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2日 星期六

弒逆



    蘇東坡在論“武王非聖人”一文中,對周武王推翻殷紂這件事是有所批評的;而且他引孔子及、周公、董狐對武王的評價都是略帶負面的,認為他未求全,有違君臣之道。尤其以孔子的批評最為嚴厲;孔子自認是商朝的後裔而生長在周朝的人,不願直接承認自己是周朝人,就隱含了周從商繼承政權的不當;另外他盛讚古代的聖人,只以堯舜禹三人為的,從不提商湯及周武王,就是對他們以下凌上的奪權作為,不以為然;且盛讚文王,說他具備“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實力,也還是忠誠的事奉商紂,可算是“至德”了;言下之意,就是對武王的不認同。
    周公在所作〈無逸〉中列舉古代的聖王,只舉殷中宗、高宗、祖甲及文王,未提及商湯及武王,也是對他們有不及求備的遺憾。其中春秋晉國的史官董狐,也是孔子所稱道的“古之良史”,在論及商湯放逐夏桀於南巢,及武王克商於牧野的歷史時,都以叛及弒的角度記載,可見湯、武革命確實在當時是逆倫的。
    蘇軾的觀點以為,在文王的時代,各地諸侯是自動來投效於文王之下的,大家擁戴他成為諸侯王,行天子之事,那麼周是否要代殷而另起,則與紂之存亡就沒有必然關係了。言下之意,可不必揹上弒君的惡名來重建新政權。
    如今民主政治已是由人民作為國家的主體,任何個人都要服膺於民意之下,應無弒逆之事;但實際上扭曲民意的事卻層出不窮,譬如馬英九提出的兩岸和平協議,呼應台灣人民對和平的渴望,未經溝通,就被在野黨扭曲成是投降協議,但面對自己政黨也曾倡議的“兩岸和平架構”就說是具前瞻性的政策主張,這就是最具體的“昨是今非”;影響所及是人民的和平訴求被曲解成政治攻防的煙幕。

博施濟眾



    這是論語雍也篇裡子貢問孔子有關執政原則的一句話,字面的意思是“從政者把政策的目標放在多數人民的身上,而使人民真正感受到政策的效果。”孔子以為這是連像堯舜一樣的聖賢都恐怕作不到的事。
    由這句話的意思可分解為:政策目標的極大化,與受益程度的深刻化。所謂目標要廣闊,就可作為政策推行的優先次序,例如老農,表面上只有幾十萬人,但實際上是一個福利政策,牽涉了數百萬人;國民黨堅持排富原則,不但縮減了受益的範圍,也使老農津貼變成了老貧農的社會補助;因此既然適用的對象是以老及貧為目標,就擴大適用至社會全體;且避免是為選舉考量,就立法依生活指數逐年調整。這樣才符合政策目標極大化,及人民感受深刻化的施政原則。
    又如教育政策也是影響極大的,從校園安全到學童營養午餐乃至教學與考試入學方式,都與社會上極大多數的人有切身關係,但是政府卻不願多所著墨,或者任由中央與地方各自為政,政出多門的結果自然是怨聲載道,也不符博施濟眾的原則。

唯擅不專;唯不擅而多濟之故也。




    隋煬帝楊廣是文帝楊堅的次子,本不是太子,後來是在滅陳統一大業上立了大功,又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亂,更北上擊潰突厥,才使他在楊堅的心目中奠定了地位;後來在與太子楊勇的鬥爭中,以偽裝及詆譭的手段,使得文帝廢楊勇而立他為太子;儘管楊廣是以卑劣的手段取得大位,但在即位後,卻頗多建樹,是歷史上繼秦始皇及漢武帝後最具改革及建設性的人君。
    在文治方面,以影響中國數千年的科舉制最具代表性。恢復國子監、太學及州縣學的教育體系;修正文帝晚年嚴酷的法律。在國家基礎建設方面,最著名的就是大運河的開鑿及運河體系的完成。另外修築洛陽城也是對後世影響甚鉅的一項創舉。不過他在開發西域及三次東征高麗的戰役耗盡了國家的資源,終使隋衰亡。
    所以儘管歷史上說他荒淫無道,但實際上是像開發西域及東征高麗這樣的政策錯誤而導致滅亡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及執行的成果對政權的維繫有關鍵性影響。所謂唯擅不專,唯不擅而多濟;意思就是不選擇得心應手的政策先執行以得民心,而分力於許多不善長的項目,而導致政績的折損,則是執政之大忌。
    馬英九在許多立法的意旨及執政的風格上展露其清廉開明的形象,但在執政的成績上卻無法讓人民有一新耳目的感受,甚至一些官員的怠惰及消極的態度使人民嫌惡,歸根究底就是“唯擅不專;唯不擅而多濟之故也”。

