優先次序,例如老農,表面上只有幾十萬人,但實際上是一個福利政策,牽涉了數百萬人;國民黨堅持排富原則,不但縮減了受益的範圍,也使老農津貼變成了老貧農的社會補助;因此既然適用的對象是以老及貧為目標,就擴大適用至社會全體;且避免是為選舉考量,就立法依生活指數逐年調整。這樣才符合政策目標極大化,及人民感受深刻化的施政原則。
    又如教育政策也是影響極大的,從校園安全到學童營養午餐乃至教學與考試入學方式,都與社會上極大多數的人有切身關係,但是政府卻不願多所著墨,或者任由中央與地方各自為政,政出多門的結果自然是怨聲載道,也不符博施濟眾的原則。

唯擅不專;唯不擅而多濟之故也。




    隋煬帝楊廣是文帝楊堅的次子,本不是太子,後來是在滅陳統一大業上立了大功,又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亂,更北上擊潰突厥,才使他在楊堅的心目中奠定了地位;後來在與太子楊勇的鬥爭中,以偽裝及詆譭的手段,使得文帝廢楊勇而立他為太子;儘管楊廣是以卑劣的手段取得大位,但在即位後,卻頗多建樹,是歷史上繼秦始皇及漢武帝後最具改革及建設性的人君。
    在文治方面,以影響中國數千年的科舉制最具代表性。恢復國子監、太學及州縣學的教育體系;修正文帝晚年嚴酷的法律。在國家基礎建設方面,最著名的就是大運河的開鑿及運河體系的完成。另外修築洛陽城也是對後世影響甚鉅的一項創舉。不過他在開發西域及三次東征高麗的戰役耗盡了國家的資源,終使隋衰亡。
    所以儘管歷史上說他荒淫無道,但實際上是像開發西域及東征高麗這樣的政策錯誤而導致滅亡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及執行的成果對政權的維繫有關鍵性影響。所謂唯擅不專,唯不擅而多濟;意思就是不選擇得心應手的政策先執行以得民心,而分力於許多不善長的項目,而導致政績的折損,則是執政之大忌。
    馬英九在許多立法的意旨及執政的風格上展露其清廉開明的形象,但在執政的成績上卻無法讓人民有一新耳目的感受,甚至一些官員的怠惰及消極的態度使人民嫌惡,歸根究底就是“唯擅不專;唯不擅而多濟之故也”。

2011年11月11日 星期五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



    孟子說:天下事都是自有命運安排的,所以要順理而行,不可逆勢而為,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去接受命運的安排。所以孟子又進一步解釋道:譬如明知站在高聳的岩牆之下會有危險,懂得順受其正的人是不會不顧危險,也不會消極的認為“命即如此”,而置之於危險境地。
    所以孟子雖認為天命是不可違逆的,但人在面對天命時的態度卻是積極的順勢而行;而不是消極的隨波逐流。這就是“盡人事,聽天命。”的儒家基本精神。而且認為天與人是可以相互溝通的,所謂“天助自助者”,意思就是上天可以感應到人的努力,而予以變更其結果。人也可以從知識經驗中得到上天所傳達的訊息,而不會毫無方向,所謂“知天命”就是這個意思。因此聽天命就不是任由天命安排,而是從各種上天所透露給人的訊息中去探究其意,而後調整自己的思想及行為。但上天所透露的訊息絕不是藉巫術神祇來傳達的,而是一種放諸四海皆準,可重複驗證的科學証據;作為人要更積極精進的去探索這些存在的事証,而調整自己的步伐。這就是孟子所謂“順受其正”的真義。
    最近馬英九與蔡英文的選情拉近,有許多名嘴在媒體上就大肆解讀其原因,莫衷一是;其實孟子早說過這麼一句話: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這就是上天透露給執政者的訊息,兩千多年來從未更改過。

2011年11月10日 星期四

變樣的土匪



    人作什麼事都為了報酬,譬如說農民種地得有收穫,工人工作得有工資,連和尚唸經都想有什麼大徹大悟,這些收穫、工資、大徹大悟就是人作這些事的“報酬”;土匪強盜亦然,憑暴力脅迫也得擔被抓的風險,賠上自己的名聲,甚至性命,所以有報酬也應該。這報酬與一般不同,吳思先生叫它作“血酬”,認為那是拿血拿命換來的。
    在民初時,大陸偏遠的鄉間有許多土匪,殺人綁票、越貨搶劫,什麼事都幹得出,但這些盜匪回到了他們棲身的地盤上,就變成了順民,照樣下田耕種,娶妻生子,憨厚的像大傻。就是被他們搶過綁過的地方,下回再現身時,就變成了保境安民的鄉勇;按時繳些保險費,真能保你平安無事。像張作霖就是鬍子出身,後來叫拉保險的。
    作任何行業都講求利潤最大化,幹土匪也一樣,利潤是指售價跟成本間的空隙,抬價或壓低成本都行,不過也跟一般行業一樣,抬價不易,壓低成本就是減少流血、犧牲,像轉成保全業就是個辦法,不過最好的辦法是當兵,當兵保衛國家多麼好聽,有槍有炮明正言順的收稅收費。
    雖然抬價不易,還是要變個花樣的把價錢拉上去,才符合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的。“搞建設”修橋補路以前是善人幹的事,現在土匪一樣可以幹,這名聲又比拉保險的好;從老百姓那裡收費,把路鋪好把橋搭好,中間結餘的就是利潤。搞完公共工程搞教育,誰家孩子不上學,所以辦學校讓孩子讀書可是百年樹人的大好事,上學收費理所當然,讓老師教那些孩子長大了別幹偷蒙拐騙的事。所以鄉裡的保安是土匪幹的,鄉裡修橋補路的事是土匪幹的,鄉裡辦的學堂是土匪幹的,沒有土匪不能幹的事,土匪這名太難聽,改名叫“政府”。

