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自玄宗皇帝以後開始衰敗的，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五年期間使用過三個年號，一是先天，一是開元，一是天寶，先天及開元時期是所謂的開元盛世，想當然李隆基在這段時期是如何勵精圖治，創造了唐朝自太宗以來的第二個盛世；這其中與他知人善任有關，當時他任用姚崇、宋璟、陸九齡，都是一時之選，所以從兵制到土地的一連串改革，使經濟繁榮，民生樂利，重振唐朝的國威。但自開元二十四年﹝西元736年﹞，玄宗皇帝五十一歲那年後，他忽然轉性，從儉僕勤政一變而為奢靡荒淫，甚至聽信寵妃武惠妃所舉薦的李林甫，讓他接任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的相職﹝唐朝宰相是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三省的長官並為宰相﹞，從此唐朝就步入了衰亡的命運。
李林甫何以如此禍害？其實據歷史的記載，他是一個處處小心謹慎，作事循規蹈矩，官員的升遷也都按常規辦理的人，甚至綱紀嚴明，講求效率。尤其最被玄宗看重的是他對籓鎮各番將的控制，使安祿山這類番將都臣服於他的統御之下；而他與其他數任宰相的相處不睦，甚至有口蜜腹劍構陷誣攀等情，也多半是因政事上的意見不合所致；李林甫也是中國歷代奸臣中唯一清廉自持者。
何以這樣的人最終會成為禍害國家的元凶呢？這與唐朝當時的處境有關，首先是從武則天以來的邊政，尤其是北方遊牧民族的向南伸展勢力，造成了唐帝國要花許多的人力物力來維持邊境的安全，其實這時政府財政上已不堪負荷，所以改府兵制為募兵屯田制，由戍守在當地的軍隊屯墾自給自足，然而這是理想，實際上都還需要中央政府的掖助，李林甫能控制番將的主要手段就是透過中央政府的掖助，精確的掌握各藩鎮的動態，使各藩鎮不得不效忠中央政府，不敢有所異動。這種統御的方式必須非常嚴明而且準確，所以導致了他與其他閣員間的齟齬，尤其在張守圭與牛仙客的任免上，他與當時的宰相陸九齡就發生嚴重的衝突，從此在政事上，李林甫開始專斷獨行，擋道者死；所以唐朝的內閣體制導致李林甫對藩鎮的掌控出現鬆動的現象，而其他閣員又自識甚高不願與其為謀，和衷共濟，才導致他的獨裁專斷，以致在他死後就發生安史之亂，動搖唐朝的立國基礎。
因此國家體制的不當可能造成的危害實不容小覷，例如近來政府感受到經濟的頹勢，想提出振興經濟的方案來因應，但體制中關係到經濟的部門從中央到地方有數十個，許多投資案都被擱置在這些部會部門中動彈不得，與國外的經貿談判也因為各部會的堅持己見而沒有進展，這種制度若不改變，要不就是拖累國家進步的腳步，要不就會產生像李林甫這樣專斷獨行的執政者，使國家淪於萬劫不復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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