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

   王安石曾給當時的宋仁宗上過一奏折，內容是勸仁宗以“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經營天下，“大明法度，眾建賢才”。其中舉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為例，說他們皆是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但享國日久，內外無患，所以因循茍且，失去了對天下至誠惻怛憂之心，終遭災禍而悔無所及。
    大家都知道王安石在宋神宗時所推行的熙寧變法最後以功敗垂成收場，後世有許多人都認為是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不為當時的人民接受所致。再進一步深究便知，王安石的變法實際上是從中央到地方缺乏執行力，才使得立意良好的變法成為不肖官員貪瀆的工具；像青苗法當初立法的意旨在遏止農村高利貸的狀況，所以由政府統一貸款給人民，以田裡未收成的青苗作抵押；但實際執行起來是把那些放高利貸的土豪劣紳趕走了，卻由政府官員來放貸，官員不能從利率上作文章，卻將貸款期限由一年縮為半年甚至以季來向農民收取，造成更為嚴重的剝削。
    其次王安石的變法是要解決國家嚴重的財政問題，所以其政績的好壞是由財政狀況的改善與否來評定的，因此不管青苗法、均輸法最後的執行是否變了調，所以竟管政府本來要減輕農民負擔的善意盡失，但增加政府的收入卻成為必要之惡，聚斂之名不逕而走，政府成了剝削人民的土豪劣紳。當時從民間收繳來的財富與物資充斥，人民卻變得一窮二白，所以禁不起任何的災難；王安石變法就在一場洪澇之後，使神宗改變對他的支持，最後以失敗告終。
    所以總結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人謀不臧；任何行政都要靠人去執行，若沒有統一的思想及戮力以赴的公務人員的配合，再好的政策也只是天邊的彩霞，無法使人民實際獲益。即便是我們一般的事務官也隨執政者的意念而轉變，不轉變就如蘇嘉全屏東長治鄉長說的，“我要用誰，不須要理由”的理由撤換。
    王安石在回答曾鞏的信中提及有關青苗法的失敗，說的一句話“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群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就說明不贊成的人可以簡單的理由反對，而這種理由不需經過嚴格檢驗，便可讓一群不辨真偽的人同聲附和；然究其真正反對的原因是他們無法從中獲利。所以我們在選擇誰來帶領國家走向康莊大道之際，不得不考慮他是否有良好的團隊來執行，也真正要考慮他是否有“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為民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