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6日 星期六

改革者的信念



    最近有許多人都批評馬政府的改革像北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主要取其因王安石的“剛愎自用”及“任用非人”而導致變法以失敗收場;其實這種“唱衰”的論調不但未對北宋當時的歷史背景有所了解,可能也錯估了目前的政治形勢,也許當下的台灣不需要王安石的變法內容,但欠缺一個像王安石一樣有改革信念的政治領袖,帶領大家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王安石是在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向神宗提出了變法的想法,而讓當時初登基的神宗感到變法的迫切,以致於實施新法的;所以也稱為熙寧變法。其實早在神宗祖父宋仁宗時,政府就已感到國家財政不足,例如當時每年支付給軍公教人員的薪俸就佔了歲出的85%,而且本來尚有盈餘的情況到了仁宗末年就幾乎打平,所以在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由范仲淹等人向仁宗提出了裁汰冗員的“慶曆新政”;這個小幅度的改革計畫主要是以公務員為改革的對象,但卻引爆了守舊派官員與商人的群起反抗,最後是在意志不堅定的仁宗不力挺的情況下而告失敗;這次的新政很可惜未能成功,但對25年後的王安石變法更是影響至鉅;我們不妨把慶曆新政視作是當時的一項“撙節計畫”,因為功敗垂成,所以迫使王安石的變法內容閃過了實際造成國家財政惡化的龐大官僚體系,卻向農民與商人下手,這才是熙寧變法真正失敗的原因。
    王安石變法的方向及內容也許不盡如人意,但他改革的信念是值得後世執政者學習的;司馬光是他政改上最大的反對者,曾寫《與王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說他搞一個“制置三司條例司”的太上機關,把持了所有的政府財政,分明侵奪了體制,是「侵官」的行為;又搞一個“常平廣惠倉使”的官吏四處收購過剩的穀物,待欠糧時釋出,是與民爭利的「征利」行為;破格任用而對微言新政者不加理會是「拒諫」;散青苗錢與實行均輸法是盡奪商賈之利的「致怨」行為。王安石在面對司馬光這樣的指控時也寫了一封《答司馬諫議書》說:“如君實責我以在久位,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意思是說,如果你是在責備我在位已久,仍未幫助聖上實踐他的宏圖大略,以嘉惠人民,那我是知罪的;若認為我現在應該取消改革,恢復以前的制度,什麼也不作,那就不是我敢認同的了。
    王安石因變法兩度被罷黜,第一次被罷,在離京至江寧途中作了《泊船瓜州》一詩:“京口瓜州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就說明他雖遭罷職,仍堅持改革的理念,這就是今日所有的執政者應該有的信念,而不是人云亦云,見風使舵。

