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3日 星期六

天下政客一般黑


  從前有一個人要涉水渡河,一不小心跌進了一個坑裡,他不會游泳,在水中拼命掙扎,大喊“救命”。剛好不遠的岸邊有一個正在釣魚的人,他聽到救命聲,不僅不伸出援手,反而收起釣竿走人。幸好後來一群人趕到,救起了那人。
  他們偕伴而行,因為前面不知還要涉多少水,相互有個照顧;翻過一座山後,又來到一條山澗處,大家正想如何渡水時,忽然溪底有人喊救命,剛才那人急著召大家來搭救那溺水的人,等人一上岸,始發現那人正是剛才在岸邊釣魚見死不救的人,眾人異口同聲地說:早知道就不救他了。可是那人卻平靜地說:救他!才顯得我們與他不同。
  這世界上確實有許多人的想法是以暴易暴,以牙還牙的,所以不管是加害者或是受害者,他們都是一樣的人,處境不同或手中握有的權力不同,就有不同的作為;相同處境與手握相同權力時,做出來的事都一樣。
  在台灣就是如此,在野黨批評執政黨擁有不當黨產,所以利用黨產在選舉中買票,繼續握有權力,行一黨專制之實;當政黨輪替時,在位的總統以各種公權力向財團索賄,名為政治獻金,然後在選舉中贊助自黨的候選人,當自己卸任時被以貪污罪起訴定讞,卻要求曾接受其贊助的人出來為其脫罪,否則將公佈其接受贊助的情形;這難道與另一黨有什麼不同嗎?或者反對黨、政、軍介入媒體,造成一言堂的情形;然而對自家人掌控媒體卻視而不見。這都是同樣思考模式下披著不同外衣的政客,擁有權力後都做傷天害理的事,無一例外。

2013年7月11日 星期四

用心感受


  1929至1968年這是美國歷史上種族問題最嚴重的年代,馬丁路德‧金恩就生活在這個年代,以非暴力推動美國的民權運動,當然指的就是使他那樣膚色的美國人能夠擁有參與政治的權力,但不幸的是在最後仍被種族優越主義者刺殺身亡。
  曾經有一位在學界有名的教授,生在所謂白人優越的家庭裡,從小就被灌輸黑人是下等人的觀念,甚至到商店裡買完東西結帳時,對方如果是黑人,他連付錢找錢時都不敢與黑人的手接觸,直到他在一場車禍中喪失視力為止。
  初期他仍不能適應自己無法辨識膚色的生活,後來他因此在盲人重建院裡與輔導他的人員溝通這個問題,大家都耐著性子的開導他,讓他學會了點字及使用導盲犬的技能,他事後回憶這段往事,覺得使他能重新站起來的力量就是輔導人員的耐心教導,他唯一的遺憾是他清楚辨識膚色的問題未獲解決;就在要離院前夕,他意外發覺周遭輔導他的人絕大多數是黑人時,他熱淚盈眶地跪在十字架前懺悔,從此他的偏見隨視力而去。
  在我們周遭也有這樣的例子,在過去老兵聚集的仁愛之家裡,大家聚在一起總愛談論政治,但每逢說到本省與外省族群問題時,敏感的幾位老人總示意大家放低音量注意四周,因為服務他們的人員裡許多是本省籍的人士;直到有一天其中一位老人重聽失去了聽力,他才開始注意到服務他的阿娥對他關懷備至,他離開那些聊政治的圈圈後,才發覺自己的偏見隨聽力而去。
  經過若干年來,我們的社會裡再要以口音分辨省籍也許不易,但阻隔我們彼此的高牆似乎愈築愈高,因為我們分藍綠,莫非要讓我們都變成色盲這個問題始能解決;《心經》有云:“舍利子 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願與大家分享之!

2013年7月8日 星期一

政治


  有一位作過大學校長的人想競選州議員,他的學經歷實無人能及,有一位聯邦大法官及多名內閣曾是他的學生,簡直所向披靡,勝券在握。可是就在競選進入白熱化階段,忽然冒出一緋聞來,說該校長曾與女職員有不正常的男女關係,這謠言極為惡毒,先是在其競選團隊間散播,他的競選顧問便私下問校長是否屬實,氣得校長極力撇清,接著兩三天都一再跟他的團隊成員解釋,說這是對手的抹黑;。
  後來有媒體也風聞此事,就向其團隊內成員打聽,不慎被精明的校長視破,便將那名助理當著記者的面訓斥了一頓,責怪他不趁機說明此事,然後自己對記者描述所指的那名女職員,最後補上一句:我的年紀足以作她的父親了,怎可能有染?
  小報記者得此消息,為顯自己有專訪校長的本事,便刊載了採訪內容;本平靜無波的選情頓時變得驚濤駭浪。許多大報人肉搜尋那位已離職的女職員,還作了專訪,將已徐娘年紀的女職員打扮得有如老鴇,並且事先將問答的內容也做了“修飾”,將一段已記不得內容及彼此的花邊新聞炒成了香豔淫穢的緋聞事件,老校長及女職員竟一夕之間成了西門慶與潘金蓮。
  若干年後,校長與女職員在辦公室裡茍且的 A 片情節仍在大家腦海裡揮之不去,可是誰也想不起來那是來自一場選舉中的插曲;校長當然落選走人,女職員也不知去向,當初的競選團隊早各奔東西,唯有那小報記者揚名立萬成了競選造勢公關公司的合夥經理人。
  這位校長面對緋聞的態度跟他作學問一樣一絲不茍,並再三向不明究理的人解釋,結果是越描越黑;所以面對不實指控的應對策略是現在政治人物必修的學分,其實也是政府公關的一部分;譬如說這次大埔事件,政府如果以對立面來應付這四位拒絕拆遷戶,正好把不明究理的民眾趕到了自己的反對面,而如果由已自行拆遷的群眾來應付他們則顯得輕而易舉;例如現在文林苑王家最難對付的是已拆遷的住戶,而最易對付卻是台北市政府,所以最後也是由市政府出面給予賠償才得以善了,這就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