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決定成敗

    西漢武帝與東漢光武帝兩人都有治盜的經驗，但所採取的方式完全不同；武帝認為盜匪猖獗的主要原因是地方官吏的怠惰，所以頒布了“沈命法”，內容是說：地方盜賊滋生，官吏如果沒有即時發覺，或者未能予以緝捕者，官員從兩千石以下至最基層的官吏都要處死；如此嚴厲的法律自施行後，盜匪不減反增。
    到了東漢光武帝時，盜賊也很猖獗，光武帝就派使者到地方上去，並頒布一項命令“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意思是只要有五個同犯盜匪罪者殺了同夥中的一人，就可免罪；於是盜賊互相揭發舉報。對於地方官員以往迴避或縱放盜賊者一律既往不究，只要求他們開始緝盜，作為獎勵的標準。不久盜匪就潰散了。
    以治盜的效果而言，武帝顯然不如光武帝；倒也不是法令寬與嚴的問題，而是方法是否可行的問題；武帝把責任加重在官員身上，而官員又是發掘盜匪線索最主要的人員，所以當上級對他們施壓時，他們只好裝聾作啞，甚至還要隱匿實情。而光武帝是讓盜匪內部互相猜忌，由其主動來向官府提供線索，然後以不計前嫌的鼓勵態度，使官員努力緝盜，因此事半功倍的達到了治盜的效果。
    近來發生農政官員隱匿H5N2禽流感的事件，使許多消費者對雞肉雞蛋產生恐懼，追根究底是農政官員對於是否為高病原病毒未能即時判斷，以致延誤通報；而未敢通報的理由是恐影響雞肉雞蛋的市場銷售。所以使農政單位兼具病檢與發展農業的雙重角色是矛盾的，方式不對其效果也不如預期，這就是“漢兩帝治盜”一文所要闡述的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