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31日 星期六

史觀


  武訓是一個生長在清末山東堂邑的窮乞丐,原名武七,後來行乞興學的事跡為朝廷所表彰,讚譽他“垂訓於世”,才將其改名為訓。這則故事流傳到共產黨建政的前一年﹝1948﹞由電影界看中是一感人體裁,而由文藝界將其開拍成一電影。並於1951年在北京放映,首映會上還邀集周恩來、朱德、胡喬木等百位中共中央領導共同觀看;映畢並獲得在場觀眾的熱烈掌聲,朱德甚至稱讚這是一部很有教育意義的電影。
  但這部以宣揚勤苦興學精神的影片卻在毛澤東一篇社論的抨擊下逆轉成了一部“鼓勵改良主義”的反動影片。原來毛在建國之初,對於許多同志的志得意滿很不以為意,尤其他對於影片中武訓的歷史觀點很不認同,因此掀起這場思想批判的浪潮。
  武訓對於明末李自成的叛亂導致崇禎皇帝自縊煤山及水滸傳中王倫佔山為王、洪秀全起義等事件都持反對態度,恰好這些事件有影射共黨奪權的意味,所以觸怒了毛敏感的政治神經,而將此片打成右派反動勢力,而加以徹底批鬥。毛在社論中說:像武訓這樣的人,處在清末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及國內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時代,卻不去觸動封建及上層建築不合理的體制,反而為封建文化宣傳,為取得自己的文化地位,就反動地竭盡卑躬屈膝之能事,此醜行怎值得我們歌頌呢?承認或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容忍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歷史及民族的反動宣傳。
  此語一出,無疑讓此片成為了一含有封建餘毒思想的影片,社會因此大加撻伐;而且以政治手段介入文藝問題的處理,這對共和國以後的教育及文化發展都蒙上了陰影,今日所有有關思想整肅的議題也都來自這種粗暴魯莽的態度。
  台灣過去二十年來就步入這種邏輯中,任何對公眾事務的意見表達都要回溯其基本用心,檢查其是否“愛台灣”“認同這塊土地”“回歸本土”否則就是出賣台灣;然而那些真正危害台灣的人只要打著這些旗號就能橫行無阻,無事生非;這豈不是毛當年的態度嗎?

醜陋的政治


  明朝中葉發生兩次宮廷政變,兩者互相關聯,也將明朝帶入衰敗的運途,自此一蹶不振。先是奪門之變,這次事件發生在土木堡之變後,英宗被瓦刺俘虜,由其弟郕王繼位,也就是代宗;可是後來于謙抗敵成功又與瓦刺議和,將英宗釋回,代宗自然不樂意看到如此結果,所以英宗一返國就尊為太上皇,並將他軟禁在南宮,讓他無法與外界臣子聯絡。
  代宗自然信任讓他能登大寶的于謙,所以委以重任,此舉讓同樣對抗瓦刺的石亨很不是滋味,於是聯絡同遭冷落的宦官曹吉祥及御史徐有貞一起偷襲紫禁城,將英宗從南宮救出,直闖東華門,要進入奉天殿復位,守門士卒見是太上皇只好開門,這就是後來英宗復位的一場政變,因奪取東華門而立功,所以也就稱之為“奪門之變”。
  英宗復辟後曹、石二人自然受到器重,徐有貞也掌內閣,但徐是進士出身,對曹、石兩人進用私人結黨營私看不過去,便趁御史楊瑄彈劾兩人的機會,也在英宗面前批判兩人的作為;後來英宗忌憚兩人聯手將危及政權,所以姑息不究,只獎勵了楊瑄。此事竟被曹、石二人獲悉,於是準備對徐下重手除去。
  有一次英宗與徐有貞密商國事,被侍立的小太監得知內情,就將此事洩露給曹吉祥,曹故意在英宗面前提及此事,讓英宗大為驚訝,問曹是如何得知,曹說是由徐有貞告之,自此才讓英宗疏遠了徐有貞。英宗本來就懼怕曹石二人合力顛覆其政權,現又有徐有貞從中作梗,遂以除徐作為向曹石二人表態,因此徐遭罷官謫戍乃意料中事。
  曹石二人繼續變本加厲,甚至干涉英宗的政務,逾越體制,將自宅營造得比皇宮還高大富麗,有一次英宗登樓遠眺,見石亨的府第遼闊高聳,問是誰人住宅,一旁侍立的官員故意說:必是王府,否則誰敢如此僭越。讓英宗了然於胸。後來英宗在穩固自己政權後才利用一次石亨姪石彪令親信楊彪奏保他出鎮大同的機會,將楊彪逮捕訊問,讓他供出石彪賄賂一情,又利用抄家時搜出龍袍一事,嫁禍他有謀反企圖,將叔姪二人免官下獄。
  曹吉祥見石亨被除,心想不久就要整肅到自己頭上,所以一不作二不休,乾脆以自己所統禁軍起事,沒想到事機敗露,最後落得抄家滅族的下場。
  英宗為取回自己政權賄賂失意政客發動政變,一旦復位後又逐一鏟除,手段可謂毒辣;然失意政客為一己之私枉顧正義助紂為虐更令人髮指。

