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本於良知對執政提出批判，勿政治操弄。

    蘇東坡在北宋神宗年間任祠部員外郎，因在政見上與王安石相左，所以請調外埠，一直到哲宗即位才回朝擔任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等職；蘇軾無論文、書、詩、詞都自成一格，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學大家。
    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在所著〈司馬遷二大罪〉文中指桑罵槐的數落了司馬遷一頓，說他所著《史記》 中竟把秦孝公時的商鞅及漢武帝時的桑弘羊都列為功臣；這是對後來的學者莫大的羞辱。商鞅所實施的嚴刑峻法對人民就像豺虎毒藥一樣，尤其連坐法，一人犯錯，子孫都要受到連累。而桑弘羊更是投機政客，把鹽、鐵收歸國營，與民爭利，竟還在武帝面前說：不加賦而上用足。”這種昧於事實的話；但司馬遷不辨忠奸，還盛讚他們。
    其實蘇東坡對商鞅連坐法的批判，正是他對王安石保甲法的批判；對桑弘羊鹽鐵國營及均輸法的抨擊正是他對王安石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的不滿。蘇東坡自然以為這些變法的倡導者都是在執政者面前耍猴戲，能被執政者青睞的原因不過是他們讓執政者擺脫了原來傳統法制的束縛，使其以為可一蹴即成。
    在當時蘇東坡的這番言論必引起許多知識分子的響應，而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但王安石變法有其不得不的理由，那就是北宋當時的財政愈來愈困難，連平時的國用都不足，更遑論要對付北方如遼及西夏的入侵了。知識分子如蘇軾者尚且以批判的角度對執政多所批評，而不願同心協力共體時艱的幫國家渡過難關，怪不得毛澤東要罵知識分子是臭老九了；所以知識分子對國政提出批評應本良知而不要有政治操作的心態；像最近嘉義縣政府涉及的收賄案，部分親綠的政治人物或媒體就硬是說執政黨操弄司法平衡對其不利的林益世收賄案，而不願就事實進行釐清，這就是以政治操弄的手法混淆視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