2012年5月24日 星期四

施政要有方向



    與孔子幾乎同處一個世代的晏嬰,自繼承他父親晏弱上大夫的爵位後,就一直在齊國的朝廷中擔任要職,歷任靈公、莊公、景公三朝,輔政達四十餘年;在歷史上留下很多的典故紀錄,譬如說他出使楚國時,讓他走小門故意侮辱他,他卻以不賢者使不肖國的比喻回應楚王,使楚國因此對他寡目相看;他也曾二桃殺三士,巧計去除景公的三個寵臣;並屢勸景公不要奢靡、濫刑,並施惠人民。孔子曾贊他:救民百姓而不誇,行補三君而不有,是真君子也。
    但晏嬰一生輔佐齊政卻沒有挽救齊國逐步下滑的國運,在他當政期間,發生像崔杼弒莊公的事件;對田乞收買人心的舉措雖有所警惕,卻也只能坐視,以致引發後來的宮廷政變。所以晏嬰雖然廉潔自持,對三位國君也都適時予以勸諫,然而似乎對瀕臨頹勢中的國家沒有任何振衰起蔽的功效。
    晏嬰之所以無法讓國家恢復往日雄風,有兩件歷史上記載的事可讓我們略窺一二;首先是當孔子來到齊國,齊景公想任用孔子時,晏嬰出面阻止說:這些儒者能言善辯,不以法度來規範;高傲自大自以為是,不能任用他們來教育百姓;他們崇尚喪禮盡情致哀,破費財產厚葬死人,不可將此成為習俗;他們到處游說求貸,不可治理國家。周朝自聖賢相繼去世,王室衰落以後,禮樂早就殘缺不全。而孔丘盛裝打扮繁瑣的規定尊卑上下的禮儀,這要花幾輩子的時間來學習,用此來改善齊國老百姓的習俗,似乎是緩不濟急的。因此景公打消了聘任孔子的計畫,但從晏嬰對孔子的批評看來,也不大中肯,尤其在教化人民方面,晏嬰與孔子的思考方向可說是南轅北轍,從上述這段話中可略微看出,晏嬰想走法家的路─富國強兵。
    可是在韓非子有關《貴踴》一則故事中又透露他反對齊景公用刑過度的作法;故事是這樣說的,景公探望晏子看到他住的房子很小,又在吵雜的市場旁,就請他搬到京城的御花園裡去住;晏子一再推辭說:我家貧,每日都要靠購買食物過日子,離市場近些好。景公笑他說:難道你離市場近,方便知道物品的貴賤,而有益於你的施政嗎?晏嬰不好意思的點頭稱是,並接著說:像我打聽到近來給受過刖足之刑人穿的義肢變貴了,就是一件很重要的施政參考。景公問這是什麼緣故?晏子回答:表示刑罰太過了。景公因此驚懼於自己的殘暴而減刑。韓非特別批評他不去計較用刑得當與否,卻以用刑過度對景公勸諫,顯然晏嬰又不像法家那麼講求嚴刑峻罰。
    由此可看出,晏嬰在治理國家方面既不想用教化人民循循善誘的儒家方法,也不想用法家的嚴刑峻罰,而任令國家被寵臣權臣所蹂躪,這也就是晏嬰在治國上一無成就的主要原因。
    如今政府執政也有讓人民看不出方向的缺失,所以儘管原則是作“對人民有利”的事,但人民也要知道將被帶往的方向。

2012年5月23日 星期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孔子說:具備德性的人,所說的話是符合正道的,所以滔滔不絕,義正辭嚴;但滔滔不絕,言語犀利的人卻不一定具有德性。有仁心的人,見到不義的事就會挺身而出,所以他們有無比的勇氣;但具備勇氣的人,或只是一時血氣衝動,未必具備仁心。
    孔子以為德性與仁心是事情的根本,言語與勇氣只是事情的表象,有了基本的仁德,便自然擁有言語的能力及對抗不義的勇氣。但只知拍馬逢迎的人也有很好的語言能力,與人爭強鬥狠的人也有血氣之勇,但他們都不具有仁德的本性。因此孔子告訴我們要從其本性來判斷一個人的好壞,而不能從其表象來斷定。
    最近監察院長王建煊把自己在任內六年的薪資捐作公益,並出版新作《公平正義何處尋?》書中有些比喻或許不甚恰當,但確實表達了一位關愛社會人士的心態;然而像他這樣的人卻因贊同馬政府的主張而成為親綠媒體撻伐的對象,有人說他作秀,有人說他是在與吳敦義爭黨內接班位置,有人罵他不務正業,有人罵他老不休;這就是孔子所指“有言者,不必有德”的台灣媒體現象─“只作政治打手不顧公義是非”。
    王建煊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所說的一個例子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那就是整個社會被一股小的力量綁架,而無法真正把大眾的意見表達出來;譬如有些媒體就只把油電價格上漲影響民生的問題突顯,而不願從價格合理化或改善國營事業的經營的方向作討論,就是利用議題作政治操作,何益於社會?
    由於政府復徵證所稅,影響了企業主從發行股票上的獲利,因此有的假借投資大眾之名,有的以證券從業者的身分,向政府嗆聲說:“如此作,無疑是向一患感冒的人宣佈其患癌症的訊息一般。”“這樣作,使許多想到台灣上市的企業為之縮手。”這些說法都在証明一件事,就是以往台灣的投資環境過於偏袒企業及財團;而把這個社會的大部分責任都丟給了靠薪資所得維生的人;從過去十五年的統計發現,這些企業不但未對這個社會作任何回饋,甚至不斷以派遣工、無薪假、責任制等一切可苛刻員工的方式進行剝削,更遑論為員工加薪了;今天大家都埋怨政府政策使所得分配不均,使社會兩極化,但為資本利得課稅時,竟又與企業及財團站在同一邊批評政府,難道這才是民意。原來在背後扭曲操作的就是那些只顧自己政治利益的政客。