2013年8月30日 星期五

租用概念的新經濟


    新經濟中的租用概念,我們現在人普遍以為租用是短暫使用的概念,譬如特殊用途的車輛僅限特定用途使用,所以擁有未必划算,便以租用的方式取代;殊不知租賃該設備的廠商就是以此心理將租用的價格拉得很高,甚至有的達該設備購置費用的三分之一;現在這種租用觀念已普遍提升,像許多生產設備及公司主管的座車都以租用為原則,就是將本來擁有的概念作修正。那麼部分參加晚宴的服裝呢?佩帶的珠寶呢?甚至我們居住的房屋呢?
    過去租用或擁有的概念是以使用頻率作依據,頻率低自然以租用為宜,頻率高當然以擁有為宜,但現在這種觀念可能要改變了,物品的種類越來越多,甚至為專門用途所設計的產品也大行其道,你可能同時擁有市區裡的豪宅或郊區的別墅嗎?或者你希望上班時開方便停車的小車,而假日能帶家人出遊的休旅車,同時擁有兩者是否划算呢?所以租用的概念會取而代之。
    有人說房地產不同於一般使用觀念,它還有保值及投資的成分因素,其實這種觀念是老的消費觀念日積月累所造成的,大家都想擁有便利或舒適的房產所以將其視為資產,久而久之這類產品數量減少才產生囤積而價格上揚的現象,純粹就使用目的而言未必擁有較划算。
    擁有一百件衣服的人身上只能穿一套出門,其他九十九件躺在衣櫥裡,如果她天天換著穿最少三個月才能輪到穿一次,划算嗎?而且她絕不能忍受三個月不買新衣服;即便她天天換不一樣的衣服穿,還是有九十九件衣服躺在衣櫥裡,基於她喜新厭舊的個性,她應該將穿過的衣服租出去,然後租新的衣服回來穿,這才划算不是嗎?只是現在經濟沒有專業的人士來經營處理這些事,所以對使用者而言未必方便罷了。
    躺在衣櫥裡的舊衣可以拿出來租給別人,那麼躺在車庫裡閒置的車呢?擱在郊區的別墅呢?都可以租出去,甚至不必再擁有,需要時租用即可。什麼都可以租什麼都不奇怪,對經濟有什麼幫助呢?最大的幫助是本來閒置的被活化了,用另一個例子說明也許比較好懂,那就是失業,人找不到工作叫失業,工廠接不到訂單工人及設備都失業了,所以失業是一種閒置,讓閒置的人或物活化起來就是一種經濟,只是政府注意的是人的失業,而忘了物品及資金的失業,將他們充分利用便會在既定的GDP上呈現更大的幸福感。 