鋸箭與補鍋



寫厚黑學的李宗吾說做官辦事有兩妙法,一者稱鋸箭法;一者稱補鍋法。鋸箭法的意思是,一個人中了箭,請外科醫生治療,醫生把露在外面的箭鋸斷後,就跟那人說:好了!那人問:那在裡面的箭怎麼辦?醫生說:我是外科醫生,只管外面,裡面的事去找內科醫生。
     現在許多官員辦事就是如此,無薪假對勞工的衝擊很大,勞委會就對企業先道德勸說,然後祭出很多措施阻止企業實施無薪假,企業見政府對無薪假設置障礙,就乾脆解僱員工,弄得勞工更慘。對無薪假設置如盈餘,外勞加班等門檻都是鋸露在外面的箭,至於平時對勞工的權益就一直站在資方立場壓制,實是留在肉裡的箭。
      補鍋法是指家裡煮飯的鍋有一條裂痕,扔了可惜,看到一個補鍋匠,讓他拿去補,他先找出裂痕的兩端,各鑽一個洞,然後在裂縫上釘上一排釘,那兩個洞就填入石灰,本來這樣就可以了;可是碰上了黑心的補鍋匠,非趁主人不注意再敲兩條裂縫補上不可,等拿給主人看時,還可多要兩個錢,主人不但乖乖掏錢還讚他細心。現在反對黨就是如此,先把小問題擴大,弄得不可收拾,等他執政時,翻過來翻過去,預算加了好幾倍,做出來仍是個破玩意兒,咱們核四就是如此;如果你責怪她,她會說她要的是非核家園,根本沒打算商轉。

2011年11月8日 星期二

士先器識



      主父偃是漢武帝的重要謀臣,出身寒微,卻習得縱橫之術,西入長安後,投入衛青門,甚受衛青讚許,曾將他舉薦給武帝,但武帝未即召用。後來是毛遂自薦,才被納用。不過在冊封衛子夫為后的事件上,他支持武帝力排眾議,受到武帝的青睞。在梁王劉襄、城陽王劉延上書請分邑於弟的議案中,又向武帝重申賈誼之策─“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正中武帝下懷,遂獨邀專寵,一年之內就連升四級,從郎中至中大夫。

      主父偃本反對伐匈奴,但在衛青首役奪河套以北之地後,轉而支持;並建議置朔方、五原兩郡,遷十餘萬居民赴此兩郡實邊,把征匈奴的武備都集中於此,不但方便調度,也充實了軍備,是屯兵政策的先軀,也是使武帝的北伐匈奴大業得以持續不斷的主因。

     但主父偃難忘未發跡前所受的屈辱,尤引以為恥的是,歷經各國諸侯及士大夫的嘲諷,因此在他受到武帝重用後,便伺機報復。首先是燕王劉定國,定國嗣位後,與父妾淫亂,又奪弟婦為妾,與自己親生的三個女兒通姦。他手下一位叫郢人的,想告發他淫亂之事,結果被定國預先得知,反將郢人緝拿入獄,殺之滅口。郢人兄弟想為郢人訴冤,來京後,找到了主父偃,偃也曾在燕國受辱,所以就叫郢人兄弟上書告發,自己還在書狀上署名,証實其事。武帝把書狀發交大臣會議,也都認為定國淫亂,還殺人滅口,應當處死。武帝早就看這些同姓王不順眼,於是就下詔賜死,廢國立郡。

      朝中大臣看到武帝對主父偃言聽計從,因此爭相巴結,賄以金錢財物,偃也就此得意,還說: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便五鼎烹耳。意思是大丈夫如果不能用五鼎來吃飯﹝作到卿大夫可用五鼎﹞,那麼乾脆被五鼎烹死好了。

      主父偃又因邀婚被拒,忿而揭發齊王姦情,並自薦為齊相,逼死齊王。兩件案子引發了趙王劉彭祖的戒懼,恐主父偃報復,因而告發偃收受諸侯賄賂,使計廣封諸侯子弟。武帝見書,又憶起當年舉發燕王淫亂而賜死的事來,才下詔拘捕主父偃,交官員究辦,最後被誅族。