2012年5月22日 星期二

臣利立而主利滅



    韓非子說: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意思是:若領導人與屬下間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就是屬下不忠於主的原因,屬下的利益若實現了,自然領導人的利益就消失了。
    韓非說這句話是要否定君臣間“忠”的特定倫理關係,原因是君臣間的利益是不一致的;這就像社會主義認定勞資雙方存在著必然的矛盾。但現在資本主義制度經過改良後,使員工也擁有公司的股權,而使股東與員工間的利益漸趨於一致後,其矛盾衝突的情況就有了顯著的改善;所以由公司管理者主動釋股給員工的作法,減少了彼此的摩擦,成為使公司穩定的重要策略。
    現實的政治環境也充滿各式的衝突與矛盾,執政者調和彼此利益使趨於一致的作法,便成為現代政治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其中所得稅與社會保險制度就是非常重要的調節手段;只不過在國家的初期發展階段,為了吸引企業投資,便以優惠稅率或停徵等便宜措施從事,甚至也忽略社會保險等增加企業負擔的因素;當國家步入發展的常軌後,就必須嚴格面對這些權宜措施的調整問題,否則社會上這類不公平現象的累積將動搖社會的基礎。
    台灣在進入經濟成熟的階段後,必須以提升生產力的方式增進競爭力,而放棄以犧牲租稅公平或降低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提升競爭力,這便是近年來政府取消投資抵減及開始要對資本利得課稅的理由;全民也應該理解這是社會發展過程中脫胎換骨的正常現象,而不應隨政客的煽動起舞。
    只有政府與人民的利益一致時,社會才會團結一致,朝共同的方向努力,而迅速躍升;相反地,社會在政客操弄下分裂,相互抵銷彼此的努力,則原地踏步,甚至倒退,這就是不進反退的原因。台灣社會在經歷多年政治上的惡鬥後,人民的生活及收入都大不如前,但政客依舊不停地操弄人民使彼此仇恨,不信任政府,他們因此從中獲取政治利益,卻讓人民繼續沉淪。這不就是“臣利立而主利滅”的現象嗎?

2012年5月20日 星期日

訥於言,敏於行



    劉向在《說苑‧說叢》中說: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之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意思是作為有道德修養的君子往往少言寡語,但句句真實;而缺乏道德修養的小人往往夸夸而談,卻言之無物。君子作學問,不僅耳朵聽見記在心裡,更時時刻刻以行動實踐;君子所從事的事,在開始時顯得微不足道,但最後將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君子很少從順利的一面考慮,而多從困難的一面思考,以使事情周全。君子對獲取幫助有所選擇,絕不以原則作妥協;但施予卻從不考慮對方的情況,絕不以立場論是非。君子在學問道德的修為上是充實圓滿的,但態度上謙卑有禮。
    劉向整句話就是在闡述孔子“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的意旨。由孔子在言行上所使用“訥”與“敏”的角度看來,孔子是主張減少言語的浮誇,多落實於行動。劉向即從孔子所稱的“訥”與“敏”上分成四個層次來詳作說明。首先劉向以作學問的觀點來看君子,用今天的說法就是君子不能光說不練;其次是君子選擇眾人不注意的地方作起,用現在的話說君子不作秀;對問題從困難的一面思考使其周全,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務實努力以求圓滿;接受幫助卻不犧牲原則,施予而不講利害,以現在的話說就是堅守正義的原則。
    引用到施政上,就是人民所期望的執政特質;2012台灣大選前,國、民兩黨在兩岸政策上是壁壘分明,從直航、開放陸生、陸客到ECFA談判,民進黨都是持反對態度的,甚至為此在立法院及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的事件中都強力動員民意代表及支持群眾作非理性抗爭,引起國際矚目;但在2012大選時,眼見許多中間經濟選民對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表達不信任時,該黨的政策隨即有了不同方向的改變,首先是強調其執政期間“小三通”及“春節包機”的政績,然後又從堅決否定認九二共識的立場轉為接受ECFA的談判結果;該黨從基本立場上所作的轉變,其實都是為了選票考量,因此在敗選後,立刻恢復本來面貌,對憲法上多年奉行的“一國兩區”再度發動對馬兩岸政策的抨擊。這不正是劉向所謂“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的反面教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