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2日 星期五

奈何小英語塞,楚瑜切齒



    最近又屆選舉,老農津貼又搬上檯面,成為政客公然賄賂選民的工具,民進黨以榮民可加六百元為何老農一千元加不得?軍公教加薪,為何獨漏老農?最低工資可調升5.03%,老農就該乾瞪眼嗎?親藍名嘴就搬出2007年蔡英文作行政院副院長時公開反對老農津貼增加一千元,甚至不惜抗稅來抵制的話來質問蔡主席。蔡的答覆是:現在環境變遷;農民生產成本提高;與其他階層比較的三個理由作為她贊成增加老農津貼的理由。
  説到環境變牽到底她是指她現在她要選總統了,還是指政府財政已經改善了呢?說到農民生產成本提高,那就不只是老農的生產成本提高了,而是所有的農業生產成本都提高了,所以解決這個問題,應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或作某些補貼措施使生產成本降低才是。說到與其他階層比較,民進黨意有所指的就是榮民,但榮民這次調高六百元是以榮民基金作為財政基礎,沒有動用國家財政呀!且所調金額是六百元,也不是一千元呀!其實我們辛苦的反駁蔡主席的三個理由,都嫌庸人自擾了,真正的理由是:老娘要選總統,花國家的錢比自己掏腰包好。
  見到國民黨的立場動搖,怕又拿香跟著拜,就放大分貝的強調說這是民進黨先提出的。問到老馬,他竟又推給立法院去決定,於是氣燄愈燒愈旺,這下成了不贊成增加老農津貼的就是亂臣賊子,不體諒老農的辛苦,大家用選票抵制他。這種愈演愈烈的形勢看在一個人眼裡是直呼“笨死了”,那個人就是楚瑜兄,幹嘛好事不自己作呢?這種行政官僚早該淘汰了,連散財童子都作不好,還怎麼作總統?
  這事熱鬧之際有一個不識相的稅改聯盟出來湊一角,把藍綠各打一巴掌,指責不檢討根本制度,只知政策買票。不過有一位曾在綠朝時作過政務委員的林萬億說:陳水扁以選舉考量在2007年加碼老農津貼,結果還是輸了選舉。這句話有意思,但政客跟我們理解這句話的意義完全相反,他們會說:加一千輸了,就加兩千嘛!慷他人之慨誰不會?

2011年7月21日 星期四

認知



    中國歷史上外族善治者,有鮮卑的拓跋珪及氐族的苻堅,兩人皆是東晉武帝年間的北方部落領袖,建立了自己民族的國家。其中苻堅還有一漢人良相王猛的的輔佐,實可統一全國,成就一代盛世,但卻在王猛死後,一反常態,剛愎自用,堅持南伐東晉,結果淝水一役,被打得落花流水,回國後,其他鮮卑族、羌族、丁零、烏丸等趁機反叛,被圍在長安城裡,斷糧無炊,突圍逃出,又被羌族的姚萇逮住,將他絞死。下場可謂淒慘。
  苻堅為什麼在王猛死後,不顧其遺言交代,也聽不進其弟苻融的勸諫,在眾臣反對的情況下伐晉?先看王猛是如何說的,“晉雖侷促偏僻,但畢竟是正朔相承,應勤修鄰國之禮,不應肆意圖襲。但鮮卑、羌酋是國家仇敵,終必為大患,應逐漸根除,以利社稷。”王猛顯然已將秦未來的發展方向作了清楚的規劃,就是先統一北方,再與晉計較。聰明的苻堅為何置若罔聞?因為苻堅自以為北方已是其囊中物,而滅晉後即可完成統一大業。這是認知上犯了非常嚴重的錯誤,且急功近利。
  伐晉的大軍從長安到淝水濱,綿延數千里,沿途紮寨掠奪,實際到淝北大營的只十餘萬人,且胡漢雜處。最主要的是缺乏伐晉的一個好理由。所以一接戰,只聽到一個東晉降將朱序的吆喝就潰不成軍。
  從苻堅的敗亡經過可檢討今日藍綠選戰的情況。苻堅同意王猛的規劃,但對暫時安定的北方認為是自己囊中物及鄙視東晉的兩種認知,都是錯誤的。小英主席誇下囊括南台灣70%選票的海口及對政策持續閃躲的策略,似乎也是一種認知上的錯誤。畢竟決定這場選舉的關鍵是這些年落難的中產階級,馬英九使盡吃奶力量還是不見支持度回升的主要原因,是這批落難中產階級無法感受到自己生活的改善,所以對馬失望所致。而蔡主席如果仍沉迷於老農對她的溫暖懷抱,而不願提出對落難中產階級的有利政策,屆時也只是馬的得票難看而已,小英依舊徘徊凱道罷了。