假象


  德法兩國人民自1871年的普法戰爭而結怨,該場戰爭中法國戰敗,割地賠款不說,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竟在凡爾賽宮宣告德意治帝國成立,他也在此就任第一任皇帝,從此德國就成了歐洲與法國匹敵的大國。
  這個導火線使得23年後在法國爆發了一樁事件,徹底將法國人的偽善及死要面子的心態曝露無遺,終使法國人在真象之前低頭。這個事件就是法國人人皆知的屈里弗斯事件。
  屈里弗斯是一名猶太人,當年普法戰爭時法國戰敗割讓阿爾薩斯省給德國,屈里弗斯一家人選擇保留法國國籍,所以舉家遷往巴黎,日後屈里弗斯從軍成了一名炮兵軍官,並被調往總參謀部工作。1894年法國情報機構獲得了一份情報,說在參謀總部任職的一名軍官向德國駐法使館武官透露可為德國提供一份法國炮兵佈署的情報。
  這件事傳來後,參謀總部內部人人自危,但根據諸多跡象判斷,屈里弗斯是首位被懷疑的對象,因為他曾生活在德語區,一年前父親喪禮時他還到德國參加喪禮,最主要的是他是一名猶太人,當時歐洲對猶太人最友善的國家就是德國;因此屈里弗斯先在媒體上就被列入叛徒,後來被起訴叛國罪,唯一的証據是一張手寫給那名德國武官的紙條,其實經許多專家的鑑定,筆跡與屈里弗斯的不同,但整件調查案是由一名憎恨猶太人的調查官主持,他對於筆跡不同一事的解釋是狡猾的屈里弗斯故意偽造,所以法院就依據此重判他終身流放魔鬼島,那裡有如《基督山恩仇記》中關押主角愛德蒙的伊夫島。
  但這件事未了,當法國左派政黨贏得選舉後,屈里弗斯事件被重新討論,最後上訴法院改判,推翻了以前的判決,屈里弗斯平反重回軍營,還晉升他為少校,但沒有讓他重回參謀總部,而是讓他去擔任沒有機密業務的教官。當年營救他最力的人就是左派作家左拉,左拉骨灰被移往先賢祠時,屈里弗斯擔任護靈人之一,竟在隊伍行進中遭刺受傷。
  後來他在一戰期間被召回上前線,戰後因戰功再次晉升為中校;直至1935年病逝。但二戰期間他孫女因是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甚至最後被納粹殺害。二戰中法國淪陷,法國政府為了團結民心將他豎立雕像,戰後一直到2006年左派席哈克執政,有人建議將他遺骨改葬先賢祠,但仍有人反對。至今許多法國人將此事件中那種深藏內心的醜陋作為比喻,並拍攝了電影。所以我們看到一個事件被扭曲後的結果,一百多年都過去了,那個深植人心的誤解怎麼也塗抹不去,儘管他及其子孫為法國貢獻一生。

2013年8月29日 星期四

新的復古思潮


從各種跡象都顯示美式消費文化將趨沒落,而德式簡約主義將大行其道;由於近年來原物料價格的波動及全球氣候變遷議題引發人們對所處環境及自我生活習慣有了反思,過去曾引領世界經濟的美式消費文化似乎已不符時代的要求,例如拋棄式商品、低價競爭策略、租借取代購買等消費潮流;取而代之的可能是簡約主義的消費文化,例如商品回收再製、以物易物的交易新模式等;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簡約主義將扭轉人們對財富的價值觀,強調社會互動的積極性,甚至個人器捐的新思維。
十餘年前我有一次德國行,恰好有機會住在一個當地民宿旅館裡,一對老夫妻過著他們暇意的退休生活,他們的房子屬於政府保護的古蹟,所以政府常會來查看並提供修繕,這對夫妻沒有子女,房子是祖上遺留下來的財產,我很好奇他們決定身後將房子捐給政府,而理由竟是只有政府會照顧好這棟房子,並讓民宿繼續經營下去。他們每年要參加一次出國旅遊及數次國內旅遊,還要寫有關旅遊的經歷,因為那是政府的福利也是一種教育。
最驚訝的是那位房東女士的一個五斗櫃,樣子看起來已有歲月的痕跡,她在我住在那裡的幾天中不斷與社區的木匠聯繫要修這個櫃子,經過不只一次的討論,後來櫃子修好搬回來,讓我大吃一驚,櫃子的顏色及大小似乎變了樣,當我問修理價格時更是嚇一跳,竟然比買一個新的還貴,我奇怪的問房東女士為何要這樣作,她的解釋是,這個櫃子是她祖母的祖母所留下來的嫁妝,原來的樣子是個高大有六尺高五尺寬的衣櫃,與現在僅有一個鞋櫃大小是差很多的,但所有人都覺得仍比新的好,因為它的歷史沒有任何新櫃子能取代。
這種惜物的觀念我後來在德國旅遊看到了更多,路上的汽車有近三十年以上車齡的,部分鄉下的道路仍是當年石頭砌的,許多女孩子穿著她們祖母的衣服參加禮拜;這些東西都需要耐心的維護,而那些老工藝師傅們仍延用他們祖傳的手藝與工具修復這些古老的東西,所以他們的社會對外開放時他們無所懼,因為有一種傳統的觀念在保護著他們。

