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意識的禍害

    孫中山領導革命首先組織的興中會誓詞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後來與華興會、光復會合併為同盟會，其誓詞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由其誓詞可知當時革命的對象就是滿清一族所建立的政權，而當時會一躍而起的原因也是民間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使然；果然引起了眾多“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的響應，創造了十次革命的輝煌歷史。所以總結革命之初是仗著民族主義的旗幟來號召的，也可用現在的話說，是以“種族”這塊神主牌來興起海內外革命浪潮的。
    但辛亥革命成功了以後，孫中山為了儘速完成國家的統一，把大總統一職讓給北洋軍政府的首領袁世凱；袁某不但反對民主，還想恢復帝制，弄得民不聊生；這使得已下野的孫中山發覺，原來中國革命不是推翻滿清異族統治就可一蹴可及的，是民主制度無法落實民心，人民經濟生活未得到改善，所以提出三民主義作為革命的依據。中山先生若能親眼目睹今天台灣的情形，也許他還要提出其他口號來，使革命繼續努力，才能達到他世界大同的目標。
    其實中山先生最該檢討的應該是他為了“順應世界潮流”而高舉的神主牌─“種族革命”，這在當時民情激憤的年代裡，是一帖好用的藥方，把一切罪過都推給異族滿清是再簡單不過的事；譬如中國的積弱不振，是滿清閉關自守的結果；列強的侵略，是滿清“寧贈朋友，不與家奴”的心態；但實際上閉關政策自明神宗以來就奉行不諱，列強是以船堅砲利打開與中國通商門戶的。種族壓迫不只現在民進黨愛用，當年革命一樣喊得震天價響。
    如果種族革命只是洗腳布用過即丟，也算不上什麼大惡，可是後續影響就嚴重了，民國自建國以來的紛紛擾擾，大半皆因此而起；譬如北洋政府為什麼不能與南方的革命政府合作建立一統一民主的國家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洋政府是“滿清遺毒”，是曾經服務過異族的“漢奸”，這使得革命黨人不見容這批“割稻仔尾”的政客，甚至像曾經主張君主立憲制的梁啟超也不見諒革命黨人的作法；非但如此，新興的革命小將要革老革命的命，種族革命可無限衍生成奪權的理由，這就是1949年以前國民黨的狀況；現在有許多人要問毛澤東為什麼要換招牌？稱新中國，其實就是想與舊中國作一了斷；這就是種族革命所帶給中國的厄運。
    無獨有偶在台灣也上演這齣好戲，激進的台獨份子為了與中國作嚴格區分，甚至說自己是漢人與荷蘭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日本人、原住民的混血，語言上分明是閩南語卻要說這是有別於北京話的台灣話，把閩南古字說成是台灣特有的文字，醜化中國；目的就是奪權。種族意識是最廉價而容易操作的兩面刃，所有訴諸種族意識的政客其實背後包藏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