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攤在陽光下

    魯穆公問子思有關龐瞷兒子不孝的事，子思不願議人長短，所以推說不知。子思離開後，子服厲伯覲見，穆公問他有關龐瞷兒子的事，子服厲伯說：他有三項過失，...。娓娓道來，都是穆公不曾聽說過的。自此以後，穆公對子思更為敬重，反而輕賤子服厲伯。這是因為子思認為執政者應該尊賢並推崇其德，把善行義舉宣揚出去讓人民效法；至於那些社會陰暗面的事，則不是執政者所該知道的；因此子思不願向穆公說。子服厲伯則不然，他巴不得向穆公展示他消息靈通的本事，所以向穆公侃侃而談。由此可知，子思與子服厲伯彼此間道德修養的程度了。
    然而韓非子卻不以為然，他舉例說，如果執政者都不瞭解屬下的意圖，那政權就岌岌可危了，像魯國的政權最後落入季氏家族手中，就是執政者事先沒有掌握好季氏的動態，不瞭解其意圖，才大權旁落的。對於把這些情資蒐集後向執政者報告的人，他們對是非的判斷與執政者一致，並且以執政者的利害為利害，所以他們的舉動是應該得到執政者獎勵的，而穆公卻輕賤向他報告龐瞷兒子不孝的子服厲伯，卻推崇不向他報告的子思，是否是非不分呢？
    這恰巧也是儒家與法家在對揭密者的態度上有迥然不同的差異。民主政治以人民為主，把官員或準備角逐公職者的秘密向眾人揭露，西方社會說是人民有知的權力，讓政治人物接受檢驗其實也是讓人民得到更充分的資訊，選擇為他們服務的公僕，並無不可；這也是呼籲法家的思維。但若是政治人物利用情治單位的情資作為打擊異己的工具，或使自己逃避司法的巧門，那就是公器私用，不只道德淪喪的問題了。
    魯穆公若要為國家選用人才，而龐瞷的兒子正是被遴選的對象，穆公向臣子們詢問，臣子們當然應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若非此用途，則子思的考慮就有其必要了。因此揭密者與執政者對於情資的心態才是決定善惡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