中傷


  紀昀在他《閱微草堂筆記》裡說到兩則在別人背後議人長短造謠中傷的故事:
  有一富人家的奴僕終日游手好閒,被主人辭退後,懷恨在心,便造謠說主人家如何生活淫亂等,因為說得繪聲繪影,讓許多人信以為真;可這家主人聽了卻氣得跺腳無處申訴,又不願與這樣卑劣小人計較失了風度。然而一天,那奴才又在茶館裡搬弄是非,說得眉飛色舞,讓人聽得入神;可是竟一口痰嗆住便暈厥過去,旁觀者還以為這人演戲,都坐視不理,此奴才就此一命嗚呼;死後不久,屍首又被野狗刨出吃了個血肉模糊,真是惡有惡報。
  又說一個叫楊甲的人與一儒師有隙,便向村人造謠說那儒師道貌岸然,其實一肚子男盜女娼,他近來撫養一友人之子,竟夜裡裹著男童入眠,分明將孩子視為臠童,供其逞慾。其實儒師視友人子如己出,恐其喪父無依夜裡見他在被窩裡啜泣,便擁他入睡,示以父愛。而今聞鄉人都責備他,百口莫辯,只好將孩子送還他在江上運糧的叔父收養。
  過了若干年,儒師及楊甲都相繼過世;楊甲妻子改嫁,留下一幼子賣給富家人為奴,因生得眉清目秀,竟成了主人的臠童,每天帶著招搖過市,鄉裡人見此景,無不為之嘆息。
  紀昀生活的年代裡媒體不如現在發達,許多街談巷議被有心人故意添油加醋,時有所聞;然而今日傳媒如此發達,照樣無是生非,絲毫不減;所以誹謗不因媒體的多寡而呈現真實,卻更可能以訛傳訛以假亂真。最近誣指苗栗縣長劉政鴻涉入竹南地政事務所主任賴紹本自殺身亡案,就是一樁造謠中傷的案例,他們是否也會有上述中傷者一樣的下場呢?

花非花


  秦末陳勝吳廣的大澤鄉起義﹝西元前209年﹞,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西元184年﹞,東晉末年的盧循、孫恩之亂﹝西元399年─411年﹞,隋末瓦崗軍之變﹝西元611年﹞,唐末的黃巢之亂﹝西元875年﹞,北宋末年的宋江起義﹝西元1119年﹞,元末的紅巾軍起義﹝西元1351年﹞,明末李自成之亂﹝西元1629年﹞,清末太平天國之亂﹝西元1851年﹞;以上這些歷史上的民變都是直接或間接導致該朝代滅亡的主因。
  民變在各朝都以不同的角度詮釋,有的冠以起義之名,有的冠以為亂之名,然而不論何者,其結果顯然都歷經更慘烈的狀況,例如陳勝吳廣揭竿起義後,天下大亂一直持續了近七年才底定,損傷人命何止百萬;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到晉統一天下也將近82年,其動盪也令人咋舌;所以“革命”“起義”“解放”這些名詞在野心家口中說得像悲天憫人一般慷慨激昂,而實際上卻都是由百姓付出最慘痛的代價,結果自然是由野心家收割了去。
  如今的茉莉花革命在阿拉伯世界漫延開來,我們尚未看到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受益,絕大多數都仍在被鎮壓中,像埃及趕走了一個獨裁者來了個宗教狂熱分子,人民分成兩派在街頭上相互廝殺;敘利亞人民更招獨裁者以化學武器毒殺,全世界都把這樣的悲劇當電影一般欣賞,為出手援救找各式各樣的理由推辭;咱們為搭此班列車竟將一場街頭運動也冠以革命之名;殊不知這是對那些被壓迫無助人民的嘲諷。