      主父偃的才智能力都有過人之處,但卻陷入私欲與私怨的糾葛中不能自拔,最後落得誅族的下場。政治場中亦有許多名躁一時的人物,但是否功成名就,則視其器識而定。

2011年11月7日 星期一

士大夫之恥



    原憲問孔子什麼是士大夫之恥,孔子說:國家太平時,士大夫享受國家的供養;但到了國家危難時,士大夫仍享用國家的供養,這就是士大夫之恥。原憲又問:像好勝、自誇、怨恨、貪婪這些壞處都沒有的人﹝士大夫﹞能算是知恥有為的士大夫嗎?孔子說:只能算難得,算不算是知恥有為的士大夫,我就不知道了。
    士大夫是指服公職的知識份子,現在來說就是公務員,這些人是政策的擬定者也是政策的執行者,是推動國家機器運作的人,這些人若能使國家在正常的軌道上運行,則享受國家所給付的俸祿,是當然的;但如果國家處於動盪不安,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中,這些人就不配再享受國家所給付的俸祿;只有厚顏無恥者才繼續享用。
    士大夫的代表在封建時代稱為卿,他們不只掌控國家機器,甚至分配國家資源;所享受的待遇是一個鄉鎮的產值,甚至這種待遇還能世襲;因為一個國家的命運都掌握在他們手裡。現在這種卿要透過人民的選舉產生,一樣享受國家待遇,掌握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種政策權力;因為要定期改選,所以這些人靠得是人民的支持,才能繼續享受國家待遇,而人民的支持是要由他們作出貢獻才可獲得;但往往這些政治人物舍本逐末,把選舉當作是要務,如何勝選比如何作出貢獻重要,所以政策可隨選舉搖擺不定,甚至裝腔作勢也未必不可。原憲所列舉的“克、伐、怨、欲,沒一樣不是現代政治人物所必備的,首先要有強烈的企圖心,其次要能作秀,攻擊政敵絕不手軟,玩金權遊戲得心應手。
    所謂士大夫之恥就是國恥,如果我們可以任憑沒有政見或政見可以不兌現的政治人物繼續主導我們國家的政策;輕忽曾經無視貪瀆,撕裂族群,黨同伐異的政治人格;那就是自取其辱,國恥亦何遠。

聞與達



    子張問孔子一個知識份子如何才能顯達?孔子說:你說的顯達具有兩種意義,一者是顯﹝名揚於世﹞;一者是達﹝實現理想﹞。你所指的到底是何者?子張說:顯名於世。孔子說:那是求名,不是真的要實現理想。如要實現理想就要秉持率直的本性去追求正道,對於所處環境要深刻了解,且態度要謙卑恭敬。如此則無論在任何職務上都能逐步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只求揚名的人,表面上像一位仁者,卻作出來的事不符仁的標準,然而卻以仁者自居。這樣的人卻也能名顯於世。
    現代人只求功名利祿,所以是求名,也就是孔子所謂的“聞”,而非真正想實現理想,不求“達”;固然也能揚名於一時,卻無法真正造福人群,作出對社會國家有益的事。如果一個知識份子是如此世俗,那麼社會國家的希望又在哪裡呢?尤其政治人物更是拼命追求知名度,還無論此知名度的好壞。這麼許多追求名利的政治人物盤旋於世,像禿鷹一樣隨時準備向弱勢者攻擊,我們的生命財產不就像風中之燭一樣的脆弱嗎?
    知識份子要發揮其道德勇氣,捍衛人民;揭發那些偽君子的醜態逆行,就要敦品勵行作到孔子所標舉的“質直而好義﹝秉持率直的本性去追求正道﹞,察言而觀色﹝能清楚分辨人事的是非與善惡﹞,慮以下人﹝態度謙卑恭謹﹞三項目標。這樣就能在任何職務上實現理想,而無所憾。
    台灣有一位總統候選人看起來清新質樸,但自從參選以來,常自誇的一句話是:我把民進黨從谷底救回來。如果有人進一步問她是如何救回民進黨的?她都拒絕回答,或叫媒體回去作功課;但有幾件事她是這樣作的:對扁案的態度她認為是國民黨掌握公權力的司法迫害;不承認九二共識卻要ECFA的早收獲利;讓黨籍立委在立院打破頭也要阻擋的陸生開放來台,竟在十年政綱中以一句“多元化”交待過去;任內趕建核四,現在卻提非核家園。她完全不符孔子對要實現理想知識份子的要求,不過是一只圖名利的市儈而已。

