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觀

  武訓是一個生長在清末山東堂邑的窮乞丐，原名武七，後來行乞興學的事跡為朝廷所表彰，讚譽他“垂訓於世”，才將其改名為訓。這則故事流傳到共產黨建政的前一年﹝1948﹞由電影界看中是一感人體裁，而由文藝界將其開拍成一電影。並於1951年在北京放映，首映會上還邀集周恩來、朱德、胡喬木等百位中共中央領導共同觀看；映畢並獲得在場觀眾的熱烈掌聲，朱德甚至稱讚這是一部很有教育意義的電影。
  但這部以宣揚勤苦興學精神的影片卻在毛澤東一篇社論的抨擊下逆轉成了一部“鼓勵改良主義”的反動影片。原來毛在建國之初，對於許多同志的志得意滿很不以為意，尤其他對於影片中武訓的歷史觀點很不認同，因此掀起這場思想批判的浪潮。
  武訓對於明末李自成的叛亂導致崇禎皇帝自縊煤山及水滸傳中王倫佔山為王、洪秀全起義等事件都持反對態度，恰好這些事件有影射共黨奪權的意味，所以觸怒了毛敏感的政治神經，而將此片打成右派反動勢力，而加以徹底批鬥。毛在社論中說：像武訓這樣的人，處在清末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及國內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時代，卻不去觸動封建及上層建築不合理的體制，反而為封建文化宣傳，為取得自己的文化地位，就反動地竭盡卑躬屈膝之能事，此醜行怎值得我們歌頌呢？承認或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容忍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歷史及民族的反動宣傳。
  此語一出，無疑讓此片成為了一含有封建餘毒思想的影片，社會因此大加撻伐；而且以政治手段介入文藝問題的處理，這對共和國以後的教育及文化發展都蒙上了陰影，今日所有有關思想整肅的議題也都來自這種粗暴魯莽的態度。
  台灣過去二十年來就步入這種邏輯中，任何對公眾事務的意見表達都要回溯其基本用心，檢查其是否“愛台灣”“認同這塊土地”“回歸本土”否則就是出賣台灣；然而那些真正危害台灣的人只要打著這些旗號就能橫行無阻，無事生非；這豈不是毛當年的態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