2011年11月11日 星期五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



    孟子說:天下事都是自有命運安排的,所以要順理而行,不可逆勢而為,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去接受命運的安排。所以孟子又進一步解釋道:譬如明知站在高聳的岩牆之下會有危險,懂得順受其正的人是不會不顧危險,也不會消極的認為“命即如此”,而置之於危險境地。
    所以孟子雖認為天命是不可違逆的,但人在面對天命時的態度卻是積極的順勢而行;而不是消極的隨波逐流。這就是“盡人事,聽天命。”的儒家基本精神。而且認為天與人是可以相互溝通的,所謂“天助自助者”,意思就是上天可以感應到人的努力,而予以變更其結果。人也可以從知識經驗中得到上天所傳達的訊息,而不會毫無方向,所謂“知天命”就是這個意思。因此聽天命就不是任由天命安排,而是從各種上天所透露給人的訊息中去探究其意,而後調整自己的思想及行為。但上天所透露的訊息絕不是藉巫術神祇來傳達的,而是一種放諸四海皆準,可重複驗證的科學証據;作為人要更積極精進的去探索這些存在的事証,而調整自己的步伐。這就是孟子所謂“順受其正”的真義。
    最近馬英九與蔡英文的選情拉近,有許多名嘴在媒體上就大肆解讀其原因,莫衷一是;其實孟子早說過這麼一句話: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這就是上天透露給執政者的訊息,兩千多年來從未更改過。

2011年11月10日 星期四

變樣的土匪



    人作什麼事都為了報酬,譬如說農民種地得有收穫,工人工作得有工資,連和尚唸經都想有什麼大徹大悟,這些收穫、工資、大徹大悟就是人作這些事的“報酬”;土匪強盜亦然,憑暴力脅迫也得擔被抓的風險,賠上自己的名聲,甚至性命,所以有報酬也應該。這報酬與一般不同,吳思先生叫它作“血酬”,認為那是拿血拿命換來的。
    在民初時,大陸偏遠的鄉間有許多土匪,殺人綁票、越貨搶劫,什麼事都幹得出,但這些盜匪回到了他們棲身的地盤上,就變成了順民,照樣下田耕種,娶妻生子,憨厚的像大傻。就是被他們搶過綁過的地方,下回再現身時,就變成了保境安民的鄉勇;按時繳些保險費,真能保你平安無事。像張作霖就是鬍子出身,後來叫拉保險的。
    作任何行業都講求利潤最大化,幹土匪也一樣,利潤是指售價跟成本間的空隙,抬價或壓低成本都行,不過也跟一般行業一樣,抬價不易,壓低成本就是減少流血、犧牲,像轉成保全業就是個辦法,不過最好的辦法是當兵,當兵保衛國家多麼好聽,有槍有炮明正言順的收稅收費。
    雖然抬價不易,還是要變個花樣的把價錢拉上去,才符合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的。“搞建設”修橋補路以前是善人幹的事,現在土匪一樣可以幹,這名聲又比拉保險的好;從老百姓那裡收費,把路鋪好把橋搭好,中間結餘的就是利潤。搞完公共工程搞教育,誰家孩子不上學,所以辦學校讓孩子讀書可是百年樹人的大好事,上學收費理所當然,讓老師教那些孩子長大了別幹偷蒙拐騙的事。所以鄉裡的保安是土匪幹的,鄉裡修橋補路的事是土匪幹的,鄉裡辦的學堂是土匪幹的,沒有土匪不能幹的事,土匪這名太難聽,改名叫“政府”。

鋸箭與補鍋



寫厚黑學的李宗吾說做官辦事有兩妙法,一者稱鋸箭法;一者稱補鍋法。鋸箭法的意思是,一個人中了箭,請外科醫生治療,醫生把露在外面的箭鋸斷後,就跟那人說:好了!那人問:那在裡面的箭怎麼辦?醫生說:我是外科醫生,只管外面,裡面的事去找內科醫生。
     現在許多官員辦事就是如此,無薪假對勞工的衝擊很大,勞委會就對企業先道德勸說,然後祭出很多措施阻止企業實施無薪假,企業見政府對無薪假設置障礙,就乾脆解僱員工,弄得勞工更慘。對無薪假設置如盈餘,外勞加班等門檻都是鋸露在外面的箭,至於平時對勞工的權益就一直站在資方立場壓制,實是留在肉裡的箭。
      補鍋法是指家裡煮飯的鍋有一條裂痕,扔了可惜,看到一個補鍋匠,讓他拿去補,他先找出裂痕的兩端,各鑽一個洞,然後在裂縫上釘上一排釘,那兩個洞就填入石灰,本來這樣就可以了;可是碰上了黑心的補鍋匠,非趁主人不注意再敲兩條裂縫補上不可,等拿給主人看時,還可多要兩個錢,主人不但乖乖掏錢還讚他細心。現在反對黨就是如此,先把小問題擴大,弄得不可收拾,等他執政時,翻過來翻過去,預算加了好幾倍,做出來仍是個破玩意兒,咱們核四就是如此;如果你責怪她,她會說她要的是非核家園,根本沒打算商轉。