2011年11月6日 星期日

誠不以富,亦只以異。



    子張問孔子如何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及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孔子說:以忠信作為你作人的宗旨,弘揚正義,就能使你的道德修養能力提高。但說到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首先就要克制自己愛恨情仇的情感衝動;否則同樣的人或事,自己喜愛時就希望它長存於世,憎惡時就希望它立即毀滅。這樣一下子盼其生,一下子又盼其死,就是不辨是非善惡。詩經裡說一個被丈夫摒棄的婦人,在回她娘家的途中,思前想後,得到一個結論“如果她丈夫不是嫌她娘家貧窮,就是因為其他什麼理由令他見異思遷”最終還是沒有得到確切的答案;而真正的原因無非就是她丈夫主觀的認知發生了改變所致。所以要辨別是非善惡就要摒除自己的偏見,不能任由主觀認知隨意的變更。
    孔子對於辨別是非完全以理智為基礎的論述是儒家主要的思想之一;具體而言就是智。孔子在論語的子罕及憲問兩篇中都提到“智者不惑”這句話,後世的孫綽解釋道:智能辨物,故不惑。朱熹也說:明足以燭理,故不惑。所以智的兩個層次是辨物與明理,能辨物則不惑於利,能明理則不惑於道。不惑於利是道德修養,不惑於道是聰明才智,只有兩者兼備,才能稱得上是不惑的智者。
    現在在政治對立尖銳的時刻裡,政治人物要激起的是人民的感情,不是理智;因此許多文宣都是具有煽動性及情緒性的訴求;但我們選民卻要保持理性,不可隨之起舞。像民進黨在以往的選舉中喜歡加入公投的議題,以炒熱選情,所以國民黨諷以“公投綁大選”,有利議題的主導者,其實真正的目的是拉抬自己的選情。而此次馬英九提出和平協議後,又繼之以“不排除公投”的議題,遂使民進黨意識到過去的老把戲被對手拿來對付自己的情況,所以也學國民黨罵“公投綁大選”。在2004年許多選民厭惡國民黨阻止公投的反民主思維,而今民進黨已清楚說明當年的意圖就是一種選舉操作,所以選民的理性就是優質選舉的保証。

浸潤之譖,膚受之訴



    子張問孔子如何才算得上英明,孔子說:對於那些逐漸發揮影響作用的讒言,及中傷人極深的誹謗,傳到你耳裡,都無法使你動搖;這樣就算得上明辨是非。同時也証明了你的高瞻遠矚。
    孔子特別指執政者對於部屬的讒言誹謗要能明辨,不可偏聽;能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就能使部屬對你效忠,而協助你完成執政的工作;這樣不只是部屬不再擔心你對他們的誤解,而且也會吸引賢能的人來投效你,所以也証明你有高瞻遠矚的見地。
    現代人每天充斥在各種訊息之中,對於訊息的真偽要有辨識的能力,千萬不可人云亦云,也不可以自我的成見分辨訊息,這樣才能使我們看清楚真正事務的本質,對於人及事有更好的掌握。不過有些人就是要故意扭曲真象,使你產生愛惡的情緒,以達到他獲取的目的;像選舉時的各種謠言、指控、誹謗,不可勝數,造成我們對這些不實的傳聞會築起一道高牆,防止影響了我們的判斷;但這種在心靈上的高牆,正就是侷限自我的城牆,也會激起我們對外來事物的排斥,成見加劇,那就反而無法高瞻遠矚了。所以我們明辨是非的能力是建構在開闊的態度上,而不是封閉;是勇敢面對,而不是充耳不聞。
    如近來一位任職監察院的官員從媒體上看到民進黨在造勢場合中接受三位小朋友的小豬造型的撲滿捐款,認為與政治獻金法有所抵觸,就善意的通知該競選總部的工作人員,希望要注意這種情況;但卻被該總部人員扭曲為國民黨藉監察院對其進行政治脅迫,且大力在各媒體宣傳;這就是一種扭曲事實的謠言,不明究理者必隨該謠言鼓譟;而成見也是使我們喪失理性判斷的最大障礙。

妾婦之道



     一位崇拜縱橫家的孟子門生景春問孟子:公孫衍及張儀難道算不上是大丈夫嗎?他們有所不悅時,連諸侯們都感到畏懼;他們不鬧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孟子說:這樣算是什麼大丈夫呢?你學過禮嗎?男子到了二十歲行加冠禮時,父親總是會說一些訓勉他的話;而女子出嫁時,母親送她到門口,對她也說些訓勉的話,說:你到了夫家,一定要恭敬、謹慎,不要違背妳的丈夫。這是妻道,也是我們中國人臣下對君上的為臣之道;但是當丈夫﹝或君王﹞有過時,就要勸諫補正。然而妾婦﹝小老婆﹞之道是什麼呢?凡事順從,無論是非。你說的公孫衍、張儀都是順著君王之意為義,從不加以勸諫補正,他們連妻道都談不上,只配稱為妾婦之道,與大丈夫之道天差地別。
    所謂大丈夫之道是把自己放在天下最高最中心的位置上,居仁行義走最廣闊的道路。如果自己的理想被君王採納實行,就與百姓共同努力以赴;反之,若不被君王採納實行,就獨自一人堅持理想與原則。所謂富貴不能使我驕奢淫逸,貧賤也不能使我更改志節,威武更不能使我意志屈服,這樣的充滿仁義之心且堅定不移,才是真正的大丈夫之道。
    孟子這番對大丈夫認定標準的談話,讓我們現代人在檢驗自己言行時感到汗顏,尤其那些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勞工要求提高基本工資,他們就順其意胡亂加碼;為了老農的選票,平時不提,到了選舉時競相逐價;自己在任時,加速核四的整建,現在卻吹捧非核家園;這連孟子說的妻道都不如,分明是只討好某﹝部分﹞人的妾婦之道,真是悲哀!

