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黨爭
    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三次黨爭，分別是東漢桓、靈二帝時的“黨錮之禍”，唐穆宗時的“朋黨之爭”，宋神宗與哲宗時的“新舊黨爭”。
    黨錮之禍是宦官與士大夫和太學生間的政爭，共發生兩次，本來外戚與宦官間的權力鬥爭，使社會動亂，政治黑暗，士大夫便與太學生聯手利用輿論的手段，想把這些宦官趕出政治圈，哪曉得這些宦官正是皇帝依賴對抗外戚的力量，所以被挾持的桓帝只好下詔逮捕這些黨人，革
除其官職或以後晉升官職的資格，這就是所謂的“禁錮”。到了靈帝時，太傅陳蕃與外戚竇武又密謀誅滅宦官，結果事洩，被宦官大肆蒐捕，並株連五族，不但免官禁錮，還加以殺害。黨錮之禍使知識分子無法循朝堂論政的方式進行改革，而當時民間已被多年以來外戚與宦官的交互
剝削，變得民窮財盡，因此爆發了“黃巾之亂”，東漢也因此進入了群雄割據的分裂時期。
    唐朝的朋黨之爭，開始時只是宰相李吉甫與中書舍人李宗閔間對政治意見不同的相互爭辯，後來引發了相互集結眾人，並且在政府用人、藩鎮、乃至處理週邊少數民族政權的問題上都因意氣相攻，呈現壁壘分明的現象。在此長達四十年爭鬥中，任何一方執政就盡逐另一方人馬，
彼此仇恨到不共戴天的地步；所以政事上根本不講國家利益與人民福祇，完全以報復作為執政的目標。唐文宗甚至感嘆說：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唐由盛轉衰，就是四十年黨爭所埋下的禍因。
    宋朝的新舊黨爭，起源於王安石變法，贊成變法的新黨與反對變法的舊黨在政治上有很鮮明的立場，而往往當政者驅逐另一黨人士的手段也很殘酷，貶放遠州，甚至像蘇東坡的弟弟蘇轍被貶到雷州，連官舍都不准他使用，他向民間租屋居住，還有人參奏他擅奪民居，直到他拿出
租借的企約才算了事。加速北宋滅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新舊黨爭所引起的政治風暴，成為像章惇、蔡京這樣的權臣消滅異己的藉口；這與當初一心想振衰起蔽的王安石及司馬光所料想的結局真有天淵之別。
    以上三個黨爭的實例都透露了政治上的糾葛所帶來的禍害，近來從政治議題上的嚴重對立到執政閣員的貪瀆案都使得朝野產生不可弭平的裂痕，甚至人民也在媒體煽情的報導中，失去了對政府的信任，立場對立的結果更使得人民相互怨懟與仇恨。
    其實在這三次黨爭中，善惡是非並不難區分，惟利害攸關執政者本身，所以都在關鍵時刻，未能作出正確的判斷，以致遺害；譬如黨錮之禍中皇帝所依恃的宦官藉勢打擊異己，就明顯不分黑白，以致禍國殃民。朋黨之爭中代表貴族階級的李黨與平民階級的牛黨初期只為朝廷進用
人才的制度有所爭議，竟發展成了各為階級利益的鬥爭，而執政者卻未能適時出面化解，反而捲入政爭之中，尤可為今日政黨惡鬥的參考。北宋新舊黨爭若只是就變法內容而起爭議，則尚可化為推升政府執政的力量，但執政者卻因個人在政治利益上的取捨而助長政爭的擴大與不理性，就注定了國家毀於一旦的命運。所以執政不可有息事寧人，形勢和諧的不切實際，而應黑白分明，立竿見影的作出利國利民的政績來，才不致淪入萬劫不復的政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