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的政治操作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分裂時期，一個是東周的春秋戰國時期﹝西元前776─256年﹞， 一個是南北朝時期﹝ 304─581年﹞；結束春秋戰國分裂的是秦，終結南北朝分裂的是隋，但這兩個朝代都是歷史上最短命的朝代，秦的統一政權只維持了15年，隋維持了39年；但取代他們的後世王朝─漢與唐，卻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兩個朝代，在軍事與文化上都有輝煌的成就；然而歷史上最輝煌的兩個朝代其典章制度的建立與國家基礎建設的成就卻不如前兩個短命王朝；秦統一中國後在典章制度上最偉大的貢獻就是統一度量衡與文字，在國家建設方面以萬里長城為最著；隋則創立科舉制，對中國知識份子提供了一條進入仕途最公平公正的道路，也影響了中國後來文化的演進，而開鑿運河則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工程建設；也許秦與隋都耗盡了國家所有的力量與改革中所承受的反作用力，以致無法長久維持執政，但漢與唐卻享受著前人種樹的好處，使政權綿延流長。
   這樣的說法好像不鼓勵建立新典章制度與物質建設，尤其這些制度與建設在推動之初是如何受到非議與唱衰的了；例如統一度量衡與文字的政策在施行之初所遭到的反對聲浪，絕對比國民黨在台灣“推行國語禁止方言”的聲浪要大；更何況後來罷黜百家的焚書坑儒了，在現在看來那絕對稱得上是思想禁錮；但今日看來，當初的這些舉措確實有助提升國家競爭力。
    萬里長城及南北大運河的建設在當時都被稱為耗盡民力彰顯統治者個人成就的公共建設，甚至張官李戴的移植戰國時一個杞良與孟姜女的故事來污名化長城這項工程；但時至今日這兩項工程都是影響中國人最巨大的建設工程；引一段孔子的話說“微﹝管仲﹞萬里長城、大運河，吾其披髮左衽矣。”
    如果站在為人民興利的立場來看，建立新制度與投入重大的公共工程建設都是政府該作的，而且要能抵擋外界的非議與批評；而不應站在維繫政權的立場來看。最近江陳八會，在吵嚷聲中簽定了兩岸投保協定，反對黨立即以“喪權辱國”來形容，連一名遭中共拘留的法輪功成員鍾鼎邦在日﹝8月8日﹞前獲釋，都能說成是中共脅迫我簽署協定的手段，可見阻礙為人民興利的力量來自非理性的政治操作。所以秦與隋的建設在當時受到非理性的批判，釀起翻天覆地的革命運動，而在革命後所建立的王朝政權卻享受著這些曾被自己拿來煽動人民的醜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