2011年11月5日 星期六

視天下如敝屣



    孟子的門生桃應提出一個兩難的問題問孟子:舜為天子,皋陶作了法官:而舜的瞎眼老爹瞽叟去犯下了不可原諒的殺人罪,那該怎麼辦呢?孟子說:皋陶還是會把他抓起來判刑。桃應問:難道舜就不會阻止嗎?孟子說:怎麼阻止呢?皋陶是依職責作對的事。桃應問:舜真的就眼睜睜的看自己老爸被正法嗎?孟子想了想說:舜會把自己天子的尊位都拋棄﹝像丟掉破鞋一樣﹞,然後揹著瞽叟跑到海濱,在那裡侍奉瞽叟一直至死,他是不會眷戀天子這個尊位的。
    舜棄天子位如棄敝屣,連百姓的死活都不顧嗎?難道人子之孝要比替天行道的道德標準更高嗎?舜選擇皋陶作為審判的法官,表示他已在各項政府職能的工作上找到了適當的人來負責,所以天子一職只剩下尊崇及富貴而已,;然而對瞽叟盡孝則是為人子一輩子也不可推卸的天職,所以即便瞽叟犯了法,舜也會攜他往海濱過著與世隔絕,自我囚禁的生活,舜是一點也不會對天子這個職位有所眷戀的,只快樂的侍奉他的父親。
    中國人常說忠孝不能兩全,但舜是一個道道地地忠孝兩全的人,盡忠未必妨礙盡孝。近日看早年宋楚瑜描述其父親宋達忠於職務的一段影片,甚至連自己女兒溺斃也不放下公事探視女兒,直等到下班後回到家,才撫慰已冰冷的女兒屍體。宋這樣的陳述感動了許多國人,也因此給予他選省長及選總統時的支持,總以為這樣公忠體國的將軍後人會效法先人─顧全大局。但從維基解密AIT台北辦事處主任楊甦棣的透露及這次的堅持參選,都看不出他真的是為國為民。所以違背父訓是不孝,捨民為己是不忠;如此不忠不孝豈可為人君?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的意思是有志之士是不會等待時勢,而是奮發有為,開創新局。“文王”是形容救世的聖人。所以鼓勵後世的人要不斷自我努力去克服萬難,而不是消極的等救世主降臨。
    這句話對現代人而言尤其重要,民主政治定期投票改選,雖不致選出什麼混世惡魔,但若要期待聖王明君,也不切實際;西方人說從一堆爛蘋果中挑一個比較不爛的,好像也太看衰民主政治的發展了;不過確實一個領導人會影響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及人民的價值判斷;像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把全大陸帶進一個顛覆傳統的時代裡,否定了一切過去及世界上多數人的經驗法則,也許初衷是想徹底改造中國人,但卻把中國置入一無法自拔的泥淖中。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實行三十年來,中國人從缺乏自信到充滿自信,難道真有河東河西的讖語,其實說穿了只不過是回到了正常的思維模式中,照著前人的腳步前進。
    台灣人雖躲過文革的洗煉,卻逃不過自我意識的擴張,始終無法從壓抑的情緒中解放自我,放棄在既有經濟成就上的努力,投入冤冤相報自我人格分裂的政治鬥爭中,是誰如此撕裂我們曾有的和諧與團結,不都是那些不肯放下政治權力的政客嗎?現在在台上叫囂自己受到壓迫的
人哪一個不曾享有壓迫別人得到的利益?

2011年11月4日 星期五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魯定公問孔子有關君臣的相處之道,孔子說:為君者任用臣子要符合禮法的要求,為臣者事奉君主要盡己之力。孔子如此回答是對於魯定公當時的處境有所了解,所以作這樣的回答。當時魯國的國政大權都掌握在三個大夫家族手上,這是長年以來魯國的國君都沒有按照禮法來授權臣子行事及約束臣子的關係,才造成三桓專擅的情況,所以自此以後,君主與臣子之間要謹守禮法的約束。
    孔子說過去魯國國君未按禮法來行事的例子有二:一是周宣王介入魯國國君的傳位風波。魯武公有兩個兒子,年長的叫括,年幼的叫戲。武公曾攜二子覲見周宣王,宣王喜歡公子戲,於是堅持要立戲為魯國太子。武公很不樂意,但畢竟是天子的命令無法違抗,戲後來即位成了魯懿公。果然公子括的兒子伯御率人政變,殺了魯懿公,自己坐上魯國國君的位子,可是周宣王得知後,發兵討伐,殺了伯御,把戲的兒子稱找來,讓他作魯國的國君,也就是後來的魯孝公。宣王未按禮法的任意廢立,使得魯人不服,因此造成國家的紛亂。
    第二件事發生在魯惠公年代,惠公的夫人沒有生子,一個妾生一子名息。惠公又娶宋國女子,聽說這名女子手上掌紋有魯夫人三個字,她替惠公生一子允,魯惠公一直為立公子息或公子允為太子的事猶豫不決,結果到死都沒把這件事敲定。公子息由於受到人的愛戴,就模仿周公攝政,想等公子允成年後再歸政給他。歷史上就稱他為魯隱公,意思是“非正式”的魯國國君。
    當時魯國有位大夫羽父,就看到這個情勢,對隱公說:不如我為你幹掉公子允,讓你作真正的魯國國君,你就向周天子推薦我為太宰。隱公聽了義正嚴詞的跟羽父說:我是為了公子允才勉強同意為他當這個家的,等他長大了,我就歸隱。羽父被隱公這麼一罵,知道隱公斷然拒絕他的請求,又恐他借機向公子允說出自己的意圖,就惡人先告狀的去跟公子允說:隱公是不會再歸政給你的了。太子允於是授權羽父殺了隱公,即位為魯桓公。
    這都怪魯惠公沒有敲定繼承人而造成的衝突。隱公在名不正言不順的情況下只能攝政,所以不合於禮;讓羽父逮到了機會,也以非禮的方式要脅隱公,結果釀成悲劇。所以孔子所說的“使臣以禮”是有這樣的歷史背景。台灣319槍擊案使2004年總統大選蒙上陰影,陳水扁在這樣不合於禮的狀況下就職,使得他後來作出許多離經叛道的事來,其屬下亦然,這就是孔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句話最好的註解。