2011年7月19日 星期二

確立國家目標,帶給人民希望

  三國時的吳國是孫堅率領一批淮泗的將士在今江北一帶開始紮下基礎的,當時他隸屬於袁術,袁術派他去攻打荊州劉表,卻被劉表手下的黃祖所射殺,死後由孫策接掌他所遺的官職。孫策想為父報仇,但遲遲得不到袁術的支援,只好東渡到江東,開始孫吳的地盤鞏固。後來袁術自立為王,孫策便藉機脫離,獨立自成一區。
  孫策是一個明斷果敢的人,且很有鬥志,在江東勢如破竹的打下一片天下,無人敢攖其鋒。當時許多以前在袁術、袁紹手下的將領紛紛來投奔他,周瑜及張昭就是代表性人物,後來周瑜還引介魯肅來,可謂人才濟濟。但可惜的是孫策僅活到26歲就意外被刺身亡了,由其弟孫權接其位。
  東吳稱帝是自孫權開始的,孫權相對於孫策較謹慎,凡事要有十足把握才行動,決不冒進。他也是三國中最後稱帝的。
  東吳與蜀漢有許多相似之處: 一是都屬外來政權,對本來在地的政權採取壓制及籠絡的兩手策略。二是創業的領導人都短命,孫策或劉備都如此,而且都託孤給他人,劉備託孤給諸葛亮,孫策託孤給張昭。三是都缺乏國家開拓的願景,領導人都沒有企圖心。
  首先分析其外來政權的在地化政策,如果在地菁英有助於國家發展策略的,大力拔擢起用,否則一律革除,當時的吳郡太守許貢及我〈沒有族群差異只有爭權奪利〉一文中的李嚴便是東吳及蜀漢的各一例。那麼什麼是國家發展策略呢?對東吳及蜀漢而言都是一致的,就是穩固。誰違反了這項原則,都得受到最嚴厲的制裁。
  第二點是國家起造人壯志未酬身先死,這是所有歷史上各短命王朝的通例。因為一個創建國家的人有他創建的構想及集其一身的資源,當他殞命時,這些構想及資源都渙散掉了,沒有任何人可取而代之,即便像諸葛亮如此忠貞的人,也只能維繫其政權,無法作更廣闊的發展。
  三則是領導人所須具備的特質,要提供願景給你團隊中的每一個人,甚至每一個國民,讓他們能為目標努力。這也就是領導人要具備旺盛的企圖心,燃燒你周邊同志的熱情。蜀漢的劉禪及東吳的孫權都不具備這樣的特質,所以他們的團隊最後會腐化,內部矛盾,因為缺乏國家偉大的目標,只好幹雞腸鳥肚的勾當了。
  好像咱們的未來領導人也不具備這些嗎?