2013年8月26日 星期一

信賴


  一名警察押送一名犯詐欺罪的犯人乘坐囚車由甲監移至乙監,途中司機向後車箱中的警察問道:大哥!我早上出門連早點也來不及吃,可否在前面有早餐店的地方停車,讓我祭祭五臟廟。警察嚴肅的回拒道:這是違反規定的,出了問題,我不好交待。
  車子又向前行駛了一陣,警察忽然想小解,他以對講機跟司機說:等一下找個空曠的地方停一下車,我想上廁所。司機想起剛才警察回拒他的話,以調侃的語氣說:大哥!不是有規定不准路上停車的嗎?警察對司機如此報復的回答,記恨在心裡。
  詐欺犯心想這兩人有矛盾,自己有機可乘,於是他說道:咱們這不是自己折磨自己嗎?你們只要讓我下車打通電話給我那口子,我保證老老實實不給你們找一丁點兒麻煩。司機聽了對警察說:老哥!您就別固執了,咱們這不是各取所需嗎?警察想了又想,自己膀胱實在也憋不住了,便說道:前面加油站暫停,誰都不准耍花樣!
  車子眼見繞過一個小山坡就要到達一路旁附設有餐廳及便利店的加油站,此刻正要穿過一隧道,車子進入隧道後就像墜入五里霧中,他們正透過時間門轉換到了一個與他們生活一模一樣的世界,只是那裡沒有任何人。
  三人這時都不知所措,任由車子向前行駛了好一陣子才停了下來,各自坐在座位上腦中一片空白;接著他們花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讓自己了解自己的處境及認知不再可能回到原來世界的事實。那麼他們在原來世界的角色是否因此也有了變化呢?靠法律才有的警察角色仍具有權威嗎?需要一部車輛才能展現駕駛技術的司機仍有用武之地嗎?曾因犯有詐欺罪的嫌犯仍有限制自由的必要嗎?
  他們為了活下去有了若干角色上的調整,警察過去在家蒔花剪草的技術現在有了需求,曾有修補住家屋頂經驗的司機如今也成了大家的救星,精於算計的詐欺犯也能製作陷阱及捕魚,讓大家偶而打打牙祭,他們發現誰也離不開誰。就這樣過了幾年,沒有人懷疑這就是他們今後要長久生活的地方。一天詐欺犯發現了一個山洞,由他的經驗判斷,那裡面住著熊,一整個熊的家族,因此他齊集了警察及司機,準備一探究竟,就在他們深入洞穴時,一陣迷霧飄來,他們同時都被迷霧籠罩,接著他們就回到了原來的世界,司機仍坐在駕駛座上開車,警察在後車箱看管著戴上手銬的詐欺犯,車子駛出隧道時的那道亮光顯得格外刺眼,加油站就在眼前。
  警察在下車時一面鬆開詐欺犯的手銬,一面對司機說:好好祭祭你的五臟廟。回頭又對犯人說:跟你女人說叫她等你。詐欺犯興奮地向前小跑幾步後回頭對他說:我還會跟她說:我學會了與人相處的方式。司機有些狐疑地大聲問:什麼方式?犯人神秘的笑著朝電話亭跑去。司機回頭看警察:你不怕他跑了。警察聳聳肩沒有回應。

變調的詠春曲


  相信世界上許多人曾在2010年12月突尼西亞爆發“阿拉伯之春”運動以來是寄予無限希望的,初期看到長期在突尼西亞執政的班‧阿里政權被一群靠著網路無組織的民眾推翻時,世人是震驚且給予祝福的;接著埃及、利比亞、葉門、敘利亞、巴林等十五國相繼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世人更相信這是一股不可擋的趨勢,也讚佩阿拉伯人民的勇氣與選擇。但時至今日,敘利亞的內戰讓人心急如焚,埃及的街頭暴動及鎮壓讓人揪心,更使人看到歐美國家的冷酷無情,他們選擇性的看待這個事件,坐視每天成千上萬無辜百姓的死傷。
  悲慟之餘,我們不僅要問這次運動的主題─自由民主,為什麼到最後都變了調?尤其伊斯蘭宗教意識還是被搬上檯面來與自由民主抗衡,難道這些長期受到以宗教名義壓制人權的百姓仍不覺醒,或者他們不甘被所謂的“世俗化”?尤其當軍方介入政爭時,手無寸鐵的百姓便開始分邊站,他們等待另一邊的人被消滅,然後自己重新回到牢籠裡,過被壓迫的日子。這是何等可悲呀?於是有人開始懷疑阿拉伯人民不是受制於高壓統治者,而是伊斯蘭教,或者更正確地說是自己牢不可破的意識形態。
  難道阿拉伯人是無可救藥的嗎?其實土耳其的例子可以提供答案,土耳其人深受宗教意識之害,所以全體土耳其人決定將宗教排除在其民主進程之外,代價當然免不了初期的陣痛,至今街頭上仍有零星的炸彈攻擊事件,但不得不給土耳其人鼓掌的是,絕大多數人都相信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他們選出了凱莫爾作他們的領導人,以獨裁手段強制世俗化的民主。這無疑令人錯愕,自由民主的基礎竟是獨裁者強力手段下建立起來的。
  阿拉伯可能有春天嗎?拋棄宗教意識,不再寄望外界的憐憫,不講求過程中的瑕疵,一心一意,茉莉花才能再開滿這個曾被上帝遺忘的世界。同情阿拉伯人之餘,我們是否也該內省自己的處境呢?我們曾在威權體制下生活近半世紀,是誰讓我們脫離的呢?有政客恬不知恥的自己邀功,且每次都拿威權的幽靈恐嚇人民,甚至在讓人民選擇生活方式的基本態度上都反其道而行,原來他們都是假借民主之名而行意識形態之爭。