宦官與外戚



    中國歷史上宦官與外戚的干政可說是其他國家歷史上所少見的;宦官與外戚其實是一夫多妻制下的產物。
    宦官是內宮中服事皇帝及其家眷親屬被去勢的“男人”。皇帝女眷甚多,要跟皇帝見上一面都難,更何況寵幸了,所以要靠宦官在皇帝跟前說好話,才可能有被臨幸的機會,因此宦官就是後宮中不可缺少的家僕了,他們半男半女,在嬪妃這邊,以男人身分,教她們勾引皇帝的媚術;到了皇帝那兒,就成了女人,體貼入微,比皇帝身旁的所有女人都更知道皇帝要什麼。
    外戚不是來自母族就是來自妻族,他們與皇帝的關係屬正常的君臣關係,但與一般臣子不同的是,有一個受寵幸總伴在皇帝身旁的女眷,在他與皇帝之間建立了另一種溝通管道。如果皇帝繼位時仍年幼,母后是可以垂簾聽政的,一個女流之輩這時就需要有一個強大的外戚作她的靠背,替她拿主意;而從此她就與後宮裡其他女眷不同了,雖坐在兒子的龍椅後面,但說啥是啥,那叫權力;以前她聽男人的,現在一朝文武聽她的。
   宦官與外戚為什麼在中國就特別容易干政,在其他國家就比較少見呢?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遠因,一個是近因。遠因是中國的官吏在科舉以前由地方推舉,在科舉以後憑考試,基本上這種錄取官吏的方式公開透明,但與當朝的關係就顯得疏遠,因此朝廷要找一個體己一點的人就只好從外戚宦官裡找了。近因是年少的皇帝總有成年的時候,太后儘管大權在握,按理也要歸政,那些權柄在握的外戚總不肯把權力交出來,這就要有許多年的拉鋸,才能把權力回歸到皇帝手裡;如果不幸皇帝早死,那權力就始終在外戚手裡,再立新皇帝,偏找年幼體弱的,好維持手中的權力不放。
    小皇帝精明點的,自小就知道這些叫舅舅舅公的,沒一個好東西,但偌大後宮中誰是知己呢?當然就是宦官了,小皇帝要鏟除外戚得靠宦官,所以當政後,什麼事都跟宦官商量,什麼事都叫宦官去作,這權力自然就歸到了宦官手上。宦官有了權也不肯放,但自個兒沒兒沒女的,誰也繼承不了,就儘量想法子撈吧!錢財可是看得到的摸得著的,所以宦官一般來說都貪財。
    現在民主社會沒有具體的宦官及外戚了,可是你總能發現執政者身旁有一些人不循正常管道任用,沒有專任職務,媒體愛稱的高層人士。或者推輪椅的可到國營企業當董事長,政治獻金多的去當101董事長,再多一點的可把經濟部長、內政部長都讓你幹;只是弄不懂他們到底是宦官還是外戚?

