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王安石對於史記所載“齊伐魯，孔子交待子貢去說齊伐吳，央吳救魯，及說越、晉，使五國交兵，最後救了魯國。”的這段歷史存疑；他舉了三項理由：其一，子貢的行徑與張儀、蘇秦等人無異，與孔子所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精神有違；竟為了保全即將滅亡的魯國，而擾亂齊國與吳國，難道對這兩國的人民沒有仁心嗎？其二，孔子與子貢當時都是一介平民，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竟連獨樂陋巷的顏回都不如，所以這是讓人起疑的第二點。其三，即使孔子及子貢仍對魯國有憂患之志，想盡一國民之義，但也不致以變詐恫嚇的語言去亡人之國而求自存？所以王安石認為司馬遷所載有誤。
    說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王安石特別解釋說：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說堯的時候，天下就受水患之苦，堯信任的接班人舜先找來鯀，為世人治水，結果無功，等了許多年才找到禹，禹以九年的時間，三過家門而不入，才把水患治好。像禹這樣的有能力治水的人，看到百姓受水患之苦，看到堯及舜為水患擔憂，卻仍要等鯀治水失敗後，堯及舜向他請益委他治水時，他才肯盡力，為什麼呢？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沒有得到人民及君王的信賴時，是不得擅政的。
    這好像與現在人的想法有出入，現在人認為政府要受到監督，政黨要相互制衡，人民才能有保障。這是對施政的結果而言的，在政策的制定與推行時，其他政黨及人民應給予空間，不可在政策未執行前就作無謂的批評。譬如陳水扁所推行的金改案，其目的是使國內體質較弱的金融機構得到茁壯的機會，可與國外的金融機構一較長短。所以在政策推行之前，政黨不該無的放矢的批評；但在公營行庫被併後，公股也支持了民股的股東，交出了經營權，竟然這些原本的家族企業依舊把持經營權，不思體質健全，甚至利用公營行庫的特許權，繼續壟斷利益，這就可受公評了；尤其以此作為向財團募集政治獻金的工具，更值得檢討。