2011年11月8日 星期二

士先器識



      主父偃是漢武帝的重要謀臣,出身寒微,卻習得縱橫之術,西入長安後,投入衛青門,甚受衛青讚許,曾將他舉薦給武帝,但武帝未即召用。後來是毛遂自薦,才被納用。不過在冊封衛子夫為后的事件上,他支持武帝力排眾議,受到武帝的青睞。在梁王劉襄、城陽王劉延上書請分邑於弟的議案中,又向武帝重申賈誼之策─“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正中武帝下懷,遂獨邀專寵,一年之內就連升四級,從郎中至中大夫。

      主父偃本反對伐匈奴,但在衛青首役奪河套以北之地後,轉而支持;並建議置朔方、五原兩郡,遷十餘萬居民赴此兩郡實邊,把征匈奴的武備都集中於此,不但方便調度,也充實了軍備,是屯兵政策的先軀,也是使武帝的北伐匈奴大業得以持續不斷的主因。

     但主父偃難忘未發跡前所受的屈辱,尤引以為恥的是,歷經各國諸侯及士大夫的嘲諷,因此在他受到武帝重用後,便伺機報復。首先是燕王劉定國,定國嗣位後,與父妾淫亂,又奪弟婦為妾,與自己親生的三個女兒通姦。他手下一位叫郢人的,想告發他淫亂之事,結果被定國預先得知,反將郢人緝拿入獄,殺之滅口。郢人兄弟想為郢人訴冤,來京後,找到了主父偃,偃也曾在燕國受辱,所以就叫郢人兄弟上書告發,自己還在書狀上署名,証實其事。武帝把書狀發交大臣會議,也都認為定國淫亂,還殺人滅口,應當處死。武帝早就看這些同姓王不順眼,於是就下詔賜死,廢國立郡。

      朝中大臣看到武帝對主父偃言聽計從,因此爭相巴結,賄以金錢財物,偃也就此得意,還說: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便五鼎烹耳。意思是大丈夫如果不能用五鼎來吃飯﹝作到卿大夫可用五鼎﹞,那麼乾脆被五鼎烹死好了。

      主父偃又因邀婚被拒,忿而揭發齊王姦情,並自薦為齊相,逼死齊王。兩件案子引發了趙王劉彭祖的戒懼,恐主父偃報復,因而告發偃收受諸侯賄賂,使計廣封諸侯子弟。武帝見書,又憶起當年舉發燕王淫亂而賜死的事來,才下詔拘捕主父偃,交官員究辦,最後被誅族。

      主父偃的才智能力都有過人之處,但卻陷入私欲與私怨的糾葛中不能自拔,最後落得誅族的下場。政治場中亦有許多名躁一時的人物,但是否功成名就,則視其器識而定。

2011年11月7日 星期一

士大夫之恥



    原憲問孔子什麼是士大夫之恥,孔子說:國家太平時,士大夫享受國家的供養;但到了國家危難時,士大夫仍享用國家的供養,這就是士大夫之恥。原憲又問:像好勝、自誇、怨恨、貪婪這些壞處都沒有的人﹝士大夫﹞能算是知恥有為的士大夫嗎?孔子說:只能算難得,算不算是知恥有為的士大夫,我就不知道了。
    士大夫是指服公職的知識份子,現在來說就是公務員,這些人是政策的擬定者也是政策的執行者,是推動國家機器運作的人,這些人若能使國家在正常的軌道上運行,則享受國家所給付的俸祿,是當然的;但如果國家處於動盪不安,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中,這些人就不配再享受國家所給付的俸祿;只有厚顏無恥者才繼續享用。
    士大夫的代表在封建時代稱為卿,他們不只掌控國家機器,甚至分配國家資源;所享受的待遇是一個鄉鎮的產值,甚至這種待遇還能世襲;因為一個國家的命運都掌握在他們手裡。現在這種卿要透過人民的選舉產生,一樣享受國家待遇,掌握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種政策權力;因為要定期改選,所以這些人靠得是人民的支持,才能繼續享受國家待遇,而人民的支持是要由他們作出貢獻才可獲得;但往往這些政治人物舍本逐末,把選舉當作是要務,如何勝選比如何作出貢獻重要,所以政策可隨選舉搖擺不定,甚至裝腔作勢也未必不可。原憲所列舉的“克、伐、怨、欲,沒一樣不是現代政治人物所必備的,首先要有強烈的企圖心,其次要能作秀,攻擊政敵絕不手軟,玩金權遊戲得心應手。
    所謂士大夫之恥就是國恥,如果我們可以任憑沒有政見或政見可以不兌現的政治人物繼續主導我們國家的政策;輕忽曾經無視貪瀆,撕裂族群,黨同伐異的政治人格;那就是自取其辱,國恥亦何遠。

