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變

    從前君王都是根據當時的實際狀況建立政治制度，也根據當時最急切要解決的問題制定政策，而且制度與政策相互配合得宜，國家就會漸漸顯現治理的成績。但客觀形勢或主體的價值意識改變了，就不能再套用以往的制度及政策來解決現有的問題，否則徒勞無功，更增混亂而已。善於治理的人一不套用以往的治理方式，二不求速效。只針對當時的實際狀況變換解決之道，而求實際的效果，這種務實的原則就是政治上改弦易轍的最根本之道。

    秦孝公起用商鞅想變法，但恐國內許多人議論他，說他不遵祖先的體制，而且變法本身也有不確定性。商鞅就說：疑惑不定的行為不能獲致正大光明的名聲；疑惑不定的事業，無法獲得豐功偉績。而且異於常態的行為本就為世俗所反對。獨特的見識必為一般人民所詆毀。所以行事之初，是無法與人民溝通共謀的。凡是以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為目的的，就不必再受舊法制、法令的約束。

    甘龍則不以為然，他認為凡事都要在舊有的禮制及法令下進行。商鞅認為甘龍所說的，就是所謂的世俗之言。無法適應新的時代及事物。當初的商湯及周武王就是不遵循舊制度及法令，才能開創新事業；而桀、紂則因固守舊傳統，才遭毀滅。秦孝公就在商鞅的論述下，決定變法。

    台灣現在所面臨的經濟問題，有許多是牽涉到體制的基本性問題，如稅制及社會福利措施、社會安全體系的相關性問題，有些是以往所忽略的，有些已顯不足，都必須嚴肅面對，而執政者都不想作大幅更張，只想因陋就簡的以舊思維、舊體制、舊法令去解決，這就使整個社會出現動盪不安，因為實質性的問題沒有獲得解決。我國現行的稅制是在緊縮政府財政的狀況下才能應付的，在以往政府可以忽視社會福利措施，可以按支出能力投入公共建設，但現在這些都成為政府必須要完善的工作，所以就面臨政府財政來源的問題。但民意所主導的行政部門是不敢對人民增稅的，甚至還為了吸引投資而降稅，所以弄得政府債臺高築，卻沒有一個負責任的政治人物敢向人 民吐露事實，並找到根本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