2013年8月25日 星期日

變色龍


  中共領導人從江澤民以來已經三屆都擁有國家主席、黨總書記、軍委主席三重身分,所有出訪及參加國際會議都是以國家主席的身分與會,雖然實權在總理身上,但還是分別與各國領袖會面甚至談論有關實質的雙邊問題,作為中國領導人就必須擁有這樣的頭銜,否則極不相稱。
    總書記是黨的最高領導人,自毛澤東以後,主席一職就不再他授,而由總書記來代替,中共相信黨是掌控國家的機器,所以黨是一切權力的來源,最高領導人若沒有黨職怎可說服民眾,所以必需以總書記之名領導黨。
    軍委會其實是黨內總管軍務的委員會,集一切軍政軍令軍需於一身,當年毛講槍桿子出政權,所以不掌握槍桿子如何能安心呢?因此中共的領導人也必需是軍委主席,當年鄧小平就讓出了國家主席及總書記的職務,卻一直不肯放棄軍委主席一職,也就是在軍委會議上批判趙紫陽在天安門事件上的軟弱,才讓趙下台的;所以至目前為止後鄧時代還沒人敢放棄軍委主席一職的,連胡錦濤上台時另兩項職位已在手,軍委主席職仍在江手上,都畢恭畢敬深恐半路殺出程咬金來。
    許多國家的領導人也都同時擁有上述三項職務,國家領袖及三軍統帥且是執政黨的黨魁,但為何在中國就變得有些奇怪,其中原因即是:同時擁有這三項職務者必不是虛位元首,而是實際的執政者,但中國卻將國家主席一職定位於榮譽職,這就令人百思不解了;原來中國將國家、軍隊、黨的位階定的與其他國家有很大出入所致,黨底下的軍委會可以將黨的最高領導人撤換,黨的領導人可以廢除國家領導人的職位,如此邏輯,軍委會高於黨,黨高於國家,這才是矛盾之所在。
   這在我們台灣人的想法中是不可思議的,但我們也有一些令人搞不清楚的邏輯,像我們國立大學附屬醫院裡的醫師因職務過失受到國家機構的糾正,可以叫太太出來抨擊自己服務的機關黑箱作業,自己在社會事件中強出頭批評政府,這時他不是公務員不是專業人士也不是學者他是老百姓,他的邏輯與中共領導人擁有三項頭銜有異曲同工之妙,就是什麼時候該以什麼身分說什麼話都游刃有餘;這沒有矛盾嗎?

呆滯


  在現今社會裡“獨裁”及“一言堂”已不再只是一個組織墮落的現象,集體決策的無效率與吹毛求疵,甚至過分妥協以致偏離主題的結論,逐漸取代前者成為世紀之害;唯一的好處是再也找不到那個始作俑者,問題的後果像顆炸彈在眾人之前炸開來,每個人都受到彈片的傷害,卻再也無法拼回原來炸彈的模樣。
  英國歷史學家帕金森魚1957年提出一個理論,稱之為“帕金森瑣碎定理”,意指越大的組織花費越多的時間討論無關緊要的瑣事現象。例如一個以生產核子反應爐的公司討論是否在自家公司裡設置腳踏車車庫的議題,結果你會發現員工在設置車庫議題上的討論,範圍及後續影響狀況都遠超過他們對自家產品的討論;而結論經常是完美車庫的藍圖永遠無法定案,而安全有虞的產品卻大量販售了出去。
  這種不良組織的現象至少有下列八種:一是冗員的增加;二是由中間派決定;三是雞毛蒜皮成為最終的決策關鍵;四是無效率;五是永遠由庸才領導團隊;六是會議的重要性由會場的佈置及參與人數決定;七是主管是由一群患有不等症狀的妒嫉病人所組成;八是退休症候群,職位越高的人越難找到替代人選,且在他退休的前幾年,公司裡佔據最多討論話題的主角就是他。
  我們社會有無此類現象呢?也許不該如此問,應該是1957年一個糟老頭竟預言了今日台灣社會的各種現象,他憑什麼?
  我們政府以各種委員會、專家學者會議來取代政治人物的決策,像國是會議;流彈四射的討論變成社會主流意見,像一般法院接手軍審;站對邊的學者不能成為眾矢之的,他的過錯必須合理化,致使其過錯者是栽贓抹黑,如柯文哲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