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4日 星期六

中原之國的省思


 
    中國人講中原之國是從東周的晉國強盛以後開始的,在此之前絕大多數諸侯國都以諸侯的爵位作為等級的區別,甚至還要比是否能成為天子的輔臣卿相來區分等級,這是從殷商武丁以後所訂下的標準;所以周文王在商紂時被封為“西伯”,意思他是西方諸侯之長;諸侯需要論資排輩,說穿了就是區別親疏遠近,與天子最親近的諸侯也將是最具聲望的諸侯,天子再封他作“方伯”,讓他成為一方之長,給他設立三軍的權力。
    天子所在之地稱作王畿,指由天子直接統御之地,範圍有一千平方里,其他諸侯只能有百里,所以天子在哪裡落腳沒有多大關係,也不講求地理位置,因為他們也許都是前朝的貴冑,譬如說商湯及周文王都是夏、周兩朝的諸侯,他們的宗廟在原來被分封的土地上,做了天子也無法遷宗廟到他地去,所以只好就地登基;當然像武丁及周平王遷都他地,是政治軍事的考量,而不是地理位置的考量。
    晉自稱是中原之國,一部分原因是當時的王畿在洛邑﹝今洛陽附近﹞,而整個晉國就好像王冠一樣包圍著王畿;周襄王因為自個兒家鬧內鬨,被弟弟子帶趕出王畿,往南逃到鄭國躲避,他本來依靠的齊桓公,此刻正趕往西天極樂世界去投胎轉世,所以只好仰仗正蹶起的晉文公,晉文公不只要名義上的諸侯之長,還要周襄王實際上的好處,襄王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把洛邑附近八座城池一口氣賜給了晉文公;這下子王冠成了安全帽,緊緊扣住周王畿這顆頭顱。這一點使晉國在政治上,像握住了一柄權杖似的,奠定了中原霸主的地位。晉不只控制周王畿,甚至其他國家相互間的往來也都由他控制,這就是非常典型的扼交通樞紐位置,也就是現今人說的國際戰略位置。
    所以山西人很懂得利用這個優勢,南來北往的做生意,兩個字─“交通”,人要通,貨要通,錢要通,情報要通,人情事理更要通。晉人把自我地理位置的優勢發揮到極致,不全然是自我膨脹,也有深刻的投入,才能創造出一種境界─“中原之國”,這比前些年台灣人要搞這個中心那個中心來得腳踏實地的多。
    近來大家對台灣石化業是否要繼續發展,有很激烈的討論;有的人著眼在環境代價上所以持反對立場,有的人認為在既定基礎上發展的優勢不可輕棄,所以即便在台灣的投資受阻,也要到馬來西亞去發展;其實大家如果注意最近的報導就會發現,中國政府與緬甸政府已達成協議,將從實兌修建一條輸油管線直達中國境內,屆時,從中東運來的石油經此管線到達中國的西南地區,比經過麻六甲到台灣及日本的距離及時間都大幅縮短,成本也節省很多,在這樣的基礎上,繼續在台灣或馬來西亞經營石化業是否明智,便不言可喻了;所以在台灣選擇可長可久的發展產業,就要有晉人利用自我優勢及努力付出的條件才能成功。

2012年7月11日 星期三

偉大的領導者─亞伯拉罕‧林肯



    作為美國最偉大的領導者─亞伯拉罕‧林肯,也是解決美國歷史上最大歧見的總統;他一上任就遇到南部分離主義者所發動的南北戰爭,而當時民主黨內也對南北爭議最大的奴隸制作出人民有權自決的主張;同時他主張提高關稅保護剛發展不久的工業也受到南方各州由於輸歐農產品的報復性關稅而面臨決裂。所以擺在他面前的難題就是國家將分裂,他所信仰的“人生而平等”的廢奴政策正受到四面八方而來的抨擊,國家經濟因輸歐農產品受阻而裹足不前。
    林肯身為總統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維持國家的統一,所以儘管他內心信仰是主張廢奴的,但其第一任總統任內只限制新納入聯邦的州實施,但如此的卑躬屈膝也未能挽回南方七大產棉州脫離聯邦自治的決心,戰爭也未稍有平息;因此他在1862年9月22日發布了《解放黑奴宣言》,直接催生了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目標明確地定義廢除奴隸制度。
    戰爭雖仍在漫延,但林肯卻一直致力於和解,他的方式不是向南方分離主義者妥協,而是承認在南方控制地區進行的選舉,讓被選出的參眾議員可到國會中發表其意見;甚至在他連任成功後,由少數隨從和法國大使陪同到北軍光復的南軍首府里奇蒙,並在歡迎儀式上讓南方邦聯的國歌進行演奏。他的舉措就是把南方分離主義分子及人民徹底分開,一方面表示他尊重民主的態度,一方面向挑撥人民的政客宣戰。
    林肯最後被奴隸制度的支持者刺殺身亡,這是他為了終生信仰所付出的代價;但在維護國家統一的立場上卻絲毫不受動搖;然而留世為人感動的竟是他向人民展現的謙卑與寬容。今天在台灣的政治惡鬥已白熱化到人民彼此仇恨與疏離,我們需要像林肯這樣懷抱熱情忠於信仰不向現實妥協的偉大政治家來化解爭端,帶領大家走向康莊大道。

