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期待的一種改變

    史學家認為明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都會不約而同的直指是明神宗萬曆皇帝，但更精確的指是萬曆十五年的就是歷史學家黃仁宇了；他的理由是自萬曆十五年，神宗皇帝就因為立儲問題與大臣們起了爭執，他一氣之下怠政三十三年，他這麼作是想懲罰大臣們對他的不尊重，但他也因此斷送了明朝甚至影響了近四百年的中國。最後他還是屈服於文官體制及傳統文化的壓力下，由皇長子朱常洛繼任，然而即位後一個月就死了。
    萬曆帝即位的前十年，因年僅十歲，所以都是由其母李太后代為聽政的，太后又把軍政大權交給張居正裁決；張居正就實行“一條鞭法”的政治改革，使社會經濟有很大的發展，所以被譽為“萬曆中興”。張居正在萬曆十年過世，由神宗親政，前四年還能與大臣行禮如儀，一直到萬曆十五年，終於因立儲事與內閣爭執，而不出宮門不理朝政長達三十三年。
    神宗皇帝到底是不是一位根本不適任的皇帝呢？黃仁宇在書中曾這樣寫道：“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宗旨善良，也不能補足技術之不足。”意指即使像一國之君的神宗皇帝也無法撼動這個被傳統束縛的文化環境；但國家一天天的長大，人口的壓力與日俱增，似乎又有一種期求突破現狀的力量在醞釀。神宗消極抵制的結果是把國家都賠了進去，但始終如一的文化束縛卻也限縮了這個國家發展的可能。
    所以他又提到當時的三個人來印證這個時代的氛圍，分別是海瑞、戚繼光及李贄。他形容海瑞是“被人仰慕，但卻沒有人按照他的榜樣辦事，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公職而犧牲奉獻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至為微薄。”他形容戚繼光“戚繼光的求實精神表現於使革新不與傳統的距離過遠。”對李贄的評語是“不過是反映明朝在儒家倫理文化趨於僵化下，思想界的苦悶和困局而已。”。某一部分都在否定既有的儒家思想在長期未經演化的情況下成了實際上阻礙社會進步發展的因素。
    由萬曆十五年的例子對應現代兩岸的發展，就可看出，中國大陸的人民有強烈想從原有體制中掙脫出來的那股衝動；而台灣似乎也有發展走到盡頭，不得不脫胎換骨的味道；從韓寒“太平洋的風”對台灣人文素質的推崇，到台灣近來講求公義的呼聲中，兩岸人民都期求一種改變，但絕不要嘶聲力竭在政客旗幟下的盲動，而是更符合人性的一種訴求─可不可以不再以金錢多寡論成敗；可不可以不以學歷論能力；可不可以不講關係一樣受到尊重；可不可以把施予看作獲得。太平洋的風翻過中央山脈在台灣西部人口稠密的地區沾染了和煦的氣息飄過海峽，溫暖每一個中國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