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時期的岳飛立志要雪靖康恥，把被金人擄走的宋欽宗及宋徽宗給解救回來，這顯然違背了高宗的意思，卻又讓高宗有說不出口的尷尬；所以讓丞相秦檜以謀反的罪名將其召回，因查無實據，最後以“莫須有”的罪名定罪處斬。
難道岳飛不知道高宗反對他的政見“迎回二帝”嗎？如果明知卻仍要逆君命而行是否符合後世封給他“忠”這個字的標準呢？如果依高宗的觀點來判斷岳飛的罪責，又何須什麼罪証呢？“莫須有”其實恰如其分。而歷史是向權力擁有者屈服的，不便說高宗的不是，只好拿秦檜來作擋箭牌了。
歷史為何頌揚岳飛？因為從南宋以後的明朝也發生一次土木堡之變，當時的瓦剌也將明英宗給俘虜了去，兵部尚書于謙一面擁立朱祁鈺為景泰帝，一面堅守北京城，後來也先派使求和，答應釋回英宗；但已即位的景泰帝當然不願英宗回來跟他爭位，然而情勢又非自己能掌握，遂將返國的英宗軟禁起來尊為太上皇，哪曉得英宗串通了石亨，趁景帝病重，一舉攻下東華門，至奉天殿登基復位。英宗復位後，當然要對朝中的官員算帳，于謙便是當年在危急之秋擁立景帝的人，所以要給他安個罪名處死，才能一洩心中怨氣。
但問題是于謙是守城有功的人，若不是他力抗也先，大明不早就完蛋了，而現在為了公報私仇，要給他安個什麼罪名較適宜呢？對英宗而言當然最合適的罪名就是謀逆了，可是這似乎無法說服朝中的文武百官，尤其輔佐其復位的宦官曹吉祥及石亨，因為不判于謙謀逆，那就是意指曹、石二人謀逆，而他是篡逆，所以英宗只能將于謙以謀逆罪處斬，才能証明自己才是正統。可是沒過幾年，英宗坐穩了江山，照樣將曹、石二人誅除，罪名還是謀逆。
雖然英宗將曹、石二人繩之以法，但朝中群臣仍無法為于謙平反，因為不管是曹、石之變或于謙當初擁立景帝，都與英宗的利益是違背的，儘管曹、石及于謙的立場對立；群臣在無法揣測英宗的心態下便以為岳飛立祠作為風向球來測試他，英宗因邊關警報再起，只好允為岳飛立祠，以激勵士氣。
為何要舉兩朝的“逆臣”來說明歷史互為因果的關係呢？那就是要告訴現在的人也正在寫歷史，而最後留在歷史上的恐怕不一定是現在人所認可的價值，能留下的都是以當代人觀點所詮釋的歷史觀。你能想像若干年後，仍有人指責馬英九以關說之名掀起政爭嗎？那時的人可能不了解什麼是關說，當聽說那是國會議長向司法人員表示對個案的態度時，不知那時人的反應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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