2011年7月18日 星期一

名不正言不順的下場

  太子朱標在未即位之前就已病逝,使得朱元璋只好另立繼承人,但這次他沒有從二十六個兒子中挑選繼承人,而是立了朱標的兒子朱允炆,這是導致後來朱棣發起靖難叛變的主因。朱元璋其實生前對自己這項安排是有自信的,他把四個兒子派到北方去戍邊,又誅殺許多跟著他一起打拼起家的功臣,成立錦衣衛展開對各親王大臣的監控,且把所有的兵權都集中到中央來,這些處心積慮的措施都在防他身後的叛變。但終究人算不如天算,從他死後的三年半裡,整個國家就陷入了爭位的變亂中。我在政治傳承一文中特別詳細的解釋了封建傳位的原則─立嫡立長。朱元璋在太子朱標過世後,立皇太孫朱允炆,就是一件不符封建傳位原則的異舉,所以遭致禍亂,也算意料中事。朱允炆對朱標而言算是嫡子,但對朱元璋而言,顯然就不是嫡了,這時就要遵循立長的規定,當時朱元璋次子秦王朱樉及三子晉王朱棡都已去世,所以應由朱棣繼承。這也就是朱棣認為自己才應該為正主的原因,且是許多反對朱元璋者另立新主的藉口。
  雖然朱棣有自以為主的理由,但客觀環境上並不容易,就以軍事力量而言,朱棣只擁有萬餘人,連防守其封地北平都有問題,更何況要去討伐遠在天邊的南京。但朱棣是一個善於利用形勢的人,他有三項作為是這次發難成功的關鍵:
  一是稱自己發難的行動為“靖難”,意思是皇帝有難,我去排解皇帝的危難。這是很具政治號召力的一項作為。我們都知道朱元璋晚年是非常不理性的,尤其在對大臣方面,更是可以殘暴來形容,連朱標都對父親的作為不以為然,但朱元璋卻認為他這樣作是為其子的將來執政掃除障礙,即使朱標死後,他都沒有手軟。因此朝野是一片低氣壓,都對朱元璋如此的行徑感到不滿,但沒有人敢反對,所以朱元璋死後,首先跳出來反對朱允炆的人,不論其理由多麼牽強附會,也有支持者,朱棣是抓住了這個心理因素而大張旗鼓反叛的。
  其次是他在收編各反對勢力時,手段霹靂。像他收編寧王朱權的過程,就充滿權謀,他率兵到大寧﹝寧王的封地﹞駐紮,然後入見寧王,聲淚俱下的描述自己被朝廷打壓的經過,請求寧王與他合作對抗朝廷,寧王還在猶豫不決時,朱棣邀他到城外他的營帳裡,給他看有關朝廷密謀鏟除他的罪証,寧王不疑有他就隨他來到營帳裡,一進帳後,埋伏的士卒就一擁而上挾持了寧王,寧王只好任其所求,把手中的兵權交給他。
  朱棣如果一仗一仗的打到南京,就算不輸一場,也會讓他累到趴下,更遑論他的實力與朝廷的實力相差之懸殊了。所以他就收買了朱允炆身邊的宦官,把各地兵力佈署的情形都詳細通報他,使他所率的部隊能避開兵力佈署的重鎮,在沒有太大損耗的情況下,兵臨南京城,這樣的結果不但使得其他藩鎮對朱棣的軍隊產生信心,且重創了把守南京的軍士信心。
  朱棣就是在這樣符合自己起義的情況下,又運用自己的政治智慧,軍事長才,才從建文帝手中搶下明成祖寶座的。反觀現在雙英大戰中的綠軍人馬,那個即將陷入司法危機的李前前總統,利用媒體麥克風湊上前的機會就大放宋楚瑜的利多,想藉以分裂藍軍,其實他真是幫倒忙,把個林瑞圖激出來,說11年前李登輝把他叫到總統府拿宋在美五間豪宅的資料給他爆料。這種拿國家公器作為打擊政敵工具的前前總統,真是台灣人民之恥。像在危城中的朱允炆,把那些已有叛意的親王派到城牆上戍守,自己打扮成小太監混出南京城,棄國去也。

被政客玩弄夠了的農業、農民及農地。

  最近碰到許多農業問題,例如農產品生產過剩,政府是否應予收購的問題;不當對農地徵收的問題;及農村就業問題。
  首先來看農產品的價格問題,農民未按實申報種植面積及農政官員不切實掌控某項農產品的生產數量,採取積極向國外推銷或消極補貼減量的作為,就是造成今日市場價格下跌;政客鼓譟農民,要脅政府出面收購的原因。
  農地徵收的問題浮上檯面,猶如一個被掀開的潘朵拉盒子,會釀起很大的政治風暴。其實這就是近二十年來台灣政治運作的一種模式,地方政府徵收農地變更地目為工業用地或住宅商業用地,交給財團炒作獲利,財團則以政治獻金的方式回饋,彼此都在規避法律的限制,遊走於法律邊緣。所以分明沒有勝選可能的政客還要執意參選,就是藉選舉收取政治獻金。任何一個作過鄉鎮長以上的公職人員或縣議員,幾乎都沾過這種利益,可說是天下烏鴉一般黑。
  如果禁止農地的不當徵收,斷了政客與財團的獲利來源,那就不只農民要上街頭了,所以真正的公義就是禁止農地的不當徵收。
  農村就業問題根本是在野黨的炒作,像蔡主席說在地經濟,或發展適地產業等方案,都是把既有的農村工業化,簡單地說,就是搬一些工廠到農村去,那不算是真正的解決農村就業,因為農村已被她變成工業區了。要維持農村原來的風貌,可以適量的發展一些觀光,傳統農產品加工,或高科技的農業生產。也要忍受部分人口的外移,否則所有農村都長得跟台北東區一樣,那像話嗎?