聞與達



    子張問孔子一個知識份子如何才能顯達?孔子說:你說的顯達具有兩種意義,一者是顯﹝名揚於世﹞;一者是達﹝實現理想﹞。你所指的到底是何者?子張說:顯名於世。孔子說:那是求名,不是真的要實現理想。如要實現理想就要秉持率直的本性去追求正道,對於所處環境要深刻了解,且態度要謙卑恭敬。如此則無論在任何職務上都能逐步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只求揚名的人,表面上像一位仁者,卻作出來的事不符仁的標準,然而卻以仁者自居。這樣的人卻也能名顯於世。
    現代人只求功名利祿,所以是求名,也就是孔子所謂的“聞”,而非真正想實現理想,不求“達”;固然也能揚名於一時,卻無法真正造福人群,作出對社會國家有益的事。如果一個知識份子是如此世俗,那麼社會國家的希望又在哪裡呢?尤其政治人物更是拼命追求知名度,還無論此知名度的好壞。這麼許多追求名利的政治人物盤旋於世,像禿鷹一樣隨時準備向弱勢者攻擊,我們的生命財產不就像風中之燭一樣的脆弱嗎?
    知識份子要發揮其道德勇氣,捍衛人民;揭發那些偽君子的醜態逆行,就要敦品勵行作到孔子所標舉的“質直而好義﹝秉持率直的本性去追求正道﹞,察言而觀色﹝能清楚分辨人事的是非與善惡﹞,慮以下人﹝態度謙卑恭謹﹞三項目標。這樣就能在任何職務上實現理想,而無所憾。
    台灣有一位總統候選人看起來清新質樸,但自從參選以來,常自誇的一句話是:我把民進黨從谷底救回來。如果有人進一步問她是如何救回民進黨的?她都拒絕回答,或叫媒體回去作功課;但有幾件事她是這樣作的:對扁案的態度她認為是國民黨掌握公權力的司法迫害;不承認九二共識卻要ECFA的早收獲利;讓黨籍立委在立院打破頭也要阻擋的陸生開放來台,竟在十年政綱中以一句“多元化”交待過去;任內趕建核四,現在卻提非核家園。她完全不符孔子對要實現理想知識份子的要求,不過是一只圖名利的市儈而已。

2011年11月6日 星期日

誠不以富,亦只以異。



    子張問孔子如何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及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孔子說:以忠信作為你作人的宗旨,弘揚正義,就能使你的道德修養能力提高。但說到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首先就要克制自己愛恨情仇的情感衝動;否則同樣的人或事,自己喜愛時就希望它長存於世,憎惡時就希望它立即毀滅。這樣一下子盼其生,一下子又盼其死,就是不辨是非善惡。詩經裡說一個被丈夫摒棄的婦人,在回她娘家的途中,思前想後,得到一個結論“如果她丈夫不是嫌她娘家貧窮,就是因為其他什麼理由令他見異思遷”最終還是沒有得到確切的答案;而真正的原因無非就是她丈夫主觀的認知發生了改變所致。所以要辨別是非善惡就要摒除自己的偏見,不能任由主觀認知隨意的變更。
    孔子對於辨別是非完全以理智為基礎的論述是儒家主要的思想之一;具體而言就是智。孔子在論語的子罕及憲問兩篇中都提到“智者不惑”這句話,後世的孫綽解釋道:智能辨物,故不惑。朱熹也說:明足以燭理,故不惑。所以智的兩個層次是辨物與明理,能辨物則不惑於利,能明理則不惑於道。不惑於利是道德修養,不惑於道是聰明才智,只有兩者兼備,才能稱得上是不惑的智者。
    現在在政治對立尖銳的時刻裡,政治人物要激起的是人民的感情,不是理智;因此許多文宣都是具有煽動性及情緒性的訴求;但我們選民卻要保持理性,不可隨之起舞。像民進黨在以往的選舉中喜歡加入公投的議題,以炒熱選情,所以國民黨諷以“公投綁大選”,有利議題的主導者,其實真正的目的是拉抬自己的選情。而此次馬英九提出和平協議後,又繼之以“不排除公投”的議題,遂使民進黨意識到過去的老把戲被對手拿來對付自己的情況,所以也學國民黨罵“公投綁大選”。在2004年許多選民厭惡國民黨阻止公投的反民主思維,而今民進黨已清楚說明當年的意圖就是一種選舉操作,所以選民的理性就是優質選舉的保証。

