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是他們共同的語言

    生於西元前560年左右的希臘政治改革家梭倫，出身貴族，但年輕時到各地經商瞭解了貴族的貪婪、專橫及殘暴，及平民百姓的疾苦，因此拋棄了驕傲自大的貴族氣息，並在後來從政的過程中，逐一落實到他的政策之中。
    梭倫是在雅典與鄰邦墨加拉對薩拉米斯島的爭戰中出人頭地的；早期兩國的爭戰中雅典失敗，所以雅典的當政者就頒布了一條法令，嚴禁大家再重提收復該島的議題；薩拉米斯島位於雅典的出海口，對於雅典的貿易至關重要，因此梭倫視當局這種禁令是一種懦弱的行為；於是他佯裝成瘋子在雅典的中心廣場作出各種可笑的行為以招百姓的圍觀，然後激勵大家的愛國情操，倡言收復薩拉米斯島的計劃。終於克服萬難並被任命為指揮官率兵奪回了薩拉米斯島。也因此在政壇上的聲望大增，成為首席執政官，首先他將國家要實施的法令刻在木板上，向群眾公布；接著把改革的矛頭指向氏族及貴族，要他們交出壟斷的權力與財富，成立公民大會使平民也可參與政治。
    無獨有偶的在中國更早近四十年的春秋時代，也有一位偉大的改革者，他就是孔子所推崇的鄭子產；我在《春秋戰國之變法─鄭子產篇》文中曾描述鄭子產的政治改革主要有兩項：一是鑄刑鼎，就是把刑律刻在鼎上，向全國人民公布；另一是不毀鄉校，就是贊成言論自由，並把百姓的意見作為施政的參考，而不把鄉里聚會的場所﹝鄉校﹞廢止。這兩項政策與梭倫以翻轉木板公布法律及設立公民大會廣納民眾意見的方向都是一致的；而且都拋棄自己貴族的既得利益，堅持公義的改革。這樣的巧合也許正是造物主不斷向人類發出訊息，那就是公義是不可磨滅的，不分中西，因為那是普世的價值。
    最近證所稅政院版已經定案，但深究其中仍充滿妥協與敷衍，或許仍有既得利益者的杯葛，或許有在野黨的唱衰，或許有不明事理者的恐嚇，但身為改革者就要堅持公義，絕不妥協；政治上的權力是要執政者以此為人民實現正義，政治上的位置是要執政者站在人民利害的分界點上絕不退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