弒逆

    蘇東坡在論“武王非聖人”一文中，對周武王推翻殷紂這件事是有所批評的；而且他引孔子及、周公、董狐對武王的評價都是略帶負面的，認為他未求全，有違君臣之道。尤其以孔子的批評最為嚴厲；孔子自認是商朝的後裔而生長在周朝的人，不願直接承認自己是周朝人，就隱含了周從商繼承政權的不當；另外他盛讚古代的聖人，只以堯舜禹三人為的，從不提商湯及周武王，就是對他們以下凌上的奪權作為，不以為然；且盛讚文王，說他具備“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實力，也還是忠誠的事奉商紂，可算是“至德”了；言下之意，就是對武王的不認同。
    周公在所作〈無逸〉中列舉古代的聖王，只舉殷中宗、高宗、祖甲及文王，未提及商湯及武王，也是對他們有不及求備的遺憾。其中春秋晉國的史官董狐，也是孔子所稱道的“古之良史”，在論及商湯放逐夏桀於南巢，及武王克商於牧野的歷史時，都以叛及弒的角度記載，可見湯、武革命確實在當時是逆倫的。
    蘇軾的觀點以為，在文王的時代，各地諸侯是自動來投效於文王之下的，大家擁戴他成為諸侯王，行天子之事，那麼周是否要代殷而另起，則與紂之存亡就沒有必然關係了。言下之意，可不必揹上弒君的惡名來重建新政權。
    如今民主政治已是由人民作為國家的主體，任何個人都要服膺於民意之下，應無弒逆之事；但實際上扭曲民意的事卻層出不窮，譬如馬英九提出的兩岸和平協議，呼應台灣人民對和平的渴望，未經溝通，就被在野黨扭曲成是投降協議，但面對自己政黨也曾倡議的“兩岸和平架構”就說是具前瞻性的政策主張，這就是最具體的“昨是今非”；影響所及是人民的和平訴求被曲解成政治攻防的煙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