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們就已拒絕今日加薪

    有人探討台灣經濟日趨衰落的原因，咸認是上個世紀80年代大陸改革開放後吸引台資西進，導致台灣產業空洞化的結果；但這樣的說法似乎有責怪別人不該現代化的意味，略嫌鳥肚雞腸；甚至以為當時就該鐵腕禁止，那更是走違反自由經濟的回頭路，也討不到半點好。理性一點的說法應是：台灣出走了一些邊際效益低的產業，但卻未適時引進高效能替代產業，以致產業空洞化。
    這些所謂的高效能產業不只在其本業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甚至有跨業示範作用；例如三十年前的杜邦二氧化鈦廠，二十五年的宜蘭六輕廠，十七年前拜耳的 TDI廠，十二年前的核四廠，一年前的八輕，這些重量級的大廠不只是在化工、核能及石化業界執牛耳地位，甚至也成為跨業重大投資案的範例；不幸的是，我們都拒絕了它們，跟著也把台灣引進替代性產業的道路給堵死了。
    有人怪政府台灣的勞工十餘年來工資不漲，都拿政府限制基本工資作例，其實這是不正確的，真正使台灣勞工工資不漲的原因是替代性產業未能生根，傳統產業的就業機會又大量流失的結果；而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民粹操弄政府卸責才是真正的原因。
    大家會以為以上這些廠都有污染與安全上的顧慮所以遭拒，但這些遭拒的工廠轉移他地投資後非但沒有造成污染，甚至營造產業群聚的效果，例如杜邦移往新加坡投資，拜耳移往上海投資，六輕轉往福建漳州設廠，八輕遷往馬來西亞，同期在台灣與南韓設置的核四廠及光州核電廠，南韓已運轉八年，台灣還在吵嚷中。我們本以為拒絕這些有污染、危害安全的投資會吸引其他沒有污染更安全的投資，結果事與願違；我們拒絕的是二十年來的加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