浸潤之譖,膚受之訴



    子張問孔子如何才算得上英明,孔子說:對於那些逐漸發揮影響作用的讒言,及中傷人極深的誹謗,傳到你耳裡,都無法使你動搖;這樣就算得上明辨是非。同時也証明了你的高瞻遠矚。
    孔子特別指執政者對於部屬的讒言誹謗要能明辨,不可偏聽;能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就能使部屬對你效忠,而協助你完成執政的工作;這樣不只是部屬不再擔心你對他們的誤解,而且也會吸引賢能的人來投效你,所以也証明你有高瞻遠矚的見地。
    現代人每天充斥在各種訊息之中,對於訊息的真偽要有辨識的能力,千萬不可人云亦云,也不可以自我的成見分辨訊息,這樣才能使我們看清楚真正事務的本質,對於人及事有更好的掌握。不過有些人就是要故意扭曲真象,使你產生愛惡的情緒,以達到他獲取的目的;像選舉時的各種謠言、指控、誹謗,不可勝數,造成我們對這些不實的傳聞會築起一道高牆,防止影響了我們的判斷;但這種在心靈上的高牆,正就是侷限自我的城牆,也會激起我們對外來事物的排斥,成見加劇,那就反而無法高瞻遠矚了。所以我們明辨是非的能力是建構在開闊的態度上,而不是封閉;是勇敢面對,而不是充耳不聞。
    如近來一位任職監察院的官員從媒體上看到民進黨在造勢場合中接受三位小朋友的小豬造型的撲滿捐款,認為與政治獻金法有所抵觸,就善意的通知該競選總部的工作人員,希望要注意這種情況;但卻被該總部人員扭曲為國民黨藉監察院對其進行政治脅迫,且大力在各媒體宣傳;這就是一種扭曲事實的謠言,不明究理者必隨該謠言鼓譟;而成見也是使我們喪失理性判斷的最大障礙。

妾婦之道



     一位崇拜縱橫家的孟子門生景春問孟子:公孫衍及張儀難道算不上是大丈夫嗎?他們有所不悅時,連諸侯們都感到畏懼;他們不鬧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孟子說:這樣算是什麼大丈夫呢?你學過禮嗎?男子到了二十歲行加冠禮時,父親總是會說一些訓勉他的話;而女子出嫁時,母親送她到門口,對她也說些訓勉的話,說:你到了夫家,一定要恭敬、謹慎,不要違背妳的丈夫。這是妻道,也是我們中國人臣下對君上的為臣之道;但是當丈夫﹝或君王﹞有過時,就要勸諫補正。然而妾婦﹝小老婆﹞之道是什麼呢?凡事順從,無論是非。你說的公孫衍、張儀都是順著君王之意為義,從不加以勸諫補正,他們連妻道都談不上,只配稱為妾婦之道,與大丈夫之道天差地別。
    所謂大丈夫之道是把自己放在天下最高最中心的位置上,居仁行義走最廣闊的道路。如果自己的理想被君王採納實行,就與百姓共同努力以赴;反之,若不被君王採納實行,就獨自一人堅持理想與原則。所謂富貴不能使我驕奢淫逸,貧賤也不能使我更改志節,威武更不能使我意志屈服,這樣的充滿仁義之心且堅定不移,才是真正的大丈夫之道。
    孟子這番對大丈夫認定標準的談話,讓我們現代人在檢驗自己言行時感到汗顏,尤其那些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勞工要求提高基本工資,他們就順其意胡亂加碼;為了老農的選票,平時不提,到了選舉時競相逐價;自己在任時,加速核四的整建,現在卻吹捧非核家園;這連孟子說的妻道都不如,分明是只討好某﹝部分﹞人的妾婦之道,真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