宦官與外戚



    中國歷史上宦官與外戚的干政可說是其他國家歷史上所少見的;宦官與外戚其實是一夫多妻制下的產物。
    宦官是內宮中服事皇帝及其家眷親屬被去勢的“男人”。皇帝女眷甚多,要跟皇帝見上一面都難,更何況寵幸了,所以要靠宦官在皇帝跟前說好話,才可能有被臨幸的機會,因此宦官就是後宮中不可缺少的家僕了,他們半男半女,在嬪妃這邊,以男人身分,教她們勾引皇帝的媚術;到了皇帝那兒,就成了女人,體貼入微,比皇帝身旁的所有女人都更知道皇帝要什麼。
    外戚不是來自母族就是來自妻族,他們與皇帝的關係屬正常的君臣關係,但與一般臣子不同的是,有一個受寵幸總伴在皇帝身旁的女眷,在他與皇帝之間建立了另一種溝通管道。如果皇帝繼位時仍年幼,母后是可以垂簾聽政的,一個女流之輩這時就需要有一個強大的外戚作她的靠背,替她拿主意;而從此她就與後宮裡其他女眷不同了,雖坐在兒子的龍椅後面,但說啥是啥,那叫權力;以前她聽男人的,現在一朝文武聽她的。
   宦官與外戚為什麼在中國就特別容易干政,在其他國家就比較少見呢?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遠因,一個是近因。遠因是中國的官吏在科舉以前由地方推舉,在科舉以後憑考試,基本上這種錄取官吏的方式公開透明,但與當朝的關係就顯得疏遠,因此朝廷要找一個體己一點的人就只好從外戚宦官裡找了。近因是年少的皇帝總有成年的時候,太后儘管大權在握,按理也要歸政,那些權柄在握的外戚總不肯把權力交出來,這就要有許多年的拉鋸,才能把權力回歸到皇帝手裡;如果不幸皇帝早死,那權力就始終在外戚手裡,再立新皇帝,偏找年幼體弱的,好維持手中的權力不放。
    小皇帝精明點的,自小就知道這些叫舅舅舅公的,沒一個好東西,但偌大後宮中誰是知己呢?當然就是宦官了,小皇帝要鏟除外戚得靠宦官,所以當政後,什麼事都跟宦官商量,什麼事都叫宦官去作,這權力自然就歸到了宦官手上。宦官有了權也不肯放,但自個兒沒兒沒女的,誰也繼承不了,就儘量想法子撈吧!錢財可是看得到的摸得著的,所以宦官一般來說都貪財。
    現在民主社會沒有具體的宦官及外戚了,可是你總能發現執政者身旁有一些人不循正常管道任用,沒有專任職務,媒體愛稱的高層人士。或者推輪椅的可到國營企業當董事長,政治獻金多的去當101董事長,再多一點的可把經濟部長、內政部長都讓你幹;只是弄不懂他們到底是宦官還是外戚?

2011年11月3日 星期四

劉玄與漢的關係



    王莽篡漢自立新朝,然後由委身於綠林軍的劉玄﹝更始帝﹞將其推翻,仍號漢,都洛陽。劉玄忌劉縯、劉秀兄弟威望日增,遂心萌殺機,將劉縯殺害;劉秀強忍悲痛,甚至與劉縯以前的部屬都斷絕往來,不為劉縯服喪,親向劉玄謝罪,才算保住自己這條命;後來逐漸取得劉玄信任後,才脫離劉玄的監控,獨自發展,與劉玄反目後,在鄗城自立為帝,也號漢。赤眉軍也擁立劉盆子為帝。所以一時間以劉姓建立的政權有三,一是以綠林軍為主幹的劉玄政權;一是以赤眉軍為主幹的劉盆子政權;一是劉秀自立的政權。劉玄後來被赤眉軍與劉秀夾擊,兵敗人亡。劉秀又在宜陽擊潰赤眉,並從赤眉手中取得傳國璽,逐漸統一了全國。
    這段歷史傳承在歷史學家的眼中是有爭議的;首先王莽篡漢自立新朝,自不用說是創立了新的朝代,結束了舊朝代,所以漢是滅亡了。而劉玄的政權仍號漢,建都洛陽,這個政權與以後劉秀的政權是否有相承關係呢?歷史上稱劉玄為更始帝,而劉秀的廟號為世祖,顯然認為後漢﹝又稱東漢﹞是自劉秀創始的,而劉玄只是一個過渡政權。這樣的說法會讓東漢與西漢變成兩個相互沒什麼干係的獨立政權,因為其中作為聯結的更始帝,並不被認可為劉氏政權的傳承者。所以另一派學者則認為更始帝應算是劉氏政權的傳承者,劉秀繼承其後。
    何以這樣的爭議會吵嚷不休?這就涉及了中共政權是傳承於中華民國或者是獨立的新政權。中共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另立國號,就如王莽的新朝,所以不能算是傳承舊政權,只能算是另建新政權,那麼國民政府遷來台灣,仍稱中華民國,就仍有法統上的代表性;一個中國的內涵便只能是中華民國。當然中共是完全不同意的,他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更替並不意味繼承關係的改變,所以仍能代表中國,中華民國是被取代,目前在台灣的政權只不過像劉玄一樣,是殘餘勢力,不能代表中國。
    持平而論,劉玄是劉氏皇親的族裔,其反抗王莽而建立的政權仍號漢,就不應被排除在漢朝的傳承以外,固然劉秀與之反目,其所建的政權也不承認劉玄的正統性,但事實是不容否認的。所以即便中共認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已是殘餘勢力,但一個中國的內涵卻永遠無法排除中華民國的適用。只要我們自己不消滅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則中共就只能默認其存在。

