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度

當年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起義紀念碑前突然下跪一事曾震驚世界，世人稱此為「華沙之跪」，不但讓勃蘭特本人因而獲得1971年諾貝爾和平獎，還讓德國人從此在國際間獲得好評，認為這是一個有反省力的民族。大家應該對1970年那個德國仍處於分裂狀況下的時空背景進一步體認，這項舉動多麼得不容易；從那一刻起德國完全走出二戰後的陰影，對後來柏林圍牆倒塌、歐盟的整合乃至歐元區的誕生都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反觀日本至今的安倍首相仍在國際一片反對聲浪中參拜靖國神社，這也正是兩個二戰戰敗國至今在國際間所獲評價不同的主要原因。
像安倍一個戰後出生的人難道要為戰爭負起什麼責任嗎？應該沒有人會這樣苛刻的要求，但就像其皇儲德仁所說的「要正確記住戰爭歷史」的警語，這是態度的問題。勃蘭特早年是一名反法西斯的社會主義激進分子，因此對希特勒所領導的納粹深惡痛絕，但當他成為戰後德國的領導人後，他就肩負起納粹危害世人各種罪行的責任，使世人一改戰爭時對德國人的憎恨，這就是他被德國人推選為最偉大的德國人的原因。
人類歷史上不可避免地因戰爭及各種迫害產生仇恨，消弭仇恨的唯一方法便是面對歷史的勇氣及為前人承擔罪行的責任，但今天我們在二二八紀念儀式上看到的養個政治人物卻有著不同的表現，馬總統代表政府對受難者家屬請求原諒，而另一個同樣是政府代表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則以煽情的方式擴大悲痛。如果有一天他成為國家領導人他不也會像安倍一樣重新掀起仇恨嗎？這就是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