2011年7月17日 星期日

沒有族群差異,只有爭權奪利。

    台灣近年在推行民主制度的同時,新舊移民間所發生的族群對立問題被特別渲染放大,造成了社會的不安。然而在歷史上正有如此的例子可資參考,那就是三國時蜀漢的情況。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劉備與孫權聯軍在赤壁大敗曹軍後,就進一步佔據荊州,但荊州也是孫吳所覬覦之地,因此便向西進軍,一舉擊潰了劉璋,佔據了益州。益州從此內部出現了兩種外來勢力,一者是劉璋的舊外來勢力,一者是劉備的新外來勢力。劉璋雖戰敗逃逸,但其黨羽多投降劉備,也在劉備的集團中擔任不同的角色。一直到魏篡漢後﹝公元221年﹞,劉備正式在成都稱帝,並沿襲漢的國號。新舊勢力因都曾是漢的屬臣,所以並未引發國家認同問題,僅限於人事上的傾軋。次年﹝公元222年﹞,孫吳發動夷陵之役,意圖奪回荊州,蜀漢失利,只好退回白帝城。自此蜀漢就只擁有益州,因此內部的爭鬥更趨白熱化,分別以新舊勢力作為相互角力的核心。劉備於次年﹝公元223年﹞病逝,病逝前為穩定內部的情勢,所以特別安排代表舊外來勢力的李嚴﹝後改名李平﹞作為顧命大臣,和諸葛亮一正一副,以安撫衝突雙方。
  李嚴升為中都護後,就一直留鎮永安﹝重慶附近﹞,並不在成都供職,所以算是諸葛亮的新外來勢力將他隔絕於權力核心以外的作法。可是李嚴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屢次向成都方面要脅要晉官加爵,朝廷只好為息事寧人而滿足他。最後竟要求要劃出一巴州來,讓他作巴州牧,這分明是要與諸葛亮益州牧平起平坐的政治要脅。諸葛亮認為再容忍也已無法安撫他,他已嚴重破壞了國家的團結,所以準備將其拔除。
    建興九年﹝公元231年﹞,諸葛亮率軍第四度出祁山北伐曹魏,命李嚴在後方督運軍糧,可是這時正值夏秋之際,天降大雨,使糧草的運輸困難,於是向諸葛亮復命說:糧草無法及時運抵,勸其撤軍。諸葛亮也同意撤軍,但人還沒回到成都,就傳出諸葛亮懼戰撤軍的謠言。李嚴甚至編造諸葛亮將假裝撤軍誘敵深入的傳聞,完全撇清自己無法及時供糧的責任。諸葛亮到了成都後,眼見謠言四起,就將其與李嚴往來的書信都公開,証明了李嚴的一派胡言,李嚴見此,只好向諸葛亮謝罪。本以為諸葛亮會像以往一樣輕饒他,沒想到諸葛亮竟上書將其廢為平民,流放至梓潼。
    台灣在兩蔣執政時代,確實在朝者以外省族群居多,到了蔣經國時期,便有所謂“吹台青”運動,大量起用本省籍菁英,當時為首者有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等,李登輝由於是以學者身分拔擢為政務委員,所以深受蔣經國的器重,且其偽裝自己為三民主義信徒,遂使蔣經國提名為副總統人選,不料經國先生猝逝,李氏便接掌政權,並一路排擠異己,培植自己的勢力,至今甚至以提倡台獨,重新制憲,更改國號,恨不得撕裂國家分裂社會,此與蜀漢時的李嚴何異?惟國家沒有諸葛亮般能透析奸佞之臣,憾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