只有野心何足治國



      南宋末年的賈似道被許多歷史學家評鑑為奸相,有些言過其實;如果賈似道堪稱為奸相,那麼清朝末年的李鴻章就更是權奸巨佞之徒了。
    賈似道是宋理宗嘉熙二年的進士,在他登第之前,姐姐就已是理宗的貴妃,所以憑科舉應試登第是自己的本事,而以後在仕途上的順遂則沾了姐姐的光。不過南送末年確實人才荒,朝廷裡沒有可用之才,所以官升得快也是賈似道本人有些才幹,譬如他提出的公田法就是一例,當時南宋的財政很困難,但政府卻擁有很多公有地,所以把這些公有地拍賣以籌措政府財政開支,是當時比較能行的辦法。不過除了這點本事外,其他就很一般了。
    賈似道還有不只一點的運氣,那就是他在開慶元年,被理宗派去鎮守襄陽,當時蒙古已決定收拾南宋,蒙古大汗蒙哥親率大軍分三路南下,其中一路就是以後的元世祖忽必烈的大軍直下鄂州,襄陽就是鄂州的州政府所在地,賈似道所率宋軍就集中在這裡,龜縮城中,城外是蒙古軍的天下。如果看金庸小說《神雕俠侶》的人就知道當時郭靖跟黃蓉是怎麼固守襄陽的。不過小說中寫得戰況激烈,好像各有勝負,但現實是宋軍龜縮城中,蒙古軍強勢攻城,所幸襄陽城修得好,有內外兩座城牆,元軍久攻不下,花了四個月的功夫,卻從大京傳來蒙哥過世的消息,忽必烈急著回去搶大汗的位子,才從襄陽撤軍的,可是宋軍要給自己搽脂抹粉,就說成是擊退了蒙古軍,領軍的賈似道當然是首功,從此南宋從皇帝到百姓就只相信賈似道能應付蒙古人。
    賈似道與蒙古人簽回來的停戰協議,是每年賠款以外,理宗要向蒙古大汗稱臣,但這些都不要緊,只要面子上保住襄陽,什麼裡子都可不顧。
    到了宋度宗時,賈似道升任太師,忽必烈已爭得大汗位,便再度攻打襄陽,兩年功夫,使守將呂文煥投降,在這期間,賈似道把襄陽的戰報完全封鎖,也不加援,任其自生自滅,是至今賈似道被人稱為奸相的原因。後來似道被罷官貶逐,押解途中被監送官殺死,結束了他的一生。
    其實賈似道生逢其時,但沒有振衰起蔽的能力,加上理宗及度宗都是昏君,面對強大的蒙古軍威脅,也只能得過且過,雖然他幾度想交出權柄,度宗都極力挽留,注定南宋是要亡於他手。現今政治上也有許多人是拼命想奪取大位,卻根本沒有經營國家的能力,只有野心與立場,這就是賈似道的翻版。

2011年11月2日 星期三

人民感受最重要



   中國人從漢武帝以來獨尊儒術,以為政治上就是以儒家思想來統治人民的,其實這是一大誤解;中國兩千年來的政治都是統治者以半套的法家思想進行統治,而用儒家思想教育人民要服從統治。
    什麼叫作半套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內容是“重罰厚賞”,可是自從秦孝公第一次採用商鞅變法起,就變成了“重罰輕賞”,甚至到了秦始皇時期,更演變成“重罰不賞”。“重罰”的部分沒有改變,“厚賞”的部分則變成最後的“不賞”,所以我說是半套。
    不可否認的是法治思想有其正面積極的作用,而且也有進步的空間;“放諸四海皆準”的一體適用原則,確實比儒家注重心理特質,因人而異,因環境而異的變動性平衡原則要客觀科學。而且法治思想是可以融合儒家甚至黃老精神的,所以我說其具有進步空間。
    不過大家不要認為儒家就是不合時宜的,其實孔子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思想大成,無論在《春秋》、《論語》、《中庸》、《大學》等著作中都一再把儒家思想灌輸到統治階級的腦子裡,目的就是要統治者以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來施行統治,而人民則依其統治,進行反饋。並不是由人民來發動父慈子孝忠君愛國,而由統治者以仁政反饋人民的。尤其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就可看出許多事物是無法用法律來規範的,譬如說博愛座,阻擋救護車,見義勇為,以及企業對社會的責任,人類對環境的態度等;都需要由良知來啟發,而不能靠法令來推行。
    近來民進黨副總統參選人蘇嘉全的屏東長治鄉農舍問題,牽涉到農地農用的認定,而當初負責核定的農業課長邱紹文就一直因為該農地上的小橋流水造景不符農業用途而不予核准;而該鄉鄉長選舉由民進黨籍的許玉秀當選後,就以“施政考量”的理由將邱員撤換,而湊巧的是該案也就在沒有改善的情況下予以核准。這是否使人民感覺該鄉核准建案可因黨派色彩不同而有不同呢?其實許玉秀鄉長後來對記者大發雷霆說:「鄉長要用誰就用誰,要換誰就換誰。」「合法就合法,那需要那麼多理由?」若按地方自治法的精神,地方政府有人事任用及其獨立審核的權力,並無不妥。但人民感受呢?顯然是不符儒家所謂“恕”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