歷史上的黨爭
    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三次黨爭,分別是東漢桓、靈二帝時的“黨錮之禍”,唐穆宗時的“朋黨之爭”,宋神宗與哲宗時的“新舊黨爭”。
    黨錮之禍是宦官與士大夫和太學生間的政爭,共發生兩次,本來外戚與宦官間的權力鬥爭,使社會動亂,政治黑暗,士大夫便與太學生聯手利用輿論的手段,想把這些宦官趕出政治圈,哪曉得這些宦官正是皇帝依賴對抗外戚的力量,所以被挾持的桓帝只好下詔逮捕這些黨人,革
除其官職或以後晉升官職的資格,這就是所謂的“禁錮”。到了靈帝時,太傅陳蕃與外戚竇武又密謀誅滅宦官,結果事洩,被宦官大肆蒐捕,並株連五族,不但免官禁錮,還加以殺害。黨錮之禍使知識分子無法循朝堂論政的方式進行改革,而當時民間已被多年以來外戚與宦官的交互
剝削,變得民窮財盡,因此爆發了“黃巾之亂”,東漢也因此進入了群雄割據的分裂時期。
    唐朝的朋黨之爭,開始時只是宰相李吉甫與中書舍人李宗閔間對政治意見不同的相互爭辯,後來引發了相互集結眾人,並且在政府用人、藩鎮、乃至處理週邊少數民族政權的問題上都因意氣相攻,呈現壁壘分明的現象。在此長達四十年爭鬥中,任何一方執政就盡逐另一方人馬,
彼此仇恨到不共戴天的地步;所以政事上根本不講國家利益與人民福祇,完全以報復作為執政的目標。唐文宗甚至感嘆說: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唐由盛轉衰,就是四十年黨爭所埋下的禍因。
    宋朝的新舊黨爭,起源於王安石變法,贊成變法的新黨與反對變法的舊黨在政治上有很鮮明的立場,而往往當政者驅逐另一黨人士的手段也很殘酷,貶放遠州,甚至像蘇東坡的弟弟蘇轍被貶到雷州,連官舍都不准他使用,他向民間租屋居住,還有人參奏他擅奪民居,直到他拿出
租借的企約才算了事。加速北宋滅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新舊黨爭所引起的政治風暴,成為像章惇、蔡京這樣的權臣消滅異己的藉口;這與當初一心想振衰起蔽的王安石及司馬光所料想的結局真有天淵之別。
    以上三個黨爭的實例都透露了政治上的糾葛所帶來的禍害,近來從政治議題上的嚴重對立到執政閣員的貪瀆案都使得朝野產生不可弭平的裂痕,甚至人民也在媒體煽情的報導中,失去了對政府的信任,立場對立的結果更使得人民相互怨懟與仇恨。
    其實在這三次黨爭中,善惡是非並不難區分,惟利害攸關執政者本身,所以都在關鍵時刻,未能作出正確的判斷,以致遺害;譬如黨錮之禍中皇帝所依恃的宦官藉勢打擊異己,就明顯不分黑白,以致禍國殃民。朋黨之爭中代表貴族階級的李黨與平民階級的牛黨初期只為朝廷進用
人才的制度有所爭議,竟發展成了各為階級利益的鬥爭,而執政者卻未能適時出面化解,反而捲入政爭之中,尤可為今日政黨惡鬥的參考。北宋新舊黨爭若只是就變法內容而起爭議,則尚可化為推升政府執政的力量,但執政者卻因個人在政治利益上的取捨而助長政爭的擴大與不理性,就注定了國家毀於一旦的命運。所以執政不可有息事寧人,形勢和諧的不切實際,而應黑白分明,立竿見影的作出利國利民的政績來,才不致淪入萬劫不復的政爭中。

2012年7月8日 星期日

除人臣之所苦,立人主之所樂



    作事沒過錯是連堯也作不到的,但天下就是有作不完的事;所以執政者不看輕爵祿、富貴,是無法完成挽救國家危亡大業的。這句話是告訴那些想成就救亡圖存大計的領導者,不要顧慮自己的名利,要對準目標勇往直前。
    但成就如此豐功偉業並不是一人獨力可完成的,需要同志一起努力,這些同志中有的是可以共患難的,譬如晉文公時的介子推,在晉文公最窮困潦倒時,竟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給晉文公充饑,但當文公返國執政後,就躲起來不願接受文公的封賞,文公縱火逼他出山相認,他寧可抱著母親被火燒死也不願出來與文公見上一面,這就是介子推認為自己應該毫無保留的為文公盡忠,而如果接受了文公的封賞,就是對當初所為有所圖的一種褻瀆,所以堅拒不受。
    一般領導者都樂於有臣下是如此只求奉獻不求回報,討厭臣下為了私自利益而要求擴張自己的權力。而作為臣子的人希望領導者能看到他才能的一面,而不計較他有缺失的一面;當他以才能完成某些工作時,領導者能適時適切的給予獎勵,而當自己犯錯時,也能適時適切的給予懲戒;因此作為臣子的人要求領導人對於他們的功過給予適當的獎懲;而如果有臣子是為私自利益不斷要求擴張權力的,也是領導者未按其功過給予適當獎懲的結果,並非臣下非分所導致的結果。
    作為領導人的人不應要求屬下都是介子推,但也不必把屬下都看作是非分之流,其實適切的獎懲才是激勵屬下與己共同打拼的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